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万矿工生命遭尘肺病威胁

　　本报记者 周欣宇

　　肺的洗礼

　　早上7时15分，53岁的煤矿工人张沛被推进手术室。躺在洁白的手术台上，他一言不发，神情略显紧张。他正等待接受“双肺同期大容量灌洗手术”。

　　这一天是2006年4月12日。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四周异常安静。而若在夏季，这里早就游人如织了。

　　8时30分，在全麻状态下，医生把一根“Y”形导管插入张沛的口腔，用来进行左右两肺的“气、水”分隔：一侧肺由麻醉呼吸机供氧，维持人体的气体交换；另一侧肺则连接管道进行灌洗。

　　“咕咚咕咚”，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液体倒入仪器的声音异常响亮。1000毫升澄清的氯化纳液体沿着粗大的导管一次灌入张沛的肺里，冲刷、裹挟着沉淀在里面的煤粉。不到3分钟，从引流管缓缓排出的液体，已变得浑浊不堪。

　　3个多小时，共有10瓶总计10000毫升的液体进入张沛的肺里。从肺里灌洗出的液体被回收进几只大玻璃瓶。待瓶子静置几分钟，拿在手中细看，上方的液体中悬浮着一些灰色的絮状物，而底部，是密密的一层黑色煤灰屑末。

　　12时许，手术仍在进行。回收液颜色逐渐变浅，从黑色变成灰色，直至接近无色。

　　13时11分，手术结束。

　　张沛是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一位有着30年矿龄的老钻工。早在1995年，因为二期尘肺病，他在这间手术室接受过同样的治疗。两天前一进

　　手术后的第二天，黑瘦的张沛脸和脖子布满红色的斑块，但精神不错。他声音很大，嗓音沙哑，说话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

　　他讲起熟悉的井下生活：工人们开山放炮时用干风钻凿岩。电钻一开，岩石粉、石渣随风四处飞溅。鼻子里堵得全是颗粒大小不一的渣子，需要用手抠出来才能呼吸。每天收工后的好几个小时里，吐的痰都是灰色的。

　　1990年前后，张沛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尤其是夜里，经常一口气上不来被憋醒，靠着被子坐许久才能再慢慢入睡。以前结实的身体突然垮了，原本轻松的活儿也变得吃力起来。1995年，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此次，和张沛一同来洗肺的，还有他的十多个同事。前年，矿上进行了一次体检，但始终没公布结果。直到这次来之前，这十几个人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你们去洗洗肺吧。”张沛没有多问。他知道自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其实，矿上像他这种症状的人并不少见。

　　举着张沛的胸部X光片，陈刚主任指点着上面密布的“蜘蛛网”介绍，张沛呼入的粉尘末，都是入侵人体的异物。人体要想方设法消灭它们，结果就在肺内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包围圈”。在显微镜下观察，“包围圈”的中心是极细微的粉尘，周围是与它们展开过斗争的“吞噬细胞”，以及密密匝匝包绕的纤维组织，像横切开的洋葱头一样。这样的一小块结构，在医学上称为“矽结节”。虽然它的直径只有几个毫米，但是这些矽结节广泛分布在肺里，占据了肺泡的位置，使患者的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

　　渐渐地，这些矽结节越长越大，后来会相互融合，成为直径十几厘米的大团块，正常的肺组织被这些硬邦邦的东西取代了，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呼吸功能，直至呼吸衰竭，最终死亡。

　　据介绍，目前世界上也没有能治愈尘肺病的特效药。洗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缓病情的发展，但无法从根本上逆转病情。

　　1995年洗肺后，按照治疗要求，张沛应该脱离井下作业。因为已经受到创伤的肺如继续接尘，病情将加速恶化。但现实的情形是，张沛的儿子正在上中学，在矿井做后勤服务的妻子收入极低，全家的生活基本上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于是一天也没犹豫，张沛重返原来的岗位。直到1997年以后，张沛的工种变成“钻机维修”，但仍然是在井下工作。

　　10年里，张沛所在的煤矿，年产量已从300万吨猛增到3000万吨，每吨煤的价格也从几十元上涨到三四百元。而他的肺，在煤炭行业的这个春天里，正在继续“枯萎”。

　　即使如此，在医生们眼中，像张沛这样的国有煤矿尘肺病患者，其境况远不是最窘迫的。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医生异口同声说过一句话：“最最悲惨的是那些农民工，得了病没人管只能等死，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

　　梦断矿山

　　30岁的杨国焰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一件破旧的蓝色条纹西服穿在身上，就像被挑在一根竹竿上。当他说起话来时，像是有一只风箱在你耳旁拉来拉去。

　　杨国焰11岁上学，16岁小学毕业，之后在寨子里种了两年地。直到这时，他还不曾离开过贵州省天柱县柱溪乡的地盘。这里，因为承接着大自然的丰沛雨露，树绿山青，空气清新。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他浑然不知。

　　18岁那年，同寨的一个伙伴随口对他说：“跟我去矿上打工吧，一天能挣二三十呢！”

　　杨国焰不信：“干啥能赚那么多钱？我没技术，人家要吗？”

　　“肯定要！你那么壮，哪个会不要呢？”那是1994年，杨国焰说那时的自己，身体结实得像头小牛，和寨子里的年轻人摔跤打架，从来没人赢过他。

　　天柱县附近的大山里那几年开了不少小矿。一个拉上一个，渐渐地，寨子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吃饱家乡的饭食，深吸一口甜甜的空气，再看一眼期望过上好日子的妻儿老小，转身沿着田埂走出山去，奔向那些个给他们带来梦想的矿山。自然，没有人想得到，离家的人们，会带着灰色、黑色，甚至花岗岩一样颜色的肺回到山寨。

　　杨国焰的工作是打炮眼。“塞进雷管，点着炸药，只听‘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四周全是灰，两米以内的灯都看不见了”。

　　从那时起，他断断续续在四五个小矿井打过工。一次干几个月，挣上两三千，就回家待几个月，没钱了再出去干。

　　生活条件明显好转的杨国焰娶了邻寨一个姑娘。结婚几年，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可就在这时，他的衰老进程明显加速。

　　2000年，杨国焰感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稍微干点重活，就像扛了千斤重担一样沉重，“气只能喘到一半就喘不动了”。开始他以为是支气管炎，可无论打针、吃药，怎么也治不好。两年以后他被确诊为三期尘肺病。

　　杨国焰不敢再去矿上打工了。

　　可光在家里种地，入不敷出，一年下来，净收入源自每斤3元多钱卖掉的家中仅有的两头猪。他一狠心，远到浙江打工，在工地上帮人家剪钢筋。别人每月能挣一千多元，他干不了重活，每月只能挣到四五百元。

　　不久，他在浙江碰到一个同寨人。老乡告诉他，他的妻子跟别人走了。临走前丢下一句话传遍了寨子：“谁会跟个半残废人过日子呢？”

　　杨国焰没有怪罪妻子。他赶回老家，把孩子委托给一个乡亲，一个月出50元，请人家帮着做饭洗衣。

　　他和几个一起打工的人去找以前的矿主，希望讨个说法，但被臭骂一顿，还险些遭打。他们也想去法院起诉，但因他们与矿主之间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无法确立劳动关系。他们当中有人一年去几家矿，有的干了两年就再没去过，劳动与患病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最后只能作罢。

　　为了洗肺，杨国焰拿出这几年在浙江的全部存款，又在寨子里挨家挨户借了4000元，总算凑够了洗肺要花的8000元。

　　“寨子里得这个病的已死掉四五个了。”杨国焰像在说别人的事情，看不出一点伤痛，“能借到钱的就来治病，借不到钱的在家等死。”

　　漫长的沉默中，杨国焰肺里“拉风箱”的声音在病房里显得格外刺耳。不知说什么好，我匆匆说了声“保重”，起身告辞。

　　第二天，突然想起忘了给杨国焰拍张照片。可陈刚主任告诉我，他已经离开医院。前一天的检查结果表明，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这是尘肺病最常见的合并症。有肺结核是不能洗肺的，否则非常危险。

　　“他说来之前就知道。”陈刚翻看着病历，“但是因为上不来气太痛苦，太想洗肺了，故意隐瞒了病情。”

　　我有点接受不了，觉得病人抱着满腔希望而来，却满腹失望而去，实在有些残忍。

　　陈刚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他讲起一个故事：去年3月，来了一位背着氧气瓶的病人，42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60多岁。他的呼吸已经明显衰竭。为了筹钱治病，他把家里惟一的一头牛都卖了。但他这种情况，根本上不了手术台。一听不能手术，他一下跪倒在陈刚面前。

　　“作为医生，我每天跟那么多病人打交道，这时仍然感到钻心的痛。”他说，“尘肺病一旦到了晚期，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昌明的现代医学这时毫无用武之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活活憋死。”

　　张沛和杨国焰只是中国上千万煤炭大军中两名再普通不过的矿工，但他们用眼睛、双手和肺，一同见证了十多年来煤炭行业的春暖和秋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