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代表揭露药品最多须经14道环节利润分配

赵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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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的亲舅舅遭遇了药价虚高的戕害，我也许现在还在当医药代表，稳稳地赚着每个月几万元的收入。舅舅从一个当地屈指可数的小富翁，到最后实在拿不出一分钱治病而服毒自杀的惨痛经历，深深地震撼了我。舅舅死后，我彻底告别了医药代表生涯……”本报“撕开医药惊人黑幕”系列报道陆续见报后，一位自称可以实名形式揭露黑幕的读者，向本报记者打来电话。6月3日下午，记者在一个僻静的农家小院，见到了这位颇具神秘感的特殊读者。

　　医药代表“倒戈”

　　赵忠诚，湖南衡阳市祁东县人。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的原因，坐在记者面前的他，大热天还穿着一件西装。“我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身体已经吃不消了。”赵忠诚自我解嘲道。

　　事实上，赵忠诚年仅36岁。

　　欲“打破药界潜规则”之前，无论是他的亲人，还是朋友，都有人劝他别那样做，但赵忠诚说：“药价虚高使得老百姓看不起病，最后只能死路一条，而我，竟然也是这群凶手中的一个。以前还不怎么觉得，舅舅的死，让我有了最真切的感受。”

　　赵忠诚的舅舅，在1996年患上了一种叫牛皮癣的病。患病之前，这个当年还只有46岁的壮年汉子，在当地经营一些生意，每年有好几万元的收入。为了治病，几年时间，这个原本富足的殷实之家，就背上了外债，虽然看了好多医院，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赵忠诚这时已经在从事医药代表工作，他先后共拿出3万多元资助舅舅。然而，高昂的医药费仍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舅舅一家从亲友家筹借的钱，转眼间又用得精光。

　　2003年清明节那天，赵忠诚的舅舅默默地从道县回到祁东县过水坪镇会塘村的老家，喝下了一瓶毒鼠强。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他表达了对亲人的歉意：“我的病花掉了那么多的钱，对不起亲人……”

　　赵忠诚激动地说：“如果说药价虚高是‘杀死’舅舅的凶手，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第一次有了犯罪感。”

　　“医药代表很下贱”

　　1989年6月，年仅18岁的赵忠诚被招工到湖南祁东制药厂。4年后，因工厂效益不好，赵忠诚成为下岗工人，当起了医药代表。

　　赵忠诚说，早在10多年前，进出医院的病人就要为自己的病多付出好几倍的钱。他举例说，如果从医院里开出的处方药品价格是100元的话，一般情况下，进价也就30元左右。“医院里赚30多元，付给我70元左右。除开30元的成本，我还有40多元的差价，看起来利润蛮大。但这只是表象，其实，真正落进我口袋里的也就剩3到5元了。”

　　“剩下的钱哪里去了？”记者追问。

　　他说：“那些钱谁得了，我不好说。反正，他们都是医院里管药管钱的实权人物。我每次从医院里领出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按比例给他们送钱，要是送慢了，就绝对不会有下一单生意了。”

　　“做医药代表其实是一个很下贱的职业，好多次，哪个医院的实权人物深更半夜一个电话，我就得赶紧去为他们唱歌、跳舞或是喝茶、吃宵夜买单。他们把我当成一个提款机了。”赵忠诚说，时间一长，他自己良心上开始过意不去。

　　发誓打破“潜规则”

　　也就在赵忠诚为自己的职业苦恼，“实在看不下去”的时候，他的舅舅因治病债台高筑服毒自杀。就在这一年，赵忠诚毅然告别了近十年的医药代表生涯。4个月后，下定决心与药价虚高决一死战的赵忠诚，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医疗行业的潜规则，将真实的药价还原给社会，让患者以较低的价格买到好药。2004年元月，赵忠诚从祁东县来到长沙，开了一家近百平方米的药店，取名慈善堂。

　　他开始广泛收集同一种药在医院的处方价格和实际出厂价格的差异情况，并通过“地下渠道”想方设法进货到自己的店内，再销售给患者。

　　在赵忠诚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药价对照表中(见附图1)，记者注意到，由上海华新生物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为辛洛尔(注射用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每瓶结算价(进价)仅为5.50元，零售价是6元，但一些医院的处方价格却高达96元，是零售价的16倍。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由赵忠诚提供的这组药价对照表，每个品种的差价都在数倍之上，最低的也有3倍(武汉健民生产的小金胶囊)，最高的16倍，其余大多在6到10倍之间。

　　“在所有的病人中，最不容易的是肿瘤病人。”赵忠诚说：“一个肿瘤病人的治疗费往往可以让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倾家荡产，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财两空。事实上，治疗一个肿瘤病人，药费这一块至少可以省下50%的钱。但现在很多肿瘤药比实际价格高出很多，甚至达到数十倍，这一点，病人自己根本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为病人着想的考虑中，赵忠诚产生了开办一家平价肿瘤药店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