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卡娃”两大派系

　　两大派系

　　2005年，“卡娃”在街头泛滥，为争夺客户源，他们在各自老板的指使下拦在天桥、人行道中央，强行将广告卡塞进行人的手、口袋、提包……这样的扰民之举，引起了公愤。

　　“卡娃”们逐渐形成派系，争夺地盘。“小胖子”率领了一帮弟兄，经过近一年的棍

棒交战终于在淮海路稳固了地盘。

　　上海现在的“卡娃”主要分“南方派”和“中原帮”，其中，从徐家汇到淮海路，也就是地铁一号线沿线以及浦东东方明珠广场是“南方派”的地盘；南京路西起静安寺，东至外滩是“中原帮”的天下。人民广场是两大系的交接地，只有在那里，双方的人遇到了才不会发生斗殴。

　　我属于“南方派”的，系的划分并不是以老板决定，而是由卡娃的来源地决定，比如，我们老板是山西的，我是甘肃的，但我们就属于“南方派”，因为在淮海路、东方明珠发卡的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小孩。

　　这边因为襄阳路市场人气很旺，有一批北方的卡娃经常跑来发卡，2005年十一长假前，几乎每天都因为争夺地盘发生斗殴，我和20多个卡娃一直守在淮海路，他们分别属于十几个老板，我带领这批弟兄，看到“侵入”的卡娃就打，有时候一天都要打几场。

　　你看，我的手上、脖子还有后背到处都是伤疤。我还结识了襄阳服饰市场的黄牛，让他们帮着我们，这样打打斗斗，到2005年年底，格局才稳定下来。

　　本来上海还有其他派系的，但是逐渐被挤掉了，“中原帮”打的是人海战术，他们在上海很多地方，比如火车站、梅陇车站都有，那些地方我们不去，便衣很多。

　　在这场混战中，“小胖子”最终以他的号召力和“不要命”的战斗力成为“南方派”的核心人物，威震“中原帮”。

　　他成了各大老板争抢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们也发明了新的管理方式，不必再在“卡娃”附近监工，只要给每个“卡娃”分别固定一个电话号码，是否偷懒，老板只要坐在家里统计一下对应的电话来电数就一目了然。

　　“小胖子”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他说，有些“卡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搭拉着脑袋，见人就伸手，身上脏兮兮的，只能招人骂。

　　他穿着干净整齐，普通话也专门训练，甚至学起了沪语，见到穿着讲究的游人和提着包的白领模样的人就微笑着递上一张卡片：“打折飞机票要吗，先生？”

　　他绝对不会去强行往行人手中塞卡片，因此，他往往每天发的卡片不及其他“卡娃”的三分之一，客户却是其他“卡娃”的几倍。

　　2005年年底，一个老板想挖走他，许诺每个月1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这已经是上海滩“卡娃”中工资最高的。

　　山西老板知道后，很光火，大骂对方挖墙脚，“他给多少，我也给多少！”小胖的工资于是一跃而上，成为“卡娃” 中的“金领”。

　　“小胖子”还饶有兴致地对记者讲解了两大派系的不同之处。

　　“中原帮”和“南方派”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人员结构，“南方派”主要是十五六岁以上的男孩子，待遇一般在600 元到800元左右；而“中原帮”不少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甚至七八岁的小孩都有。

　　“中原帮”的老板比较抠门，为了节约成本，他们从偏远农村雇来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讲好每个月给500元钱，包吃包住，在一些贫困山区，一年也不过收入一两千元，小孩上不起学，一些父母见有人愿意带自家的孩子出来赚钱便是求之不得，这就和为什么有那么多小乞丐是一个道理。

　　这些孩子很惨，老板欺负他们，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到干到晚上6点，老板给我们饭贴、车贴，平均10元一天，我最高，15元一天，早上出来的时候老板就给。

　　“中原帮”的孩子甚至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就是。我们每个月结账一次，老板很少拖欠、克扣，而“中原帮”的孩子，每年或者每季度结算一次，老板时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工资。小孩子又不敢言语，要是顶嘴还会被打。

　　“中原帮”的卡娃不大守“业内规矩”，前一阵子在南京西路，几个卡娃围着一个老外，把人家几万元的数码摄像机偷走了。他们中有人甚至还调戏女孩子，因此常因为人家报警被抓，所以“中原帮”又有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小孩子的穿着很破旧，几元钱一件，这样一旦被城管抓住，他们就来个金蝉脱壳，衣服也不要了。

　　之所以雇用七八岁的小孩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年龄太小，城管、便衣都没法处理他们。

　　“经营”之道

　　“小胖子”有点羡慕自己的老板，他经常琢磨这个山西女孩的发展历程，以期得到一些启示。

　　她以前还不如我，刚来上海时，做饭店服务员，每个月300元工资，包吃包住，老板说，她那时候只要能吃饱饭，就很知足了。2001年左右，老板听说在虹桥机场有一个专门做打折飞机票生意的人雇用了两个卡娃发卡，一年就赚了24 万元，她就动心了。

　　老板与她哥哥借了2万元起家，买了一台电脑、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安了一部电话，雇了两个小孩子就做起来了。一年后，电话增至了四部，生意越来越红火，老板就提出和哥哥分开单做。她分到了三部电话，不久就扩大了生意。

　　现在，老板手下有三个发卡的，一个是我，在淮海路，还有一个在徐家汇，还有一个专门到各家酒店送卡，跟酒店服务员说好，客人每定购一张票，奖励10元。

　　做这个“生意”根本不需要注册什么公司，老板的办公室只有一个接电话、打电脑的女孩外加一个专门送票的快递员。

　　现在，在这一行里，我们老板可以说是排行第二，每个月收入都有三四万元，做得最好的是一个东北老头，每个月有五六万元收入。这个老头的业务电话有十几部，发卡的小孩子有十几个，这已经算是最大规模的了，基本上每个老板后面只有两三个卡娃。

　　目前淮海路上的这十几个“卡娃”受雇于近十个老板，但并不是每个老板都生意兴隆，“小不点”的老板就刚刚接手了另一个老板的生意，“卡娃不卖力，所以做不好”。

　　“小胖子”认为自己的老板生意做得好是因为她会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卡娃”发奖金，天热还给他们买冷饮送到淮海路。

　　不过“小胖子”他们只知道老板是靠拿机票提成赚取利润的，却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小胖子”竟然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几乎所有的“卡娃”都有被城管抓过的经历，唯有他一次也没有被抓过，在襄阳服饰市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出市场发卡的“卡娃”，其他人只要一进市场就被抓、被罚。

　　按照规定，发放非法广告卡可以处罚50元，但我们身上都不带钱，被抓到，罚款吧没法罚，没收卡片吧，我们又带得很少。

　　在我发卡的那一带，我不许卡娃乱扔垃圾，不许调戏女孩子，更不许和小偷勾结偷东西，你也看到了，这一带卡娃相对比较规矩，地面上没有以前那么脏了。

　　现在，只要这里的卡娃惹事，市场里的人第一个找的就是我“小胖子”。虽然大家受雇于不同的老板，但这里是大家 “吃饭”的地方，谁要是不服从我的要求，我就把他赶走。

　　各色“卡娃”

　　“小胖子”介绍，上海滩上还有诸多形形色色的“卡娃”，各种“卡娃”之间经常产生瓜葛。前不久，“小胖子”就和一群专门散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械斗，他的脖子上那道七八厘米长的伤疤就是见证。

　　发色情卡的卡娃一般人是认不出来的，他们穿着时髦，受雇于一些发廊和“会所”，行踪不定，主要在高档宾馆和酒吧附近游荡，那天，我和两个小伙伴在静安公园拍照，上来八个发色情卡的山西卡娃，其中有一个曾经发过飞机票打折卡，在争夺地盘时被我打过，因此怀恨在心，看到我们只有三个人就上来挑衅。

　　打架对谁都没好处，但他们毫无征兆对着我们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我带着两个伙伴围着那个曾有过节的人狂殴，其他的人一看我们这么拼命就赶紧跑了。

　　“小胖子”说，在前几年上海房市紧俏、一房难求时，一些“卡娃”还兼职帮人彻夜排楼号，虽然饥寒交迫，但一夜有一百多元不菲的收入。

　　现在在徐家汇、人民广场、陆家嘴金融区等繁华地段还有个别发房产广告的“卡娃”，不过，这个市场已经逐渐被一批退休的本地老太太夺走，据说“在地铁口发卡的老太太每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元。”

　　之前，来自四方的“卡娃”还有人受雇于制造各类假证件的不法分子，但现在这个市场也逐渐被一批不知来路的女孩子垄断。

　　“这些女卡娃主要在长途车站、火车站附近活动，不过十六七岁，据说，她们家乡造假证件的现象几乎在全国都有名，上海做假证件的很多就是她们的老乡甚至是亲戚。”“小胖子”说。

　　记者了解到，上海滩上还有一种奇特的“卡娃”现象，俗称“卡门”，“卡”在这里是动词，有“抢占”的意思。

　　夏日酷暑、数九寒冬以及滂沱大雨的时节，在陆家嘴金融区、古北生活区以及茂名南路、衡山路酒吧街，一车难求，经常有一排老外或者白领焦急地等待出租车，但大家又碍于情面不便冲到马路上抢占出租车。

　　这样的天气，“卡娃”们也无法继续在街边发卡，因此就有机灵的“卡娃”跑到酒吧区帮白领、老外抢出租车。

　　一名出租车司机这样描述：“夏日的夜晚下着大雨，老外站在酒吧门口，放空的出租车来了，一群小孩围过来，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把着前后门。”

　　待老外在车内坐定，这些“卡门”的小孩便手一伸，“卡”一次门的行价小费竟达50元。

　　光靠发飞机票打折卡赚不了多少钱，因此，有时候，我们也帮助外滩、东方明珠广场拍照的人拉揽生意，我们之间都很熟悉，我在外滩就让他们免费给我拍过好几次。

　　前途迷茫

　　第二天中午，记者如约再次来到襄阳公园，找到了“小不点”还有“假东北”，却不见了“小胖子”，“小不点”刚在襄阳市场附近的一家盒饭店吃完午饭，他说“小胖子”应该去了附近的一家网吧，平时发卡累了，他们就会去网吧打游戏。

　　但网吧内只有几个来自西部某省的“卡娃”，不一会，“小胖子”主动给记者打来电话，“有弟兄说你在满世界找我。”

　　原来，“小胖子”一直躺在襄阳公园的树林里看书，上午，他刚在襄阳服饰市场发了十几张打折广告卡，就接到了两笔到广州的单子，按照规矩，他可以提成20元。

　　今天可以了，我决定休息。我现在是最自由的卡娃，工作时间完全由自己定，小安徽他还要发好几百张呢。平时中午，尤其是夏天，我们都在襄阳公园休息，公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常来锻炼身体的老人都认识我们。

　　他们都知道我爱唱歌，我在甘肃上学时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嗓子很好，去年夏天，一群音乐学院的老师来练声，我坐在旁边听，后来大家熟悉了，他们就教我唱歌。

　　虽然做得不错，但是我也渐渐厌倦了发卡的生活，觉得没有奔头。尤其是今年春节回家过年后更想找个正当的职业。

　　这是我自2003年离家出走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乡亲们夸我有出息，有人给我介绍村里的姑娘，还有人希望我把他们家的孩子也带到上海发卡，但我都拒绝了。

　　我看到了离家时写的那封信，被父母叠好放在抽屉里。我已经不想回老家生活了。

　　“小四川”、“小不点”当初都是与父母闹别扭后跑到上海做“卡娃”的，他们也不想再继续这样的营生，“被老乡看到，实在太丢人！”用他们的话说，“卡娃”圈子乌烟瘴气，经常有“卡娃”的手机、钱物被同伴偷走，他们互存芥蒂，斗殴时有发生。“地铁二号线里有二三十个卡娃，有一次打架，其中一个被推进轨道差点出事。”

　　“卡娃”们多处于

　　“卡娃”们除了上网、喝酒、打架外几乎没有其他业余生活，很多人十三四岁就学会了抽烟，“小不点”现在每天至少需要一包烟。

　　他们还经常逃票寻求刺激，有时在浦西发卡腻了，“小胖子”会带领众弟兄钻进地铁站，从检票口一跃而过，任凭后面检票员追喊，然后到浦东陆家嘴站又如法炮制。

　　不少“卡娃”住在一个车站附近，那里“发廊”较多，有“卡娃”坦言每次回家都会受到不良诱惑，一名“卡娃”承认自己喜欢去那种浴室“洗澡”，“那边的小姐很不错……”

　　“小胖子”听到这样的话就会大骂“没出息”，他兴奋地把手机打开给记者看，里面是一个女孩子的照片。

　　女孩子17岁，在苏州打工，两个人是地道的网恋，五一节期间，女孩子还来上海住了几天，也就是在这期间，“小胖子”花了一千多元给自己买了这部手机并添置了几百元衣裳。

　　这是他在上海3年来最奢侈的一次，迄今他已经给上学的哥哥寄去了近2万元，但新闻看多了，“小胖子”心里也开始嘀咕：哥哥会不会像报纸上曝光的那些人一样忘恩负义？

　　他不由地为自己的将来担心，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继续下去，作为上海打击假冒伪劣、规范市场秩序的一个重拳举措，襄阳服饰市场6月30日将被取消，现在市场内的摊主、黄牛都在谋求退路。

　　“卡娃”们也在担心，到时，这边的人气会大大减少，那么他们是不是又要新觅地盘并棍棒抢夺？

　　不少“卡娃”想另谋职业，但“小四川”不久前到一家公司去应聘，稀里糊涂就被骗了300元报名费，被骗的经历大多数“卡娃”都有过，这让他们不敢轻易改行。

　　“小胖子”的“宏伟蓝图”是开一家“真正的兰州拉面店”，届时将女友接来做老板娘，但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将继续“卡娃”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