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状元村每户收入不超千元 27年出5百大学生(2)

　　逐渐被教育卷进去的村庄

　　董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董通还是没能还清读书时借的贷款。

　　董通家是这个状元村另一个出名的状元家庭，他们家总共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

他是1994年上的大学，当时的学费已经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读4年书父母从高利贷借了1.7万多元。“那时候家里一年种粮食的收入还不到1000元，为了读书，我母亲试图去银行贷款，但贷款需要抵押，我们家的土房子太破了银行不肯，最后只好向私人借，利息是5%，也就是100块一个月要还5块钱利息。等我毕业的时候利息几乎和本金一样了。”1998年刚毕业，董通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一个月收入才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涨到1000多元，“所以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还完”。

　　按照村里人归类，整个村里人真正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这个村子的大学生大都是在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称为第二代大学生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董通的母亲告诉记者。

　　在他们家里难过的不仅是老大董通，还有他妹妹董会。董会是2000年考上大学，学费就要4500元，再加上生活费，总共借了1.2万元。相对幸运的是，她当时是找银行借贷，利息相对较少，“她现在在黔西一中教书，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只能是慢慢还了”。事实上在董通家，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董宇读到初中毕业，也贷了1万多元，不过他不是用它来读书，而是买了辆车在邻县的火电站拉煤渣，挣了些钱后，他又加贷款用6万元多买了辆大卡车，在村子里2001年才开发的煤矿拉煤，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不过董宇还是父母最担心的孩子。他父亲告诉记者，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根本找不到对象，而且这样的工作虽然现在好，但也是一时的，煤能运几年呢？

　　赵世琪常会劝其他人家说，他家的方式在这个年代不可能复制了。“我们家孩子书读得早，所以刚好负担得起，要是现在肯定不可能了。”他举例说，比如老五老六上大学要3750和4700元，靠一般工资也难供养出来，“还好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大学生，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可以顶我们一年，现在村里其他人吃力，就因为土地一直在贬值，而学费一直在涨。”

　　董通家庭的困境就来自于土地能获得的收入和学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导致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另一方面相对于物价和学费，土地在贬值。“1亩田每年大概能产米700斤左右，而米价一度在1986年涨到1.5元一斤后，这20年来一路下滑，最低滑落到7毛一斤，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上升到1.2元左右一斤。也就是说，土地所能获取的利润一直没有变化，然而这几年物价不断翻倍，学费差额一直在扩大，现在单靠土地怎么能承受的了？我们家以前也想靠种烟草，不过1996年后，烟草也突然卖不出去了，还是要回到靠庄稼过日子。”董通的母亲对记者说。

　　事实上有个趋势，时间越往后，人均土地越少，收入和学费差距扩大，上大学已经从一个家庭的投资变成一个家族的风险经营。赵勇家就是这样。

　　赵勇家算是第三代大学生家庭。赵勇和他弟弟都是在1979年后生的，所以家里只有父母分上的2亩地，“从小到大温饱一直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读书了，我和弟弟读书都是向亲戚们借的。”赵勇对记者说。到1999年赵勇读大学，学费已经要五六千元了，比较近的亲戚几乎都借光了，“你想想，农民的收入就这些，所以一个家庭大概能借到千把元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赵勇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让他们都能读书，赵勇的亲戚和他父母商量，帮忙贷到6万多元，把家搬到县城，在县城剧场旁边租了个小店，经营些杂货希望能由此赢利。“靠种田是根本没希望的，种田下去所有亲戚都要被拖下去。”赵勇母亲对记者说。现在这个小店扣掉租金和其他费用，一个月就600到800元左右的赢利，而赵勇的弟弟也在去年开始上大学了。

　　赵勇今年就要从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他告诉记者自己压力很大，“现在大学生工作非常难找，而且我背后是一个家族的期望，好多亲戚的钱都投到我身上了”。

　　或许整个村子就这样全都被教育卷进去了，“村里的人都是相互借钱，好几个家族的钱凑在一起才够一个大学生的花费。现在整个村里的钱几乎都通过借贷投到教育里去了，所以要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那拖累的可是一大片的人了。”赵勇的母亲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