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状元村每户收入不超千元 27年出5百大学生(3)

　　不得不冒的险

　　只有老人和小孩，很难看到年轻人，“除非在路上”，“他们会突然蹿出来，把你捆住，抢掉你所有值钱的东西。”夜晚19点，肖国宾骑着摩托车载着记者，沿山路从龙场村到黔西县城，在路上对记者说。

　　一片苍灰的夜色中灯光偶尔照出人影，路过骑在牛背上的小孩，扛着工具回村的老人，还有背着一篓粪成群回家的5岁左右的小孩子。他们看着疾驶而过的摩托车有的喊声列队，像迎接视察一样整齐地排列在路两旁，还有的小孩子向摩托车扔石头。“有的孩子讨厌摩托车有的孩子喜欢摩托车，他们大部分是刚断奶就被在外打工的父母送回来，和爷爷奶奶守着这片田。还有的孩子幸运点，父母大点就把他接出去，要不就等到年纪够大了出去打工——都只能通过摩托车，这样的山路还是只能走摩托车。”

　　肖国宾说他很怕晚上开车，因为怕路旁冷不丁孩子扔出来的石头，更怕的是看到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是在外面打工不顺利回来的，因为家里都还要养父母和供读书的兄弟，往往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从这个村庄出去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考大学，一种是打工。已经教书20多年的农场中学的赵老师发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1996年之后，村里出的大学生突然少了。按照他的理解，“主要是钱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根本借不到。小学进来是三个班180个人，到初中毕业参加中考就30多个人。”赵老师对记者说，“从1996年以后，往往家里一个打工供一个读书，到后来是整个家庭的其他孩子打工，供一个读书的。”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考大学的人到了这几年似乎又多了，不过赵老师很担心这种趋势，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走投无路的选择”。

　　赵老师的儿子也出外打工了，但是“打工这么多年，就刚好够养活自己，现在的打工环境很不好，中国的产业从粗放时期的扩张到近几年的整合和萎缩，开始排斥着低层次的劳动力，最近这几年几乎都不要工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就更好理解为什么更多家庭选择教育这个出口了”。

　　即使知道家里应该借不到高中学费，甚至很难贷到;即使知道母亲长在嘴巴的瘤如果扩散有生命危险，现在最急迫的是挣到做这个手术需要的1万多元，将要读初三的殷婷还是决定，“我一定要考高中，也一定要考大学”。她对记者说这话时候，眼睛一直盯着站在记者旁边的母亲，她的母亲杨正慧头发像干枯的稻草，没穿鞋子——村民就冬天穿鞋子，其他时候“反正不穿没关系”，手里还在把孩子拣来的粪便捏成一团用来培植玉米。殷婷的头发也有将近一半是黄色，杨正慧告诉记者，这是她自己染的，她读书太拼命了，头发竟白了将近一半，还是去打工的邻居家里借到的染霜自己挑染的。

　　她家可能是整个村里种地最多的人家了——总共承包了20亩地，父亲是隔壁村的，家里人口多，几个兄弟分下来土地就几分，所以就到这个村承包。他们家从娘家承包了7亩半地，从村里别人家承包7亩半，甚至跑到4公里路远的绿化镇那边承包5亩。但即使这么多地还是不够养活他们——这也是殷婷觉得自己一定要读书的原因，她对记者说，在土地上不管多勤奋，似乎都很难过。

　　20多亩地显然超出他们的负荷，他们家总共有5个孩子，三男两女，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殷婷是老三，底下还有两个同时读小学6年级的弟弟殷羽和殷雄。在这个没有现代化器械的农村，他们家整整承担了超过普通家庭4倍左右的劳动强度。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殷婷不可能轻松，每天白天都没有时间，就晚上读书，每天都到深夜12点、1点才睡觉，早晨7点起床就开始不停歇地上课、下课回家帮忙，“你就可以知道我女儿为什么白头发了。”说这句话杨正慧又心酸地流泪。

　　这样的劳作，他们家大概一年能收获6000斤粮食，需要交纳2500斤当作租金，剩下扣去自己吃的，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一年就要360斤，把那些剩下的卖掉，一年也就千把元。现在3个孩子，每个学费都是800元左右，“到了高中，学费和生活费下来，一年也要2000元，根本没办法”。

　　农村的收入渠道异常狭窄，除了种植，他们还希望能通过养殖增加收入。现在他们家养了20只鸭子、20对兔子、10只鸽子，“养鸭子一般需要三四个月，大概养一只扣掉饲料大概能挣4元。兔子是10元一对，和鸽子一样大概也就挣个三到四元，所以这些其实一年来总共能增加600元左右”。他们去年养过猪，“一头猪苗百多块，养三四个月大概200多斤，一斤3块3，总共能卖700多块，扣去饲料费用和买猪苗的钱，大概还剩100多块，但是去年猪价跌到2块8，扣去饲料费用还亏了，我们也就不敢养了。”

　　殷婷也想过要打工，她母亲拦住了。“他哥哥，也就是最大的那个孩子，读到初三考虑到家里根本供不起，就说要去打工挣学费，找人借了600多元让他当路费到广州，结果去了一年都没回来。春节时候来了个电话，一开口就哽咽，说他找到的工作没有超过500元的，这么久了，连路费都没赚够，更不要说学费。他说他挣不到钱就不回来了。”杨正慧还是忍不住哭了，“所以我们也不让她出去了，这几年出去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好的打工，他二舅舅也说过，这几年打工不比以前，刚去的几乎都没有超过500块的，而且大部分厂都不要人了。”

　　事实上，殷婷一家在龙场村还不算最糟糕的，龙场村还有60多户家庭受到意外的冲击——自从村里的煤矿开采后，以煤矿为原点，每年污染开始扩张，目前已经有60多户人家的地寸草不生了，拿着每平方米5块钱的赔偿金，不知道怎么过。

　　接受采访的时候，殷婷像是为自己鼓劲一样，反复提到赵世琪家，“他们家现在就过得很好。”要送记者离开时候，殷婷突然问:“现在大学生能挣很多钱吗？听说很难找工作是吗？要是读完书找不到工作挣不了很多钱我们家怎么办？我觉得我好没用。”说完这些话，她满眶眼泪。(记者 蔡崇达 特约摄影 吴东俊)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