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沙不能仅靠种树

　　治沙不能仅靠种树

　　对于北京的沙尘灾害，没有投入、没有治理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都绿化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在北京实施到2003年底四年间，北京市共投资约6.2亿元，退耕还林35万亩、荒山荒地造林30万亩、人工造林11.

9万亩、封山育林119.6万亩、飞播造林19.6万亩、水源和节水工程2550处、小流域综合治理337.5平方公里、爆破造林6万亩、农田林网15万亩、人工种草13万亩、生态移民2480人。…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涉及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5省(区、市)，75个县(区)，包括北京平谷、密云等6个山区县。在实施的最初五年中，国家实际投资共87亿元，林、农、水三家的比例是4∶3∶3。除了以北京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的治理外，20余年的时间里，政府投入了上千亿资金用于植树，植出了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

　　但北京的沙尘灾害在2003年到2005年三年的平息之后，2006年再次卷土重来，而其他地区的沙尘天气也随之上升(详见《2000〜2006年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沙尘天气统计表》)，这就不能不从治沙取得良好效果的迷梦中醒来，对治沙工程进行反省。

　　北京及周边地区种树对于改善北京自身环境有益，但对外来沙尘却是无能为力的。“很多人对沙尘治理的认识有误区，以为城市只要绿化好就能防住沙尘暴，其实，沙尘在数千米高做运动，而城市树木只有几十米高，想单靠城市绿化来挡住沙子是杯水车薪，源头不治，京津地区种树也无济于事。”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张小曳副院长说。

　　京津地区沙尘来源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治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所研究员韩同林表示，根据实地考察和监测显示，现在公布的北京沙尘暴的来源是内蒙古干涸的湖泊。据中国科学院海洋所学者宋怀龙介绍，60平方公里的安固里诺尔湖离北京只有200公里，每年最少有20万吨盐碱土粉尘向东南方向飘移，京津地区首当其冲。整个西部存在大量的咸水湖，其中大部分已经成了干涸盐湖，全部干湖盆面积大约在10万平方公里，每年被大风卷起的盐碱土粉尘高达1亿吨。但是有关部门在这些湖泊治理的科研项目上“投入几乎为零”。

　　目前中国主要以植树来防沙，而它是否有效，专家们认为值得商榷。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资料表明，中国90%的沙漠化地区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外，都达不到‘植树造林’所需的条件”。即使树可以活，还有树种选择等方法问题。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曾指出，“三北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的天牛虫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

　　“系统结构的复杂化与系统的稳定性是一致的。 一张30条腿的桌子，失去27条腿还具有桌子功能，而一张3条腿的桌子，只要失去一条腿就失去了桌子功能。生态恢复过程应该是生态功能的复杂化过程，而不是单一种树。” 让蒋高明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将完成植树当作任务，有些地方将树种在容易“出效果”的位置，比如马路边，有的地方甚至在草原上植树。“没有将治理经费与治理效果挂钩，哪里退化得严重，哪里得到的国家治理费用就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如果政策上对保护好的地方予以大量经费支持，对保护差的地方官员实行惩罚，当地政府才会动脑筋花好国家的钱。”

　　绿都不是梦？

　　“首都学本质上是更完备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的时期更是如此。”北京旅游集团首席研究员李庚这样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环境问题的区域化全球化治理，绿色奥运的开展、绿色都城的建设，也许标志着北京真正开始觉悟。

　　每个城市都是区域环境、国家环境、地球环境的组成部分。内蒙古的一群羊，破坏了一片草，便可能引出一片沙地，被风吹起的沙尘也许就落在北京。改善北京环境，就要用系统的环境政策，改善区域环境、国家环境，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活动中去。

　　“科学发展观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内蒙古等地开始实行‘以草定蓄’政策，将草原承包给牧民。这是个很好的政策。原来草地是公地，都不知道爱惜。现在牧民开始自己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实行圈养，同时不再无限制增加数量。以前牧民自己种粮食，现在盲目开垦的也少了。”曲格平谈及此事显得很兴奋。

　　“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内蒙古一些地方的草地恢复得相当好，一些地方甚至50%都得到了恢复。现在内蒙古草原家庭承包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还没有完全推行。如果这项政策完全落实，草原就有可能好转。但是缺水问题还是比较严重，区和区、村和村之间常常争水。区域治水，常常把小的河流截断了，还需要区域统筹。”

　　据中国防沙办透露，目前在治理沙尘暴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进展顺利，并且和韩国、日本、德国等都有相关合作项目。专家认为，气候变暖、干旱与沙尘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参与到反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的环保活动中去。

　　1930年代，在美国西南部大平原地区也发生过严重的沙尘暴——地表的土壤被吹开和刮走，其中的腐殖质、粘土和泥沙被带出了很远，有时连东海岸的天空都被遮得暗淡下来，甚至直达华盛顿和纽约。1934年5月曾出现著名的“黑风暴”，狂风卷着黄尘，横扫了美国2/3的土地，刮走3亿多吨土壤，造成水井、溪流干涸，许多人因此背井离乡，这段时期被称为美国历史上令人谈沙色变的“肮脏的三十年代”。

　　“这场严重的沙尘暴与土地的滥垦有关。后来美国政府推行了退耕还林政策，使土地摆脱了不断沙化的恶性循环，同时减少了沙尘暴发生的次数。”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任国玉认为，这些做法中国可以借鉴。事实上，在科尔沁沙地，实行禁牧后，第二年沙丘上就长出草来。草地恢复后，河湖等其它自然生态也有希望逐步得到恢复。

　　曲格平认为，南水北调后，应借机把北京干涸的河流以及地下水进行充分的补给，以此恢复北京的自然生态环境。目前，北京绿化率已达40%，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前列，但北京郊外还有很多荒山秃岭，植树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北京的绿化率能达到60%，环境可以比现在更好一些，有可能恢复北京曾有的“蹊径狭隘，林木茂密”绿城风貌。

　　也有专家认为，南水北调是非可持续的，北京水生态的恢复还需要从节约用水等角度来考虑。在对待降水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的问题上，在城市建设方面，可以在某些地区改变下垫面状况，少用、不用柏油路，作为专门的降水下渗区，用以及时补充北京的地下水；在节水方面，对需水量大的工业，可以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大力推广中水的使用；在水源区附近植树造林，这样不但可以涵养水源，而且可以减少水源区的土壤侵蚀，使泥沙不至于堆积过多造成对下游水库的威胁和对水质的污染；在个人方面，需要宣传对生活中洗衣、洗菜水反复利用，甚至可以自己建立简单的储水设备(例如在平房的房顶设置存水装置)，在降水量大的季节尽量利用自然降水。

　　任国玉认为，解决北京环境问题的困惑，最根本之处在于北京既是全国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同时还有全国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职能。而这些中心功能，自然会吸引无数人到北京，这是无法阻挡的必然。以中国之大，由一城而兼数中心之职，对北京来说，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不堪重负。

　　他介绍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定位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政治中心，不再搞其它功能中心，哈佛大学并不在华盛顿，而美国的经济中心在纽约。北京已经明确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但亦庄开发区，总部基地等仍在大兴土木中。

　　有关研究报告表明，北京市可支撑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万人，但在2005年年底时，北京人口已经达到1578万，远远超过了容量的最大值。北京的环境治理，需要减少城市在全国的功能定位，同时严格执行。

　　也有专家建议，可以将北京的部分城市功能，由市区转移至北京郊区县，每个县确立一个中心功能，使城市由以市区为中心“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转为“组团式”发展模式，以此减轻城市中心区的环境压力。更有专家提出设立“副都”的构想，主要也是分担目前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区和周围地区的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不然的话，当北京生态环境的压力最终难以维持的时候，或许不得不采取有人提出的“迁都”这个下下策了。

　　(除特别署名外，本文图片由北京水务局、自然之友和卢彤景提供。

　　李珊、刘四平、杨大斌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