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妇女的火车头

　　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去了。我做的那点事不值得一提

　　★ 本刊记者/何晓鹏(发自沈阳)

　　见到田桂英是在她女儿家，屋里挂着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个年轻的姑娘身着制服，从火车头车窗里探出身来，表情坚定，目光悠远。车窗下是一面锦旗，上写：妇女的

火车头。

　　如果没人介绍，很难把照片上的姑娘与眼前的人联系起来。56年前闻名全国的“铁姑娘”如今已经76岁了，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在1950年评选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时，是464人中的一个，那一年她20岁。

　　几个小时的采访，田桂英始终面朝记者侧坐着，好像在开火车；这个姿势很累，她一次都没有向后靠过。田桂英说起话来语调和缓，多年前的往事仍然记得清楚。

　　“我这人心挺野的，那时就想干点有技术的工作。”

　　为养家，田桂英13岁就进城当童工，直到17岁，大连铁路招工，她进了机务段。

　　田桂英出生时，上面有五个姐姐。一家人靠父亲打鱼为生。打着了就能吃饭，打不着就饿着，尤其是冬天，海面封了，渔船出不去，一家人就干挺着。

　　爷爷去世时，要送回老家下葬。田桂英的妈妈没有一条完整得可以穿出门的裤子，只好向别人借。等回家时，还没等进家门，就让人脱下去要走了。

　　“妈妈去世时还想着这事，为这事她羞愧了一辈子。”田桂英说，“姐姐们很小就出嫁了，那时结婚不像现在，嫁人就是为了向男方家要钱，嫁一个，生活就向前推一推，一点点维持。”

　　田桂英的人生改变就是1949年6月20日。

　　那一天，19岁的田桂英怯生生地进了屋，在女火车司机培训班的报名表上签了名。从那刻起，这个贫苦的渔家女开始经历另一种人生。

　　大连在1945年就光复了，之后一直处于前苏联的军管状态。机务段的段长李索夫就是个苏联人，培养女火车司机的念头就是缘于他，他觉得：苏联都有女火车司机，中国为啥不能有？

　　当时的中国，女人出来工作很少见，即便出来，结婚之后都回家当家庭妇女。包括田桂英在内，整个大连机务段只有4个女人，让女人去开火车，那更是破了天荒！

　　这消息让田桂英寝食难安，她在职工俱乐部看过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苏联女火车司机，膀大腰圆、威风凛凛，田桂英很羡慕。

　　“我这人心挺野的，那时就想干点有技术的工作。”在进机务段之后，田桂英参加过共产党办的夜校，这让她的想法有了很大变化。吃饱饭已经不成问题了，她要做的是不再受男人压迫，证明自己跟男人一样行。开火车是个好机会！

　　阻力很大！

　　“她能开动火车？那要男人干什么？”“女人不在家里守妇道，去开什么火车，太不像话了!”从家人、亲朋到同事，没人觉得她能行。

　　“那时开火车不被人看成好事，事故多，撞人、撞车什么的，活又脏又累。我父亲坚决反对，他对我说：‘再咋穷，有口饭吃就行！我绝对不能让你去！’当时段里的男职工都反对，都说不能干。他们的实践经验让他们觉得女人干不了这活。”

　　田桂英还是报了名。但她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自己到底行不行，于是她干了一件事。

　　那天一大早，她到段里，见到司炉孙师傅。

　　“孙师傅，咱俩掰掰腕子，看谁有劲。”

　　“好！”

　　田桂英胜了。

　　“孙师傅，你觉得我这样能开火车不？”

　　“能！”

　　田桂英有信心了。

　　“那天啊，孙师傅下夜班，累了一晚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想起往事，76岁的田桂英呵呵笑。

　　就这样，田桂英跟另外8个姑娘成了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

　　“那时谁也不敢说苦说累，就怕领导不要。”

　　10来斤的大平板锹，每3秒一锹炭，15分钟要投280锹。

　　投炭是给火车烧火。投出去的炭还要成簸箕形——中间低平四边高，这样火烧得才旺，火车上投炭不比平地，车身一晃，一锹炭全撒。就是铁打的身子，也让你累得化出水来。

　　9个平均年龄20岁的姑娘就练这个，一练三月。

　　刚开始时，即使她们拼了命地干，顶多也就能撑100锹。一天下来都跟水人儿似的，回到屋里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挣扎着起来。“真苦啊，那时谁也不敢说苦说累，就怕领导不要。”

　　眼看着她们的胳膊一天天粗起来。

　　但接下来的机车理论课又让她们“脱了一层皮”。9个姑娘，最高的只有小学文化，更有几个一天书也没念过，老师只能画着图给她们讲理论。

　　8个月零20天，中国第一批女火车司机就这样“出炉”了。“如按正常程序，培养一个内燃机车司机，光在讲习所就要学两年。”田桂英说。

　　因为田桂英毕业考核成绩最高，她被任命为司机长，她们的包车组被铁道部命名为“三八”号包车组。

　　从3月8日到8月末，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田桂英的包车组创下了安全行驶3万多公里、节煤51.76吨的纪录。

　　一夜之间，全国的报刊都在宣扬“三八号”包车组的光荣事迹，这些“铁姑娘”的故事被收入当时的中小学生课本。全国人民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女火车司机。

　　那年“五一”，田桂英被评为东北路局一等劳动模范。她的包车组开着“三八号”从大连出发，沿途运送200多名劳动模范去哈尔滨参加东北铁路劳模大会。途经车站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都想看看女火车司机到底是个什么样。

　　“那时我们无知啊，不知道总理只是在沈阳念过书”

　　1950年9月底，荣耀达到巅峰。

　　20岁的田桂英作为东北铁路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第一次评选自己的全国劳动模范。

　　田桂英说，去之前她不知道会被评为全国劳模。事实上，后来几天发生的事，没有一件是她能想到的。

　　9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代表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田桂英被安排向毛主席献旗。为了这次献旗，田桂英想了好几天，她想对主席说点什么，最终决定祝主席身体健康。

　　结果一上台，激动的田桂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一直哭到下台，想好的话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更让田桂英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下午6点，会议组安排劳模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在她那桌竟然有周恩来总理！

　　“总理和我就隔着一个人，真紧张啊，想给总理夹菜也不敢。总理看出我们挺拘束的，就问你们是哪地方来的啊？我们说是从东北沈阳来的。总理笑着说，我也是沈阳人啊！他一说是沈阳人，我心里一下就放松了。哎呀，总理您是沈阳人啊？！那时我们无知啊，不知道总理只是在沈阳念过书。”

　　“总理就给我们夹菜。他对我说，田桂英，你最小，你去给主席敬酒吧。我也不会喝酒啊。总理说不要紧，让我代表铁路工人给主席敬酒。”

　　田桂英说她给毛主席敬酒时，心里害怕极了，硬着头皮去走过去，腿肚子都在哆嗦，敬完酒回到座位上时，她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从北京回来，田桂英生活就发生了改变。她不但作为中国青年代表访问苏联，还成为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的精神榜样。

　　1952年底，“三八号”包车组解散了，田桂英和她的女同事被送到学校补习文化。1955年，田桂英考进唐山铁道学院，在机械系学习蒸汽机车理论，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机务处当工程师。

　　十年之间，田桂英完成了一个从贫苦的渔家女，到全国人民的楷模，再到大学生、工程师的转变。这一切变化始于1949年6月20日那一天。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去了”

　　田桂英是1985年退休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她的一生值得羡慕。但田桂英说，直到退休之后她才觉得当劳模是个好事

　　“上大学时我就跟人说，我要是结婚有小孩，绝对不让他当劳模，把工作做好了就行，别当劳模，当劳模压力太大了。”

　　“一开始是不懂什么叫劳模，自己被选上了，也不知道大伙为什么会选我。那时被选上了我还特别害怕，不愿意当。担心啊，老开火车哪能不出事？出事后怎么向组织交代？”

　　这种压力不只在工作上，年轻时的田桂英不会想到，她直到35岁才会结婚。这个年龄即便放到现在也很晚了。

　　从参加火车司机培训开始，田桂英和她的包车组就被禁止谈恋爱，找对象得要领导批准。

　　“现在一想，上当了！那时人都听话，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分析领导说得对错。等到同意你找对象时，跟你差不多年龄的人都已经成家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啊，找对象不是比自己大很多，就是找了个小女婿。”

　　最热火朝天的十年也是寂寞奉献的十年。紧接之后，劳模这种荣耀到了文革时期反而成了她的“罪行”。

　　在那年月，黑白颠倒，田桂英被扣上“假劳模”“假党员”的帽子下放了；工厂开会时，糊好的高帽等着她戴起来接受批斗；连俄语都不会的她还被人说成是“苏修特务”。就是在那段日子，田桂英扔掉了她所有的奖章、奖状。

　　“你问问那些劳模，在那个时候，谁把当劳模看成是光荣的？”

　　这一切直到文革结束才改变。风平浪静了，当劳模光荣的感受又慢慢回到田桂英的心里。“我原来都不想当这个劳模了，压力太大了。别人能做的事我做不了。可现在我当这个劳模我感觉挺光荣的，党和人民没忘了我。现在大伙都宣传劳模精神，劳模也受了尊重，感觉当劳模还是好的。”

　　现在的田桂英每周都要去位于沈阳北运河的劳模物业公司，从家到那里需倒两次车，一个半小时。膝部的骨质增生让她走起路来有些痛苦，但从1997年到现在，她从未中断过，她和众多退休劳模一起做着北运河的绿化保洁工作。

　　田桂英还经常被邀请到学校、社会单位去讲述她年轻时的故事，但当劳模的苦处她从没说过，她说这一生得到的远比自己付出的多得多。

　　“我做的那点工作要拿现在来比，算个啥啊。我有今天，只不过是刚解放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把我推上去了。我做的那点事不值得一提。”

　　“毛主席的恩情永远也报答不了”

　　问：你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劳模形象，那么，在你看来，劳模的标准应该有哪些？

　　田：我感觉，当劳模是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个想法。像我们小时候在旧社会就是受苦的，突然能吃饱饭了，就觉得应该好好工作，报答党。解放以后我感觉党给我自由了，毛主席和党的恩情我永远永远也报答不了，就要把自己所有的劲都用到工作上。

　　问：那么，据你观察，有没有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劳模？能否举例？

　　田：你看我们过去的劳模，比如铁路上的，养路大王某某人、操作大王某某人、调车大王某某人，你选出来之后确实能站住脚。一提起这个人，大家就知道是谁。现在这些劳模一年两年行，过一段大家都忘了，站不住脚。

　　问：有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和体育明星，当上了劳模，你认为，作为劳模，他们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田：那绝对不一样，咱们过去的那些劳模那真是实干出来的。现在劳模我看……有的说是花钱买的，咱倒不知道真假，现在当劳模容易，填个表就是劳模了。那时候人的思想特别朴实，领导说什么都听，不管你对不对，也不分析，叫干啥就干啥。

　　问：你认为，劳模对公众的榜样作用，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田：不如以前了。过去的老劳模即便去世了，他在别人心里还是劳模，能树立起来，这些劳模都是干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劳模。现在的劳模有几个能树立起来的？现在的工人没有把技术钻到底，他说不出来一套东西。

　　问：作为劳模，你感觉，真实的你和媒体宣传报道中的你的形象，有没有区别？

　　田：没有，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我讲的报道的。

　　问：宣传报道对你的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

　　田：也没什么影响。看到有报道了，他们有人会打电话来，“哎呀，在报纸上又看到你了”，有的说你真行啊。也有看法不一样的，比如看到开大会把我们请去了，就说“平时一点好处也不给你们，到开会了用到你们让你们去了”什么的。但我不这样想，我总觉得我现在对党没有贡献，党没有忘记我、人民没有忘记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问：你觉得用以前那种方式现在能选出真正的劳模吗？

　　田：选不出来，真选不出来。

　　问：能不能采用民主推选的方式来产生劳模呢？为什么？

　　田：这个我也说不好，我退休20多年了，对这些也不知道了。你说让大家选，干得好的人不宣传大家也不知道啊。比如徐虎，电视一宣传大伙都知道，觉得这个同志太了不得了，我也在衡量自己，徐虎做的一些事我就做不到。但电视要不报道他，别人也不知道，没法选。★

　　劳模评选内容变迁

　　到2005年，评选劳模13次，以前有些随机性，1989年召开的全国劳模大会以后，初步定每5年表彰一次。

　　这13次劳模评选可以简单归纳为：1950年，召开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6年是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59年全国群英会，1960年召开全国文教群英会，1977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一直到1989年是表彰劳模，以后形式开始固定。

　　劳模评选的比例是有要求的。首先，企业职工不少于劳模评选总数的45%。其中企业职工中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5%。第二，在企业职工中，企业负责人不超过22%。同时，为了表明农民的突出作用，农民比例不低于20%到25%。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更强调动脑，苦干还要加巧干。

　　整理：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