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八十年代的“老一辈”

　　【作者】江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这本题为《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的封底上分别列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常见词”，以“激情、天真、使命感、人文……”与“世故、利益、失落、焦虑……”双锋对峙，给人的最初感觉是一个很煽情的时代精神对比。有心的读者已经从学者汪晖那篇回顾检讨八十年代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比较理性地反

思那时代“思想爆炸”的得失。如果没有类似《伊甸园之门》这样一本从方方面面来对美国六十年代文化作总体性反思的巨作，仅仅找几个文化人（不管他在八十年代如何的有影响力）谈谈凑成一本关于八十年代的书，不免让人有“怀旧的自恋”之讥，这是读书前的疑问。

　　“访”有瑕疵，“谈”得精彩

　　不过读完全书，发现未免太先入为主。总体来说，这算得上是一本相当精彩的书。说它精彩，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对时代精神反思得有多深刻。首先，访谈的内容在各个受访者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多少谈过一些，有些内容已并不新鲜。其次，由于访问者查建英女士没有一个总体性反思的问题框架，随意性很大，有时在访问时跑题令有些值得继续深入下去的问题不了了之。而且访问者的自我表现欲没有很好地克制，所以导致有些长篇大论的问题问得很没意思、缺乏交流，弄得我在阅读时只要一碰到查的长篇说话即跳过问题不看，直接看回答。第三，虽然看得出受访者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举凡思想、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各领域的精英均有涉及，但如果要回顾一个时代的话，光有经历和感受还差了点，重要的仍在于受访者对本领域能有反思以及表达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两位受访者的谈论是不太合格的。

　　但不管怎样，即便鸡蛋里挑骨头找出这些瑕疵来，这书仍然不失为一本进入八十年代以及进入反思那个时代的精彩之作。学者汪晖的文章毕竟离公众远了点，难以引领知识背景略欠缺但又关心八十年代的读者进入和反思；虽然有苏炜描述性的文章“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但也略嫌简单，很多内部的事情局外人只能靠猜测。而这本书由于受访者如阿城、甘阳、陈平原、李陀、陈丹青等，都是八十年代文化圈子深知内情的重磅人物，思路清晰、表达能力高超的知识分子，活泼泼深入浅出的谈话非常引人入胜；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去自恋地怀旧，在对八十年代的情感与保留距离的审视之间协调得很好，个人在谈话中流露的独特气质也颇让人心仪。访问者的设问也并非经常性乏味地长篇大论，考虑到访问所涉及领域确实太多，能有这么多比较有质量的问题已算难能可贵。另外，由于是发散性的访谈，所以也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时代“八卦”。值得一提的是查建英女士在每个访谈前撰写的“主持人手记”，文笔相当不错，为每位受访者留下一幅很生动的文字素描。

　　何为“八十年代”？

　　既然主题是“八十年代”，所以先有必要对这一访谈的核心有所理解。恰如李陀在访谈中所言，“回顾八十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你必须对涉及八十年代的各个历史都作一些批判性的再认识才行——不是一个历史，是许多历史，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等等……”

　　但显然这本由个人亲身经历出发，反思个人和个人所处的相关圈子（思想、文化、艺术等）的《访谈》构成不了对“八十年代”的总体性思考。当然也不是说这本书仅仅是一本主题不明确，综合几个精彩访谈的汇集。这些访谈最后呈现的总体内涵仍然有一个指向——对八十年代人文主义的思考，那时代几乎没有人不做人文思考，深浅不同而已。这一点从书中陈平原区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以人文（注重精神性和批判性）与社科（注重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两大学科“此起彼伏”的论断可大致有个领会；甘阳也认为八十年代文化的终结，标志性事件在于王晓明于九十年代发起的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

　　别了，八十年代？

　　禁锢多年之后的“思想解放”催生出有责任担当的人文精神，但气魄宏大的问题讨论、“新启蒙”背后却是空疏的学风、肤浅的思想，导致了后来人文精神面临现代化、市场经济浪潮冲击而没落时，引发的群体性失落感。这是大部分受访者的共识。但是即便当年看得更远，超越当时的中国问题，试图深入西方思想根源追问西方文明所面临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八十年代精英中的精英，照甘阳的说法，“其实本来都已经搞不下去的了”。既然更深刻的都在分裂，那就更不必说那些在边缘吸收点各种庸俗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

　　李陀形容张艺谋有句话说得很辛辣，“张艺谋可能是一棵金光灿灿的老帮菜，可是再灿烂，老帮菜还是老帮菜”。这在林旭东对第五代的谈论中也流露出来。因为经过八十年代的人文精神洗礼，仅仅和文化撞了一下腰的大部分老帮菜们在思考深度上并没有太大变化。

　　歌里面唱“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确实，当年的“新一辈”，现在的“老一辈”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从政从商较为容易地谋到了好位子，市场经济也确实靠上了他们。而选择走向吃力不讨好的人文思想学术界，留给甘阳、陈平原、李陀们的，却是恩怨交错的学人关系、彼此缺乏友谊信任和真诚的批评空间、自说自话少于倾听的学术氛围。甘阳也因此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八十年代老一辈该退出历史舞台，年轻一辈会更好地讨论问题。”

　　对于年轻一辈，其他“老一辈”还有什么要交待的呢？陈丹青觉得由于他们处于历史断层，文化营养差，现在的年轻人的社会环境好，所以比较有希望；陈平原则认为由于现在选择多，歧路亡羊则变成新的问题；林旭东、栗宪庭也没看出新一辈有什么希望，因为就没有什么可依托的文化精神根本。

　　怎么说呢？如同九十年代那场浮于表层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却催生了很多青年去深入思考政治哲学一样，通过对“理想”而“肤浅”的八十年代的回忆反思，可能确实会将部分年轻人带入思考，即便不如此，也至少对做“帮菜”会有所警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