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是新井煤矿的一个中包工头，他的地位也是一个矿工能够达到的顶点。矿主李付元和矿长张胜胜因为瞒报被刑拘的时候，王老五还在矿工家里吃面条。一切正常。没人能预料，记者在采访他之后发稿时，他已经变成了在逃的重要抓捕对象。
王老五与矿工最明显的区别有三点:一，他面色黑里透红，眼睛发亮;二，他去过14公里外的云冈石窟;三，他每年收入在20万～30万元。尽管听起来很不错，他的真名却很少有人
知道，矿工们当面笑着叫他“王老板”，背地斜着眼睛叫“王老五”。“1992年我18岁从四川眉山来新井煤矿的时候，它就是张家场乡办的小煤窑。一个月能挣七八百。那时候新井还只能在第4层矿面采煤，三个人用斗拉煤，一斗一个人分一块钱。我一天能拉二三十斗。”王老五的收入让种植土豆为生的家乡人羡慕,“我过年回家，不少人要跟我走。那几年来我家说亲的简直踏破了门槛。”王老五是村里第一个矿工，也娶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
王老五的成功模式是所有矿工的梦想。王老五先成为“带班”，然后慢慢积累本钱,“只有下本钱才能挣大钱。我当时的计划是，先攒到5000块钱买头骡子拉煤，再攒到5万块钱，当个小包工头”。1997年王老五如愿以偿当上了小包工头。2000年煤炭价格上涨，王老五也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在新井煤矿用15万元承包了矿井的第8层矿，成了中包工头。“我老婆说，今年挣不够50万元不让我回家过年。我看够呛了。”王老五笑呵呵地抽着“云烟”。
矿主是煤矿最大的资本家，而矿长则是参股的合伙人。王老五说,“李付元是从乡上直接承包的矿。他请张胜胜来当矿长，主管生产。管理人员都是他们的亲戚，乡上领导和他们关系密切”。事故调查组5月26日的报告和王老五的说法相互印证，大约在5月19日凌晨2时至3时左右，张家场乡党委书记常锐、乡长刘永鑫、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王永祥和副主席陈喜庆等，就已经知道井下被困矿工的大概人数，但仍帮助瞒报。常锐还安排乡武装部部长组织转移被困矿工家属。5月19日6时，包工头兰仁伙雇用5辆面包车，常锐给了兰仁伙5万元现金，让其组织转移6户27名矿工家属。“而且王永祥是李付元的亲哥哥。我前几天还和他俩喝过酒。”矿工出身的王老五对于自己和老板的交情感到自豪。
“李付元手下有12个包工头，我算是比较小的。被抓起来的兰仁伙、郭永奇和我差不多。”王老五所谓的“小”是指资本规模，“这一层出的煤，我一年能分红20万。最怕矿井出事的就是我们这种中包工头。砸死砸伤几个人，是哪一层的就归哪一层的中包赔偿，一赔就是10万20万。兰仁伙和郭永奇也和我一样，先交钱给李付元，合同里写的清楚‘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任何人员、牲畜、车辆运输……等一切事故，伤亡全部由乙方负责承担，甲方不担负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矿主压制着我们，我们只好转嫁给矿工。”说起这些王老五变得有点忌讳，“我处理过的死伤太多了，当然这说的都是小事故，我们包工头也不容易，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大事就全完了”。事故调查组仅透露王老五和瞒报有关，截至发稿，王老五尚在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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