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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税收增长基本合理 增长方式更应关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14:13 中国新闻周刊
贾康:税收增长基本合理增长方式更应关注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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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改革开放20多年前期的很多因素对现在税收增长肯定有贡献,正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多种因素集合在一起支撑了税收全面增长,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总体而言是正常的。在现在财政收入增长好的情况下,应该更加关注怎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是最长远、最关键的问题。

  这些年,我们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势头一直不错。其实从财政角度来说,称其为财政收
入更准确,但是现在财政收入90%以上是依靠稳定的税收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可以并在一起。

  这么好的税收收入势头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持的呢?高培勇教授归纳了六个因素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GDP包含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产业,从结构上来说,对于税收增长支撑最大的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基本没什么税收,特别是这两年农业税停征以后,没有了税源就不表现对税收的支撑力。此外,高培勇教授还提到物价,税收增长是以现价计算的额,GDP增长是以不变价计算,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税收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差距会小许多。

  除此之外呢,我的观点是总体而言,95年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背后是一个经济的基本面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和其隐含的效益对对税收支撑的问题。改革开前十多年,税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路下滑的,最低点是95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十一点多。之后就一路上升了,现在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调整后GDP的20%左右。

  这样的一个变化,首先还是要从基本面来分析。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必然经过一个痛苦调整的阶段,必然有一个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前期工作进入了收获期,随着

中国经济运行的规范性不断提高,原来的减税让利空间没有继续扩展,同时由于机制的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点的发育,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发,国内因素相互之间的激荡呼应,再加上加强征管、经济基本面的支撑等等因素,造成了在税率没有明显提高、税种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强劲增长,每个年度税收增长接近20% 上下。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应该肯定大体是正常的。

  现在中国税收对GDP的比重和国际比较不算高,但是也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税外的收费。这几年,税外的收费得到了越来越有效的控制,乱收费的情况不敢说没有,但是大趋势是越来越少了。税外的乱收费在减少,总体收费比重也没有上升,说明现在的正税渠道收入的增长,规范性是很高的,是所有因素一起引发的恢复性增长过程的表现。

  我拿一些具体例子做佐证。以前主要税源是靠沿海发达地区,而这几年西部地区税收增长速度超过沿海。比如内蒙。80年代内蒙和其他民族地区是差不多的,一般人说起来草原只有包钢。到了九十年代前期,内蒙还是比较困难,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是个临界点,从此面目一新。内蒙这几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接近50%。这个增长里面不敢说完全没有水分,但是如果了解情况,这个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集群的形成、整个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活动的繁荣支撑起来的。现在,内蒙在重工业方面有矿业、电业,尤其是煤炭。轻纺有80年代后期发展的鄂尔多斯、鹿王等,现在国内主要的乳业企业就是内蒙两大家。内蒙的基础设施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前几年呼和浩特和包头外面的

高速公路干道上标着BOT项目,民间资金已经介入到了以前政府投资的项目上了。像广为宣传的牛玉儒的事迹,他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坚定不移的工业化。他到了呼市以后,下了很大的力气引进台商,在呼市旁边搞了个大的电子项目。在转变管理体制的同时,内蒙的同志和内蒙区域上的企业在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上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比如煤变油的技术与产业化,现在有两条技术路线,如果其中有一条能走通,那么以后国家在新的工业化过程中,我们在世界上可能就占领制高点了。

  再比如沿海地区的一些低谷,比如山东滨州,原来是一个盐碱滩,但是前段时间已经拥有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家纺城,吸收了大量农村务工人员,它的城市建设也非常有模有样。诸如此类的发展变化主要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对税源的支撑,。

  在我们现在的税制结构里主要税源都是有支撑的。现在的税源里相当大的靠流转税,只要有繁荣的工商业活动就有流转额,必然有增值税,还有国家规定的消费税。这几年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除了流转税之外,内资企业、外资企业这两年所得税的增长也非常强劲,这里面反映的是经济效益这个直接衡量。再加上加强征管和其它因素对于进入收获期以后的税收增长来说都是支撑点。

  但是,是不是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我觉得还是有。

  钱从哪来的问题解决以后,要解决钱往哪去的问题。财政支出是刚性的,在税收强劲增长的情况下,这个支出的盘子扩张的就快,一旦税收跟不上,这个支出怎么维护。

  在目前财政收入好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该是最长期,最关键的问题。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我们现在毕竟是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如果看到现在情况很好就以为天下太平,继续增长而没有把力量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上去的话,一旦这个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瓶颈变成非常现实的约束,我们可能就要掉下来了,那时候我们会发现,前期做的很多工作让我们全社会付出了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不能简单的对税收收入增长唱赞歌,要分析收入增长是不是更多的依靠粗放型方式,粗放型方式能不能得到一定的抑制而更多的去努力发展集约型经济。

  当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是一个慢变量,现在中国种种粗放型的方式还不能避免。比如广大的农村区域一旦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往往就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央就号召把基础设施投资重点转到农村区域,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要从增长方式转变上来说是配套条件,本身没有什么高的技术含量,只需要钢材、水泥加上必要的技术条件。在现有的城市中,一大批城市要发展地铁,从世界水平来说也不算高科技了,只不过施工上有些新的工艺而已。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各个政府来说是个难题,大规模的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改造,都是土木钢铁时代的特征,在这种粗放型情况下,GDP能包含了多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些基础设施建好以后要投入高科技,这才是关键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这里面也有矛盾,劳动密集型转到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就出现个权衡问题,如果这里面的尺度没有掌握的很好,就业压力就很大。总体的导向是在经济好的情况下要千方百计的考虑中长期的问题,觉得这是贯彻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一点。

  收入增长了也要有危机感,至少危急性的因素要从长期看。一个就是看钱花得好不好。公共财政建设说了这么多年,有了很多改进和进步,但实话实说,很多钱花的是不必要的,低效的,这需要一系列的管理改革和创新,也需要支撑管理创新的技术层面的创新。比如分税分级的财政体制,省以下是贯彻不了的造成了很多矛盾,这不是加强管理就能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整顿体制框架的系统改造,也有扁平化改革的问题,扁平化改革就要求行政体系减少层级配套改革和种种决策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些都是要一起考虑的。

  最后我要强调,中央政府并没有什么对税收的偏好,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领导都呼吁要实现两税并轨,一致支持税制改革。在财政收入比较快的时候,有必要更大力度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和增值税转型两个改革,因为这两个改革都会减少税收收入,现在的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好的操作条件,为什么不更好的推行呢?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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