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抗艾第一人高耀洁：我现在日子真难过(图)

高耀洁 周筱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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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

　　“我现在一个孩子(艾滋病致孤儿童)也没有，都交给杜聪了，因为我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要死了，谁给孩子饭吃，谁给他们交学费？”

　　“我现在日子真难过。能不能东山再起，再去搞艾滋病的事情，我现在是个疑问。”

　　“我现在还有12万个人存款，但是不敢动了，因为每天要吃30块钱的药。如果解决了吃药问题，我还敢动！”

　　“现在我没有负担了，老头儿也不用害怕了。我的儿女怕我死到外头……我即便死到外面，也要给老百姓争这口气！”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郑州

　　2006年4月18日，星期二，晴，风，有浮尘。

　　早上9点，致电高家。高耀洁接的电话，声音苍老、悲凉，一开口就说老伴郭明久大夫去世了，4月10日的事，15日火化。去世时，郭大夫的心、肺、肾都坏了，医生要电击抢救，她说不用了，老头儿的生命已经耗尽了，即使抢救过来，让他多痛苦一阵子，又有什么意义呢？火化时，在老伴的肾里，发现一块鸡蛋大的石头……

　　我默默地听了会儿。“我去看看你吧，高老师。”“……你来吧。”她说。

　　因有保安通报，走到高耀洁家门口时，她已经把防盗门、木门全都打开了。她坐在门内的小凳上，神情黯然，容颜衰老了许多。

　　家里只她一个人。

　　以前每次去高家，有郭大夫，有保姆，还有川流不息的客人们，总是很热闹。每次都是保姆或郭大夫开门，然后高耀洁从堆着稿纸、信件的餐桌前站起来，迎着我说：“哟，你来了，我可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我把在门口超市买的麦片放到桌子上。高耀洁说：“你买这个干啥？他又不能吃……”她还不习惯老伴已经去世这个事实。

　　“我们结婚52年多了，儿子都51岁了，今年元旦是结婚52周年。”年近80的高耀洁一提起老伴就哽咽。来高家之前，一个朋友让我多跟高耀洁谈谈艾滋病，转移她的注意力，她就不会太伤心了。“但是，”这个朋友又说，“过一会儿她就又会与你提起伯伯，又哭起来了。”

　　刚落座，还没等我开口，高耀洁就主动跟我谈起了艾滋病。

　　“这些衣服，今天都要送到开封去。”高耀洁指着

　　“我怕我活不到今年冬天了，所以要赶紧把衣服送走。”这句话，在她与我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说了三四遍。

　　“我有骨质增生，现在浑身都疼。要不是跟你说话，我就躺到床上，没有力气动弹了。”

　　除了“骨质增生”，她还患有低血糖、肺空洞、慢性结肠炎；“文革”期间，因为“出身不好”，高耀洁遭到批斗，致使她的胃被迫切除了3/4；喝药自杀虽未死成，但药物中毒导致了肝硬化；2004年，高耀洁的老伴住院时，她比老伴血压还高；由于心肌缺血，她不能长时间坐汽车，否则她那“三寸金莲”就会浮肿起来，一摁一个坑。

　　今年春节过后，郭大夫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两个人各自躺在床上说话，郭大夫跟高耀洁说：“要不是放心不下你，我就不治了，早点死了算了。”高耀洁回答说：“你要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郭大夫是个一生谨小慎微的党员干部。由于高耀洁退休后先“打”游医，后“打”艾滋“黑洞”，郭大夫一直在惊恐中度日。但他却是高耀洁最早的支持者。那时高耀洁没有名气，也没有成群结队的志愿者来帮助她。她唯一的志愿者，就是老伴郭明久。每次他们用自行车，将成摞的防艾滋宣传页送到邮局，都是70多岁的郭明久推着车子，小他一岁的高耀洁在旁扶着，踽踽而行。到了邮局，郭明久将这些资料取下，搬到高高的柜台上。

　　“4月14日给爷爷开追悼会，13日我们见到了高老师，”北京的民间公益组织“东珍纳兰”负责人李丹说，“本来准备陪她哭呢，但老师表现得特坚强，还一个劲儿跟我们讲艾滋病。第二天，到了追悼会上，向爷爷遗体鞠躬时，老师哭了，哭得像个小姑娘一样，那么无助……”

　　很多人劝高耀洁，说郭大夫80多岁去世，应该是喜丧。高耀洁说她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她还是伤心。

　　“我要能活到7月份就好了，7月份我的《十年防艾路》就出来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在上海编辑。”高耀洁平静的语气，像是在讲一个旅游度假计划。

　　我说，您别这样讲，您要保重，要好好活下去。

　　之后，在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谈话里，内容几乎全部与艾滋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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