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和冷战

4月29日，魏鹏和陈波起床后一起去菜场买菜，他们现在在同租一屋，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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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渤珍藏的合影，幸福的一家（翻拍）。

4月14日，北京协和SARS病友三周年聚会，协和病友是比较幸运的，他们都没有后遗症。

方渤长年居住在东直门医院，因为老年丧妻而拒绝回家。平时则托给邻居帮忙照料。

　　争吵和冷战

　　2004年5月，魏鹏治疗股骨头坏死出院。为了照顾病情更为严重的方渤，方惠和魏鹏搬到了父母家，和方渤、方音夫妻住在了一起。

　　在北京胸科医院SARS隔离病房患难与共的一个多月里，方家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层。那

时，一家人分住三个不同的病房，每天只能通过手机联系，相互鼓励。

　　魏鹏和方惠之间更是情深意重。当走下救护车时，两人手拉着手，决心就是死也要死在一个病房里，他们真的就被特殊照顾安排到了同一个病房。夫妻俩都争先把呼吸机让给对方用。晚上睡觉时，方惠怕呼吸机上的马达噪音吵到丈夫休息，又会特意把呼吸机放在自己的床头。

　　魏鹏说，他们生死一起走了过来，已经对爱情体会到了极致。出院后，两人肯定会相守着过一辈子。

　　然而，这个齐心协力共抗SARS的一家人，却没能抗过SARS带来的一系列撞击。

　　病愈出院当天，方家回到牡丹园北小区，却发现所在塔楼的11层，8户人家中6户已经外出避难，邻居汪良和妻子龙梅留守，因为汪良不幸被方渤一家传染。

　　也有让他们真情感动的时刻。居委会不时带着物品和鲜花登门问候，4楼宋老太太、14楼王老太太热情地送粥送饭，其他邻居的好意慰问，单位海淀区领导的电话致意。这时方渤总觉得自己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却多了一群亲人。

　　但是，他们心头的阴影仍然难以消去。

　　方渤承受不了老来丧妻的悲痛，害怕睹物思人，自2004年1月30日住进东直门医院起，便长住医院，拒绝回家。

　　魏鹏和陈波都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活主要靠魏鹏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维持。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两人心头都憋得慌，开始拿电脑游戏嘈牙子(北京方言，出火，穷对付)。他们说，玩游戏时屋里有种热乎劲儿，能打破那种郁闷的气氛。

　　下了班回到家的方惠，看到的只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闷头打游戏的一对连襟，屋里，晃荡着一个同样无所事事、爱打游戏和煲电话粥的方音。

　　不满开始悄然滋生。SARS之后，所有人的心理都变得敏感和脆弱，而对一些细节问题，却越发在意了。

　　每一件小事，都成了争吵的理由。垃圾不倒、大衣柜门板撞到了墙上，做菜没有擦掉地板上的油……每当这时，方惠都会使劲地冲魏鹏和妹妹嚷嚷。为了逃避这种争吵，魏鹏和陈波更加疯狂地把自己沉浸到游戏世界中去。晚上玩累了，两人就同住一室，留下方惠和方音独守两间空房。

　　方惠劝魏鹏尽快回到警队，申请换岗做些清闲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做做笔录之类，但申请没能成功。

　　一年过去，方家的生活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渐渐地，夫妻俩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不再争吵，也不再说话。就像是岔开了道的火车，越奔越远。

　　离婚

　　4月25日，一个辗转得来的消息让陈波感到震惊：龙梅和汪良离婚了，4月4日办的离婚手续。

　　他们也是一对患难夫妻。在陪伴汪良的日子里，龙梅接触了大量SARS病友，自发记录下他们的苦难。龙梅说，面对一个个家庭悲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逃开，又每每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回来。“经历过SARS的人，死去的需要超度，活下来的尤其是有后遗症的，大都需要心理治疗。”

　　对离婚一事，汪良曾在前妻面前深切自责：“明明知道身边的人对自己好，却还要把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想控制又控制不住自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陈波一开始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魏鹏。魏鹏一直把感情看得很重，怕害他又想起离婚这个伤心事来。魏鹏和方惠都曾说，如果不是因为SARS，他们两人也许根本不会分开。

　　和魏鹏不同，陈波和方音是奉命结的婚，原来就基础不牢的感情被SARS击得粉碎。2004年7月28日，陈波给了方音一巴掌。起因是陈波和魏鹏在屋里打游戏，方音叫陈波拿东西陈波没有搭理。方音赌气说，“你现在不管我，我以后也不管你。”

　　陈波就此搬出了方家，在通县的姨夫家借住，直到去年春节方音提出离婚。陈波没有向方音道歉，当年5月16日，两人顺理成章地离婚，像是互相解脱。

　　四天后，魏鹏也搬出了方家。这年的10月16日，方惠和魏鹏也离了婚。

　　不过，魏鹏始终期盼着方惠能回心转意，即使在离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复婚的努力，他们毕竟有6年婚姻的感情。两人谈了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魏鹏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患SARS时两人死都不怕，现在却会害怕在一起。

　　今年3月的一天，魏鹏去方惠住处拿衣服。方惠为了打理小姨在洋桥承包下来的餐馆，每天都住在那里。两人约了九点在牡丹园北见面，结果魏鹏在门口等了方惠一个多小时。方惠半道去医院看她爸。

　　“太晚了，就在家里住吧。”方惠留他。魏鹏突然觉得这个熟悉的家让他感到慌张，他离开了。

　　路上他收到方惠发来的短信：“是我把你赶出了家门，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现在也过得很苦。”魏鹏心软了，他想去洋桥看一看方惠。

　　那天他犹豫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出发。方惠跟魏鹏倒苦水，店里的伙计不听使唤，住的条件也差，店里每天早6点到晚10点都要她一人看着，十分辛苦。

　　魏鹏劝她租个房子，为这个两人又吵了起来。他们又想起了过去争吵的那些日子。

　　为了给自己一个期限，魏鹏曾限定今年春节跟方惠最后谈一次，成就复婚，不成就再不提这件事，哪怕将来方惠反悔也不行。

　　方惠最终没答应。但若真复成了婚，复婚后是回到SARS前的生活，还是得病后不愿再提的境地？魏鹏不知道。

　　客居医院的老父

　　方渤并不十分明了发生在女儿与女婿间的一系列争吵。从2004年1月31日起，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东直门医院，只在春节或清明时候偶尔回一趟家。在家里，他经常会想起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而这只会让他更难过。

　　但同是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颇能理解女儿和前女婿们的心情。“一个女病友，前些天来找我聊天，说心里难受极了，和邻居、街道、亲戚都相处得很不好。这个病对我们的心理、身体、经济上的影响很深。”4月25日，穿着红衬衫红毛衣的方渤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一边戴上了吸氧器。一提到亡妻，他就胸闷气短。

　　这位1968年的老知青、住院时间最长的人，现在成为病友的联络人，许多病友都通过他而结识。乐于帮助病友的他也从未吝惜自己的奔走和努力。

　　明知多活动对股骨头无益，但在住院的SARS病友最多的时候，方渤仍然几乎每天都帮别人去菜场买菜。

　　去年一年，拖着病体的方渤跑了3次北京市委、一次市卫生局、一次国家信访办、一次民政部、一次卫生部，向有关部委提交了SARS后遗症患者困境的联名信。联名信提出了为患SARS后遗症尤其是骨坏死的患者，提供免费的中西医治疗；为曾患SARS的市民提供健康损害补偿金；为生活陷入困境的SARS幸存者提供特殊救济措施三条请求。

　　方渤后来听说，北京市委很快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委托市卫生局妥善处理。

　　4月底5月初，病友的股骨头先后出现了大面积坏死，而卫生局的政策又迟迟没有出台。6月1日，病友再次向北京市委呼吁，8天后，卫生局83号文件出台。文件对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两种SARS后遗症，做出了提供免费治疗的规定。

　　在11月给王岐山市长的那封信中，方渤还特别提出了SARS患者的心理干预和支持的问题。方渤说，因为对后遗症不能治愈的绝望，或者对身边的亲人的愧疚，SARS后遗症患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危机。

　　今年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5号、152号文件，公布了北京市连郊区县在内的105名SARS后遗症患者确诊人员的名单，对免费提供的对症药物和药费做了规定，还补充了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的治疗费用按现行政策执行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