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仍强调输血导致艾滋被部分同行认为过时

　　“为什么高老师仍强调血的问题？”

　　不管别人怎么说，高耀洁坚持认为采血和输血传播仍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谁也甭想说服她。

　　现在连桂希恩大夫都在网上说，“在我们国家，我还是相信血和卖血或者是献血或者

是输血这个途径感染已经基本控制了。但是，吸毒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性传播的越来越多，所以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会越来越多。”

　　在防艾圈子里，赞同高耀洁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少，凸显了高老太太的孤独。胡佳说：“高老师跟别人在公众场合的争论，我见过很多次了。高老师并没有去过广西、新疆、云南、四川这些以吸毒传播艾滋病为主的地区。我也跟老人家提过：‘在人家那些地方，确实是吸毒感染艾滋病的多。’另外，据我所知，通过政府打击，现在非法血站已经非常少了，我到河南某个曾经有产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县医院去，想知道这里还有没有非法采血？雇了个当地人去问，结果那个化验科的主任说：‘打死我也不敢了！’现在这个医院的用血都是从市里调过来的。”

　　胡佳自己的观点是：“现阶段中国艾滋病最危险的传播渠道是血液传播，未来可能会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但他对高耀洁表示理解：“国外没有像中国这样集中爆发有偿采血和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高老师哪怕是盲人摸象，摸到了一条象腿，起码它是真的，一个圆柱型的东西。她没有跟风。”

　　“为什么高老师要强调血的问题？”“东珍纳兰”的负责人李丹说，“她觉得艾滋病在整个中国来说，被扣上了一顶脏帽子，成了所谓的‘脏病’。尤其她看到那些感染了艾滋病的贫苦农民，你能说人家是卖淫、吸毒吗？而且她的观点得到了一定验证——各地陆续爆发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尤其是孕妇剖腹产时，医生为了吃回扣，就建议她输血，说这样恢复得快一些。医生找来献血队的人给她输血，输血后感染了艾滋病，几年以后才发病。这种例子，近几年挖掘出很多，她们比那些有偿献血的人更可怜，完全是医疗事故，是医疗腐败造成的。”

　　但对防艾圈子的其他力量来说，高耀洁似乎已经成了他们工作的阻碍。这次“东珍纳兰”募款加印高耀洁著的《中国艾滋病调查》，赠送给全国各大学

　　但高耀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她认为非法血站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由公开转入了地下。

　　“在中国血源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完全制止非法采血？”高耀洁激动地说，“只要存在血源缺口，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就不可能完全取缔非法采血。血头是要尽可能多地赚钱的，你可能要求血头去购买检测HIV抗体的设备吗？另外，这部分非法血站采集来的血，有很大部分是用于制造血液制品了。到2001年，全国合法生产血液制品的厂家一共有35家，生产能力是7800万吨，但因为血浆缺乏，只能生产3800万吨，他们会让设备闲置在那里吗？这也是非法采血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高耀洁现在正收集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例，很多案例都是河南以外地区的。“我要不弄这些资料，光说它是血传播，没用。”

　　“艾滋病这个领域非常广泛，的确有许多专家与高老师的观点相左。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胡佳说，“而且，即使与高老师观点相左的专家，也对她抱有一定的尊敬。因为在一个社会问题刚刚出现，我们要面对它的时候，首先需要的是勇敢。高老师表现出了她的勇气和良知。”

　　高耀洁已经过时了吗？

　　不到北京，不知道国内艾滋病领域是个很大的圈子。这个圈子的成员有：政府

　　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人认为：“高耀洁医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有人认为，从把“艾滋病”这三个字说破，不遗余力地推动它为全社会所知，这个过程确实走完了一大步，而高耀洁在这里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下一步，该是怎么预防和治疗了。高耀洁虽是河南最好的妇科大夫，但她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家。

　　也有人觉得血液传播艾滋病已经是历史问题了，现在的主要传播渠道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而高耀洁还总是强调血液传播，不免显得“老旧”。高耀洁性格直率，又总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讲，很固执，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

　　有的NGO说：“高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们NGO呀？”他们抱怨，由于高耀洁揭露的骗子太多，搞得正规的NGO也得不到捐款了。

　　“他们不是真正的公益组织，是骗子。”高耀洁说，“我每接触一个公益组织，都是先怀疑，怀疑以后，他要做出实际东西来，再相信他。艾滋病这个圈子很大，那些骗子，你不揭发他们不行，他们发财发得太厉害了。

　　在防艾圈子之外，很多人甚至觉得强调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也已经过时。新闻界觉得关于艾滋病的曝光已经结束了，媒体的工作已经做完了，现在更吸引记者眼球的是“禽流感”；公众认为中国每年死于感冒的人都比死于艾滋病的人多，肺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都比艾滋病的情况更严重；医学专家们抱怨：艾滋病是不是被炒作得有点大了？对艾滋病的倾斜是不是过分了？我们是不是在跟国际的风，而对防治传统疾病的资源调配不均？

　　“不光中国是这样。艾滋病在美国也不是社会关注的大问题了。”胡佳说，“但是，对艾滋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曾经以为能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现在上百万中国人感染了这个病。而且，大部分中国人对艾滋病还一无所知，你说这个宣传到位了吗？……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有人做过了，问题就解决了。”

　　不管有多少人认为“高耀洁已经过时”，那些艾滋病感染者都不会这样想。经常有艾滋病感染者找到高耀洁家里求助，有的夫妻两口子都得了艾滋病，临死前把孩子送到高耀洁这里，让她给找个人家抚养。“现在连捐衣服的都来找我，为啥找我？‘你能送到病人手里！’”

　　如今，高耀洁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管这些事了。“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了，”高耀洁跟我说，“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

　　送给高耀洁的衣服，她是没有力量再送下去了，她等着过路的志愿者们，把这些衣服带下去，分送艾滋孤儿们。老伴的病，自己的病，这两年也把她困守在郑州，她也很难下到艾滋病疫区去了。她对艾滋病最新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各地艾滋病感染者及志愿者给她的来信、来电、来访。这种情况下，高耀洁唯有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志愿者们身上。

　　“有人说我过时了，可能是我这一年多没动弹。”高耀洁平静地跟我说，“不能动的原因是老头儿。我们都结婚50多年了，我不能把他扔到医院。另一个就是我那个奖金(麦格塞塞奖)基本花完了——那5万美元多厉害，撑着腰哩，所以，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现在是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