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病：白伤猛于红伤

　　白伤猛于红伤

　　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老主任车审言也用自己的眼睛和手术刀，见证了尘肺病在中国的发展史。

　　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各矿务局每年夏天都往北戴河送疗养员，这是当时煤炭系

统的一项传统福利。矿工们来疗养时，常常有人找到医生，说自己咳嗽、胸闷，要求借疗养的机会顺便治病。经过检查，他们几乎都患上了同一种病——尘肺病。

　　1988年之后，随着煤炭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整体不景气，很少有矿务局再送工人过来疗养了。北戴河疗养院只能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车审言很清楚，对矿工来说，最迫切、最需要的当然是治疗尘肺病。

　　经过技术上的探索和准备，1991年3月15日，尘肺科首次为患者成功施行双肺灌洗手术。当年总共洗了45只肺。这些人，大多是矿务局送过来的疗养员。

　　此后，车审言和同事经常到矿山寻找病源。“我们一说尘肺病的症状和危害，呼啦一下就围上来好多矿工，边听边使劲点头。”说起那段历史，车审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煤矿的领导不欢迎我们，甚至私下说，求求你们快走吧，工人们要是都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就没法干活儿了。”

　　那些年，车审言在矿山亲眼目睹过不少重度尘肺病人。他们普遍的症状是胸闷、胸痛、气短、咳嗽、全身无力，重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不能平卧，连睡觉都要保持跪姿，最后往往发展成肺心病。“那就不仅仅是肺的问题了，而是全身多个脏器的全面衰竭。其状之惨，让人不忍目睹！”

　　怀着对尘肺病患者的同情，每次手术中，车审言都把使用的灌洗液的瓶盖留存下来，存多了就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再把换来的钱全买成贝壳项链，病人洗完肺要走时，她就送上一条。说到这里，车审言掉下了眼泪，她摘下眼镜，抽泣着说：“花几毛钱买的小项链，会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说要带回去送给老婆、孩子，因为他们自己根本舍不得买。”

　　即使车审言们如此努力，整个90年代，疗养院的病员还是越来越少，直至2000年，来洗肺的病人仅有60多名。但最近这两年，车审言发现，尘肺病人群有突然爆发的趋势，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尘肺村”。比如浙江泰顺的一个村庄，曾经有二三十名尘肺病人一起结伴来洗肺，其中有些是非常年轻的患者，“胡子还没长出来就已经三期尘肺了”。

　　“全世界的尘肺病患者，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中国的尘肺病患者，煤矿工人又占一半。”车审言介绍，“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国家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3倍还多！”

　　据主任医师马国宣介绍，发达国家如今基本已消灭了尘肺病。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早在1995年便建立了全球消除尘肺病项目，目标是到2030年消灭尘肺病。中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承诺。

　　而现实的情形比简单的数据还要严峻。据陈刚透露，所谓“60万”的尘肺病人数，仅仅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按照在全国煤矿总产量中的比重，地方、乡镇，甚至私人煤矿的尘肺病病例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实际数字至少在百万人以上。

　　中国煤炭职业病研究所所长马骏预言，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前后，尘肺病将成为中国农村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形势不等人啊！”马国宣几次重复着这句话。

　　尽管尘肺病发展的严峻形势已引起中南海的高度关注，经温家宝总理批示，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已于2004年11月成立，同时启动了尘肺病康复工程。但截至目前，该基金会仅收到18家企业的4000多万元捐款。

　　“这笔资金对于众多需要救助的尘肺病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马国宣翻看着厚厚的病人档案说，由于资金和能力所限，康复工程主要面向会员单位的尘肺病人。大量返乡的煤矿农民工，不在康复工程的范围内。

　　“何况，我们现在总共只有10个医生，两个手术台，每年只可以给300多名病人洗肺。如果增加到4个手术台，每年最多可以洗600多人。即使这样，上百万的病人什么时候才能洗完？”马国宣苦笑着摇头。

　　一位多年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报道的记者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对于矿难等“红伤”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为什么？”他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激动，“因为尘肺是把钝刀，杀人不见血。它不传染，不会马上威胁生命，更不会导致旅游萧条、餐馆歇业，而且‘牺牲’的往往都是农民工！”

　　富饶的贫困

　　一个月来，尽管采访了数十名患者、医生和相关人士，听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讲述了大量煤矿工人的艰难与辛酸：矿井下那黑漆漆的巷道、弥漫的烟尘和不绝于耳的咳嗽声，以及煤矿昔日的衰败与今日的繁荣，但对于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那一切似乎都不够真切。

　　煤矿工人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怎样生活着？是什么让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忍受尘肺的折磨？煤矿工人到底怎样分担着时代高速发展的成本与收益？特别是那些尘肺病患者，难道真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他们的肺，在追赶急驶的GDP车轮时衰竭而死；他们的肺，在为富不仁的矿井中窒息而亡。

　　我决定亲眼到矿山去看看。据说，想了解中国的煤矿要到山西，距太原市不到40分钟车程的西山煤电集团就是个不错的样本。

　　从太原市开车上山，目的地是西山集团下辖的已有50年历史的官地矿。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曾视察过这里。

　　一路上，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沿途两侧的山坳里，隐藏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私人煤矿，其中大多数没有生产许可证。对此，大家虽心知肚明，但因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睁一眼闭一眼。

　　到达官地矿，无法取得下井许可。我只好爬上护栏观望黑洞洞的井口。真是好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啊：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列装载着原煤的轨道车驶出矿井。一节车厢装煤3吨，一车20节左右，可以装煤约60吨。

　　有关人员介绍，该矿去年产量达到423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即将开工的总投资超过三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第一条地下输煤管道，入口在官地矿井下300米深的储煤仓，出口位于太原第一热电厂附近，完工后将使该矿年产再增加300万吨。

　　资料显示，官地矿7000多名职工中，有近3000名一线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正式工的比例很小，一般是班组长和一些技术工种。农民工又分为农民合同工和农民轮换工，合同年限1年至8年不等。

　　官地矿每班下井人数800多人，每天三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以前矿山效益不好，逢年过节都会放假，但从2003年以后，一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下午3时，上早班的工人坐着绞车升井了。早班的工作时间是早6时到下午2时。但工人从井口坐上绞车，首先要穿过8700米的大巷，历时40分钟，再下车步行20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这样，每天在井下的时间实际上大大延长了。

　　尽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钻出绞车的矿工们还是让我吃了一惊：28℃的气温下，他们个个身穿劳动布制作的厚棉服，脚踏黑色胶靴。全身上下，除了牙齿白得耀眼，到处都是乌黑的，尤其是鼻孔下面的两道黑，分外显眼。

　　“怎么不戴口罩呢？”我走上前问。

　　一群人哄的笑了：“在井下哪有人会戴口罩呢，本来就闷得上不来气。”

　　这群人，几乎全部来自晋南的贫穷山区。矿上每年到几个定点的偏远地区招工，经济条件稍好的地区，根本不用去，也没人会来。

　　矿井两侧的山上，错落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矿工们自发形成的村落，当地人称为“棚户区”。山上没有路，只有一条踩出来的小道，弯弯曲曲地通往山顶。我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爬上山，随便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

　　这是矿工翟谷(应被采访者要求使用化名)的家。他的妻子徐芳(化名)今年27岁，儿子上小学一年级。8年前，来自山西运城农村的他们花500元买下这座房子时，屋顶只铺着块破油毡。陆续花了几百元修理，才能够勉强遮风挡雨。

　　“别的还能将就，就是没水。”徐芳指了指地上的两只小塑料桶，又指了指儿子，不好意思地说：“旁边的山上有个水塔，都是俺俩去提水的。”

　　我举起相机对准徐芳，她的脸刷地红了，慌忙用手挡住镜头低声说：“俺们是受苦的人，别拍了，丢人呢。”

　　来自山西的有关资料显示，到2005年底，这个省仍有9.4万户，共计25.6万煤矿职工住在“棚户区”。大同的同煤集团的70万职工家属中，目前仍有16万人住在自建的“棚户区”内。

　　这些“棚户”是矿工们自己建造的，反衬着煤矿行业节节上扬的业绩

　　据报道，2003年中国煤炭产量达到 16.67亿吨，比2002年增长22.6%；2004年达到19.56亿吨，同比增长17.3%；2005年继续增长为21.1亿吨。

　　中国煤炭协会一名副会长说，近几年累计投资煤炭的资金已达2000多亿元。全国煤炭行业的投资2003年为437亿元，同比增长43.3%；2004年为702亿元，同比增长60.8%；2005年对煤炭的投资接近900个亿，同比增长50%左右。

　　由于煤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在山西这片昔日贫瘠的土地上，随处传诵着“煤老板”们富得流油的神话。特别是“2005胡润能源富豪榜”发布之后，公众的传闻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有关煤老板们的暴富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次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的新闻。一位山西记者向我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悍马的身影。那真叫一个霸气，轮胎和坦克的一样宽。”

　　除了购买豪车，据说煤老板们还喜欢购买

　　一位山东记者绘声绘色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几个山西来的煤老板到山东办事，顺便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带回家，可因为东西太多乘飞机麻烦，老板们大手一挥：“那就顺便买几辆商务车一起带回去！”

　　在煤老板们如此炫目的生活背后，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几乎都在拼命超产。然而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比重不升反降。

　　据安监总局测算，中国国有煤矿的安全投入缺口巨大，生产设备超期服役的约占三分之一。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小煤矿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德军认为，非国有煤矿投入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尤其是私营煤矿，几乎是一片空白。

　　资料显示，我国对煤矿安全投入只占GDP比重的1%左右，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是3.3%。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说：“全国国有煤矿累计的安全欠账非常惊人！根据测算，今后三年内，至少需要投入约518亿元资金才能清欠这些陈年老账。”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私人煤矿的通风口都被当成拉煤的通道了，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经费。在张沛工作的露天煤矿，许多地面土方工程都承包给了私人工程队，但他们连降尘必备的洒水车都没有。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监察司司长宋元明断言，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现在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其实大大降低了。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富富有余，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的生活相当困难。

　　出身煤矿家庭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张昶曾利用暑假时间做过一项调查。在陕西省某大型煤业集团，井下一线工人的年收入，不到中高层管理人员年收入的5%。与之对应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井下工人的工资在70元以上，即便是矿长(相当于正处级二级生产部门负责人)月工资也只有72元左右。也就是说，20多年来，管理人员年收入的上涨幅度是一线矿工上涨幅度的24倍之多。

　　“煤价上升带来的收益是别人鱼塘里的鱼，看起来眼馋，事实上却离自己很远。”张沛酸楚地说。

　　在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的标本室里，一个木柜子里摆着十几瓶液体。这些都是尘肺病患者洗肺后的回收液：灰黑色的、乳白色的、砖红色的、墨绿色的……不同的颜色，源自不同工种矿工的肺。

　　主任医师马国宣指着一个被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灰黑色的肺部标本说，这是一个长期被煤尘摧残的肺，几乎已经全部纤维化，它的重量超过正常肺的一倍以上。她永远不能忘记，那次她参与一个尘肺病人的尸检，当她的手术刀割在尸检病人的肺上时，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感觉像切在石头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