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 晗
6月15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值该组织成立5周年。与以往几届峰会不同的是，伊朗、蒙古、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将作为观察员参加峰会，此外，阿富汗、独联体以及东盟(ASEAN)也将作为主席国客人参与进来。因此，此次峰会将超越中—俄—中亚的区域，融入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元素，更具有亚洲的整体意义。这一次，上合组织的亚洲想象意义初现端倪
。
如何想象亚洲，乃是整个亚洲国家在20世纪面临的问题，近年来由中国倡导的博鳌亚洲论坛所呼唤的“新亚洲意识”也是这样一种努力。可是问题在于，“亚洲”本身就是一个相对于“欧洲”而构想出来的概念，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谱系中进行定位和自我规定的一个历史—地理、文化—政治范畴。平心而论，就亚洲内部的多元和歧异的文化价值(儒家文化、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印度教等)而言，构想一个像欧盟那样的文化政治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21世纪的美国的“新帝国”国际体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之下，如何重新进行亚洲想象，本身十分必要，但也十分难以着手。
不仅如此，在亚洲各大文明在与西方碰撞过程中的转型中，一方面民族国家体系本身带来了诸多隐患和危险，另一方面各大文明又并不满足于民族国家地位(比如现在的印度崛起、伊朗核问题等等)，就使得“亚洲”概念本身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境地，这种境地又在美国的全球性规划当中得到了恶化，使亚洲想象变得困难，而区域一体性的构划方式也已给人们留下了不甚美好的回忆(比如日本的“亚洲一体论”)。这给亚洲想象带来了两难境地。
而在上海合作组织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新亚洲想象的可能性。这种想象基于共同的地区性安全事务(反恐)合作和经济融合，通过文化人文合作增进多边理解与共识。具体讲来，在以中国、中亚以及北亚的区域性组织日趋稳定之后，通过对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接触(下一步可将其正式吸纳上合体系)，将该机制拓展到整个亚洲。
特别地，上合组织“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使得这个以谋求区域联系、基于多元文明的开放性社会组织能够充分考量各自的文化特性，通过协调经济发展、平衡利益冲突和共同安全合作的举措来增进融合，从而减弱民族国家体系的危险性和冲突性。这种亚洲想象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构想模式(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亚洲一体论”的基础乃是“脱亚入欧”)，本身具有新的拓展空间。
实际上，上合组织目前的运作模式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区域经济或者政治联合体，而通过人文合作来促进区域内部的精神性结合，因此也构建了某种“软实力”。这种相互理解、共同面向未来的精神，本身就是21世纪面临着“文明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整个人类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上合组织的亚洲想象模式，超越了区域界限，从而具了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相关专题：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