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定律

　　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有没有从容淡定的提琴手已不可考，但逃生时并非后来盛传的“妇女儿童优先”，而是舱位等级越高，幸存的可能性越高。

　　这项基于保留下来的乘客记录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最近被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引进，数据翔实：在1287名乘客中，798人死亡，509人幸存。一、二、三等舱乘客的幸存率分别是：63%、43%、25%。而舱位票价依次是：一等舱最低票价30英镑(最高

价870英镑，相当于当时一辆豪华轿车的价格)；二等舱最低票价12英镑；三等舱最低票价3英镑。

　　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社会等级与沉船死亡率的关联，泰坦尼克沉船事件恰好展示了社会等级与抵御风险能力、受伤害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

　　差别通常是潜在的。只有把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譬如一条船上，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相遇)，赋予共同遭遇，才有可能显露一角。

　　记者在四川、云南深度访问了27位吸毒者，其中有18位艾滋病感染者，9位尚未感染。有一些受过一定教育，但因为一次过失，比如一个男青年被表哥拉去刻假章，就轻易地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从被单位开除起，男青年跟随一条急速下降的命运曲线沉沦到社会底层。他先是吸毒排遣郁闷，然后在劳教所染上艾滋病，现在正与分布在舌头上的白色念珠菌和四肢上的泡疹脓疮作战。母亲在头痛医疗费之余，会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喃喃：“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小孩……”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曾经光鲜醒目、一掷千金过，但今天几乎赤贫，争取着昔日会难以启口的低保。失业、不再年轻、上有老下有小，是他们今天的标准像。他们的财富、体质和命运，表现为脆弱、病态和无常。他们的回忆，几乎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说起“九几年”，总有几丝神采掠过他们青灰色的、颧骨高耸的脸，无一例外。那是他们的好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急剧变革带来新事物、速度、以及加速度，还有普通人对金钱的巨大渴望、占有和滥用。很多“物质”在很多人没有做好准备时就迅速地来了，随后，迅速将他们击垮。

　　如果一个城市居民，因为输血染上艾滋病，他可以请律师、告医院，同时可以拿着医保卡去对付那些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机会

　　而这些吸毒者，包括卖身养吸的性工作者，一无所有。所以，他们很想回归那个正常的、平均线上的“界”，然而，一切显得困难重重。

　　请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

　　五年跟踪调查表明：吸毒群体的生计资本即为谋生可以拥有、获得并使用的能力和资源普遍匮乏；人力资本，包括知识、信息、技能、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普遍低下；他们不能受益于主流社会的资源配置，经济资本在“因吸毒而贫困，因贫困再吸毒，因复吸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几近于零或为负数；随之而来的还有社会权利的普遍缺失。

　　只有毒品仍在向他们招手。短暂的“满足”可以逃避片刻，但如何长久摆脱？

　　五年跟踪调查揭示，吸毒人群的脆弱性，体现更多的是社会的脆弱性，仅有降低危害的行为干预，不足以改变吸毒者的现状。

　　记者这一路，听到他们在吸毒、戒毒、复吸的过程中，因社会、家庭、单位排挤，个人权利被剥夺后的愤怒与挣扎，也听到这些尚存的期待：

　　“生产自救应该延续下去，希望有更多的支持”，一个被访者告诉记者，“现在给我一份月工资300元的工作，我也愿意干，可是就是没有。”

　　“不要对我们指指点点的了，不要对我们有歧视和偏见，我们也不会去报复。”

　　一位被访者回顾自己的复吸经历，“我第一次从戒毒所出去后如果不受歧视，单位不把我开除，我也就不会复吸了。破罐子破摔谁都会讲，可为什么就不能别让它破得更厉害呢？何况还可以修补嘛。”

　　感染艾滋病的吸毒者没有医保，没有收入，“医院哪里是我们去的地方”。

　　还有毒源，“公安也要管紧一点，多抓贩毒的，不要只拿我们这些吸毒的去完成指标。”(感谢童吉渝、杜娟、景军提供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