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势如春笋 老骥也伏枥

　　增势如春笋 老骥也伏枥

　　王扬宗研究员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是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学部于1955年6月正式成立，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区别很大。当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

，学科发展参差不齐。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达到528人。此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1027人。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目前，工程院院士达到了701人。在短短十几年内，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数直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规模。

　　十几年之间，院士人数如雨后春笋般增加，持废除院士制度观点的人认为，急剧增长必然导致门槛降低。对此，坚决反对废除论的何祚庥院士也承认：“单纯谈院士人数多或少没有意义，关键是看院士的水准。而这几年由于院士人数增加过快，水准下降，可以说院士人数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我国科学发展的速度。”

　　王扬宗研究员认为：“院士崇拜更导致院士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被争夺，院士数量大大超过了同期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我国院士的平均资格要求大大低于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水平，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常常不在同一层次。降低院士标准的恶果之一，是毒化学术气氛，滋长学术腐败。更严重的是使我国科技界长期游离于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之外。”

　　与院士增速过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院士的老龄化问题。这一问题早在1990年就纳入学者的视线。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在一次采访中说，目前工程院80%的院士参与实际的一线工作。顾海兵教授提出，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8-70岁左右，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在63-65岁左右，以这样的高龄参与实际工作并且还要保证代表中国高科技水平，是难以想象的。

　　在解决院士老龄化问题的途径中，院士增选尤为重要。然而增选却成为近年来院士制度屡遭诟病的一个导火索，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院士不应当再增选，院士数量应由自然原因减少直至消失。

　　“院士”已不仅仅是一种荣誉

　　增选，是非院士身份的科研工作者获得院士资格的唯一途径。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原《院士章程》中对院士增选有明确规定，新院士的产生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先由归口初选部门推荐，然后汇总到中科院，由各学部组织院士评审，最后由学部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

　　近年来，院士增选过程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所谓“助选”，二是候选人的背景。顾海兵教授谈到增选弊病时，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院士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更可以做领队。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荐候选人，类似近亲繁殖。他们年龄越大，弟子越多，势力越强，就越可能形成‘学头’。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爵位制度，其山头性组织的产生或潜在形成一定是必然的。”

　　对于这种指责，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沈国舫并没有片面否定，他正面回应道：事实上，在评选过程中，对于一些助选现象，一旦发现，院方会在评选中通报，涉及的候选人将不会被选为院士。今年就有1例。工程院内部还设立有监督委员会，受理一些投诉。如果调查核实后，发现院士确实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会作出相应的处理。

　　与“助选”比起来，院士候选人的背景是更为微妙的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次参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初审人员中，司局级干部以及大型企业主管近50名。顾海兵教授调查发现，近年来校长、院长、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公司总经理，都成为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

　　秦伯益院士说：“院士是个称号，是种荣誉，但不是职务，因此没有权力。”既然没有权力，为什么人们千方百计想获得这个称号，难道仅仅是为一种荣誉吗？王扬宗研究员认为：“实际上，近年来院士崇拜的直接结果就是将院士这种荣誉称号与权力和利益紧紧联系到一起。院士崇拜是学术官本位的体现，院士拥有最高学术地位，就会拥有声望和特权。”（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