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者生存状态调查：一边是毒品一边是艾滋

昆明某同志酒吧里设有艾滋病毒自愿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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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图（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图/卢广

程浪

一家三口，丈夫通过静脉注射吸毒，妻子吸食毒品，两人一天需要60元以上（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图/卢广

   吸毒前，他们是工人、公务员、个体户、采购员、坐台小姐、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演出经纪人、农民，但现在，他们统统无业。他们的财富、体质和命运，表现为脆弱、病态和无常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四川、云南

　　两个吸毒客

　　下午两三点光景，林晓云(化名)的一天开始了。她起床，套上天蓝色外套、牛仔裤，趿上运动鞋，去她家所在那个区的疾病控制中心换一次性针具。她碰毒品那一年，刚好18岁，至今6年。头四五年都是烫吸(口吸)，一年多前改为静脉注射。她长得娇小，笑起来嘴角一弯，带出明媚的稚气，但那张脸上总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

　　幸好没有染上艾滋病。“绝不”跟别的注射者共用针具她是懂的，以前在药店或私人诊所里买，后来这里有免费的，就用了个假名来换领，医生不会过多追问来历，因为保密是原则之一。林晓云递上一袋用过的，换到三四板(每板约十支)针具，塞进一个黑色马夹带，寒暄几句，回家了。距她上次注射，25小时过去了，这次间隔算长的，最多时一天三次。瘾上来的时候，她“心里很想，腰酸背疼，脾气很不好”。

　　陈印(化名)从前是口吸海洛因的。他2000年测出感染了HIV，CD4只有180左右(正常人500-1000)，病毒载量惊人，2003年开始发病。他并不介意向我演示烫吸过程：普通香烟的锡箔内衬由两层构成，将白色的纸层揭开，剩下那层银色的锡箔可作海洛因的工作台。通常是裁成边长2-3厘米的长方形小块，用水浸湿，然后剥离。

　　陈印用另一种方法。他将锡箔那层朝下，点燃打火机，蓝色的火苗快速掠过，这一道的纸层便能从锡箔上揭开，反复几次，一张轻盈的锡纸就平躺在手掌上。

　　“我现在已经不吸了，看看就满足了。”他有点不好意思。

　　陈印手上有一粒黄豆大小、用塑料薄膜包裹的海洛因。他用钥匙剔开封口，小包慢慢绽开，那里面盛着比0.1克略多一点的淡黄色粉末，行话叫“一分”。真正纯的货色不是白色的，而是乳黄色，且有一种酸臭之气。我凑近去闻，果然有一股酸味。陈印用指甲盖剜出一点放在锡纸上，用打火机加热，便有一线细细的白烟从海洛因上袅袅升起。他撮起嘴将轻烟吸入，深深地吸进去，因为瘦，他的两腮现出两个凹洞，而他顾不得形象了，像个饥饿的婴儿在吮吸母亲的乳汁——人们常用“贪婪”来形容的那个温馨的场景。

　　粉末最后消失，一部分化作轻烟，一部分留在锡纸上，留下一个斑白的圆点，过一阵就会变黑。轻烟那部分开始在他体内发挥作用，陈印的脸瞬间泛起微红。因为我在场，他没能舒展这片刻的眩晕。

　　从2004年3月23日起，他参加了美沙酮替代项目。他现在每天去美沙酮门诊，喝上一小杯蓝盈盈绿兮兮的液体，在理论上告别了那种眩晕。

　　中英项目五年

　　林晓云和陈印，都是中国卫生部与英国国际发展部合作实施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受益人。由英方提供1530万英磅无偿援助的这个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国性病艾滋病防治领域最大的双边合作项目，至2006年10月，五年合作将告一段落，留下一些词语嵌入某些人群的日常生活，也嵌入公众视野：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

　　云南省中英项目办公室的陈良告诉记者，第二期合作也是五年，将从云南、四川两省扩展至7个省(自治区)，2006年底启动。他考虑是否继任的一个关键是自己是否还吃得消。

　　要走近静脉吸毒者、性工作者的世界，真的不太容易。四川省L市市中区疾控中心的小姐联络员、25岁的小何在小姐堆里混了一年多，每晚回家最想做的就是“赶紧把这些事情忘掉”。小姐们的命都不大好，年老的愈发凄惨，整天浸在这些故事里，于身心不大有益。

　　小何说，女性吸毒者，往往身兼几重身份，卖淫者、艾滋病感染者、偷摸拐骗者。每次见她们，情况都会很不一样，也许是身世变了，也许是别的什么又对不上了，你要慢慢去体会。但相熟之后，小姐们胆子也大，比如小何宣传使用安全套时，她们会说“试一下嘛，质量好不好”，这是她们视你为“朋友”的表现。他的前任，一条五尺汉子，据说曾遭众小姐袭胸，胸毛全被拔光。这种工作，不是人人能做的。

　　陈医生跟这些吸毒者打交道也有四年多了，开始还上了不少当。她告诉记者，女孩吸毒，60%因为好奇，其余有想

　　目前中国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两大人群，第一是静脉吸毒者，第二是性工作者。糟糕的是，这两个人群往往是重叠的。

　　在艾滋病累计报告病例超过一万人的省区排序中，云南列第一，37, 040例(截至2005年9月底)；吸毒者感染率在2004-2005年已达10%以上的地区按严重程度排序，新疆第一(30%)、云南第二(22.5%)、广西第三(20%)、四川第四(13%)，湖南第五(12%)；按照暗娼人群的感染率，广西排第一，从2001年开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云南省排在第二位，2002年以后保持在5%左右并有上升趋势。

　　中英项目花了五年时间，在干预这些高危人群的同时，委托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庄孔韶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四川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曙光教授等一批学者，与当地项目办工作人员一起，做了一系列比较深入的社会学调查。以云南为例，2003年、2005年共访谈静脉吸毒者99人，其中男性79人，女性20人，文化程度初中占半数以上；初次吸毒时间从1986年开始，1996年为一个人数激增起始年。吸毒前他们曾是工人、公务员、个体户、采购员、坐台小姐、餐馆老板、出租车司机、演出经纪人、农民，也有待业的，但现在，他们统统无业。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有的靠父母或男友养着，有的申请了低保，更多的从事“街道经济”，即小偷小摸、坑蒙拐骗。

　　因为个人过错和社会处置这些过错的惯例，他们被整块地划到另一个世界——异于社会正常、平均水平的“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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