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无声的世界杯

　　本报记者 包丽敏 李润文

　　天下着大雨，6名农民工卷着裤管，打着伞，深夜站在广州街头一个露天大屏幕下，仰着脖子凝神观看正在转播的世界杯。因为大屏幕只有画面而没有声音，为此，他们中的一人专门花65元钱买了部收音机，6个人支着脖子，边听广播电台的直播，边看无声的大屏幕。

　　其实，农民工看不看世界杯，看不看上世界杯，原本没人关心。但6月中旬广州一家媒体的一则报道，却深深触动了我们。我们联系到写这则报道的记者，试图打听到这几个农民工的联系方式，对方告诉我们，她们也只是路过时看到了这一场景，就写了这篇报道，并未留下他们的联系地址。于是，我们决定前去广州，深夜等待他们的出现。

　　N0.1 这块大屏幕安装在广州至尊国际夜总会大门的上方。每当夜幕降临，夜总会里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和穿红色露背长裙的女招待便忙碌起来。很快，他们的客人坐着奔驰、

　　夜幕下，大屏幕上有时飞出一张张红唇，有时播送出一两副撩人的身段，或者像万花筒一样呈现着各种花样图案。每天，这块大屏幕就这样播放着夜总会“宣传片”：“尊贵”、“激情”、“时尚”、“梦幻”，几个口号一遍遍在大屏幕上翻飞。

　　直到今年6月中旬足球世界杯开幕后的某天，夜总会三四百米外的建筑工地上，一位开塔吊的农民工突然看到远处这块大屏幕上出现了德国的绿茵场。

　　“他妈的大屏幕上转播世界杯啦！”消息很快从塔吊工人那里传遍工地。

　　顷刻间，这个工地上就有4名农民工跑到了夜总会对面，坐在马路牙子上，一人买了一瓶啤酒，仰着脖子沉浸在大屏幕转播的无声世界杯之中了。这几个人并未意识到，他们是在分享全人类一个共同的狂欢节日。

　　一个当时只是凑热闹的农民工还记得，两个漂亮入时的女孩从他们身边经过，其中一个用四川话嘲笑道：“看，四个傻×在看球呢。”

　　另一个农民工似乎没听懂，还对着她们高声调笑：“靓妹，来看球！”

　　那时，这个工地上60层的大楼正要封顶。水电工陶辉那几天连续加班，等到收工已是晚上9点半了。他顾不上冲洗，只是换上一双拖鞋，浑身汗水和着泥浆，就跑到大屏幕下，看下半场比赛。

　　事实上，陶辉在大楼54层加班时，就不时远远地瞅一眼这边的大屏幕。当镜头拉近时，他虽然看不清球员球衣上的号码，但能看到足球，“看到带球速度”。当镜头推远时，只能看到满屏的绿色。有一天，陶辉实在忍不住了，背着当班的监工偷偷跑到了大屏幕下。

　　6月13日那天，陶辉终于不用加班，但广州却下起了大雨。“下那么大雨，今天别去看球了。”妻子说。但陶辉抓过一把伞就跑了出去。

　　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每晚9点开始，但那天8点半时，陶辉已经撑着伞站到夜总会对面的马路上了。

　　他到那儿时，早有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正打着伞抬头仰看大屏幕。接着，陶辉隔壁工地上一个叫老王的农民工也打着伞来了。他拎着一张小板凳，手里还拿着个小收音机。

　　老王的收音机里也在直播世界杯。他一边看无声的大屏幕，一边听收音机。据说，收音机是他为这届世界杯花了65元特意买的。

　　那天刮着风，雨把陶辉衬衫的后背打湿了。他打着伞站着，直到雨停，然后把伞垫在湿湿的地上，坐在伞上，继续观看无声的比赛。

　　陶辉举着伞仰看大屏幕的姿势，就是这时被摄影记者抓拍到的，并上了当地的报纸。

　　据说，夜总会的大屏幕最多时曾吸引来上百名农民工看球。他们占据了夜总会对面的一长溜马路牙子和人行道。一些人来自陶辉所在的工地——正建造的60层“富力中心”写字楼，一些人则在夜总会斜对面为铂林国际公寓建造32层的商品住宅楼，另一些人在附近修建地铁，还有一些人来自不远处的海关大楼工地。

　　他们有的铺着凉席，有的垫着报纸。大多数人趿着拖鞋。有人打着赤膊，露出精黑的上身，有人像陶辉一样披着上衣敞开胸，也有人像要出门一样特意穿戴得整整齐齐。

　　一部分人拿着收音机，将耳机塞进耳朵里。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在看大屏幕。大屏幕右侧，“至尊国际”大招牌上，七彩的霓虹闪动着，像在跳舞。

　　下方的大门内，两名身穿白制服的服务生，各将一只手矜持地背在身后，一边将大门拉开，一边优雅地向来客鞠躬。

　　夜总会似乎没有想到“相当于广告牌”的大屏幕招来了这样一群看客。他们原本只是“转播给过路人看”的。

　　记者想向这家夜总会探问转播世界杯的详细情况，一位发福的中年男人显得狐疑而又不耐烦地回答：“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说完转身便走。

　　“对不起，你们不能在这里待了，我们管事的下了逐客令了。”一位工作人员客气地说。

　　此前，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说：“这是显示我们这家夜总会的实力。我们是广州惟一一家有大屏幕的夜总会。”

　　N0.2 不管怎样，夜总会的大屏幕让陶辉看上了世界杯。他总是趿着一双蓝色的廉价塑料拖鞋，卷着裤管，按时坐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他的妻子李向云趿着一双红色塑料拖鞋也看球来了，抱着他们9个月大的女儿陶安康。

　　李向云坐在马路牙子上给陶安康喂奶，或在中场休息时，给远在重庆老家两岁的大女儿打一件鲜黄色的毛衣。

　　两个女儿的父亲陶辉今年24岁，1.70米出头的个子，憨憨的，上嘴唇还留着一层软软的黑胡须。

　　“他是我们的‘钢杆’球迷。”他的一位工友介绍。不过，陶辉本人从来没有踢过足球。

　　陶辉就读的山村初中，只有一只足球，也只有一位物理老师和一位音乐老师会玩。学生们总是站在操场上，看他俩一个踢，一个扑。

　　2002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出线。在一位老乡的带引下，陶辉开始看起了足球。同一年，陶辉几乎一场不落地从老乡出租屋里一台17英寸电视里看完了在日韩举办的世界杯。

　　“足球赛我一看就喜欢。”陶辉说，“够刺激，看他们的带球速度啊、配合技术啊，多好啊！”

　　不过今年在德国举办的世界杯，陶辉落了好几场。两三百人的工地，食堂里有两台电视，但据说除了播过一次安全宣传片之外，从来没有打开过。一位包工头花200元买了一台14英寸电视，但因为没有安装有线，有时能收到的比赛转播信号很差，有好几叠重影。人们开玩笑说：“这里一下可以进5个球。”

　　工地外的小卖部也有一台电视，不过通常播放电视连续剧。而夜总会的大屏幕，每天凌晨一点半关闭，两三点开始的球赛，大屏幕下的人们看不上。

　　每天下午6点半收工后，陶辉就到工地外买一份报纸。先从体育版的足球版看起，再看邻近的国际版，再看国内版“有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他关于足球的各种知识大部分来自这些报纸。他喜欢葡萄牙的菲戈，德国队的克洛泽，不喜欢像罗纳尔多这样“耍大牌的”。“贝克汉姆就是帅，好多女孩就爱看靓仔。”陶辉说，“我喜欢技术好的球员。”

　　N0.3 陶辉今年2月来到广州，带着妻子李向云和当时4个多月的小女儿陶安康，加入这个建筑工地。他参与建造的是一座“超五星级豪华写字楼”。

　　他们一家三口与7个男工友同住一个工棚。

　　8张床里，陶家三人的那张床加宽了三四十厘米。李向云让这张床比单身男人们的床整洁得多。床头简陋的木架上，整齐地叠放着三个人的衣物，一只闹钟，一卷手纸，还有工友送给陶安康不多的几个小玩具：一个塑料的金发女娃娃，一只简易的塑料小汽车，一只捏一下会叫一声的橡皮小狗。

　　陶安康刚长出两颗牙，拿到玩具就用嘴啃：娃娃的脚、汽车的轮子和橡皮小狗的屁股。

　　陶安康在工地上的5个月里，已经大病一次。那次她得了肺炎，烧了4天后，夜里10点多送到广州一家医院，那时她的体温已经40.3度。医院让交3000元押金，可她父母只凑了800元。

　　陶辉央求说：“能不能先治，我们再想办法？”医院先是松口说交2000元，最后坚持最低也要交1500元。陶辉急哭了。

　　夫妻俩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决定连夜买火车票回老家给孩子看病。可是火车票卖完了。

　　“好怕啊！”李向云事后回忆说。凌晨两点多，两人哭着回了工棚。

　　幸好，哭声吵醒了同屋的一位带班师傅，他立刻找到一位老乡，曾经是乡卫生院的儿科医生，现在广州卖保险。陶安康被连夜送去，这位大姐收了他们600元药费，几天后将陶安康治愈了。

　　“医院真黑！”陶辉摇了摇头说。

　　事实上，陶辉在这5个月里已欠了工友们2000多元债务。7月3日这天晚上，陶辉说，虽然他一个月的工资是1500元，但从他来工地到现在，“老板”就没有发过工资，总共只领到了900元生活费。一周前他又向同在广州打工的哥哥借了100元，也已花完了。

　　陶辉能从食堂里领到一份菜和足够多的米饭，夫妻俩分着吃这只有五六小块肥肉的一份菜。“一个人吃都不够，什么味都没有，只有盐味够。”陶辉笑道。

　　“哈，吃完饭碗都不用洗，用水冲一下就干净了。”李向云在一边帮腔。有时，她自己买菜偷偷做着吃。不过，自从手头没钱后，他俩又已经连着四五天分吃一份菜了。

　　N0.4 这个工地的工友们就是吃完这样一份饭菜，冲过澡，然后三五成群地坐到夜总会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跟这个星球上所有正在观看世界杯比赛的人们一起，分享着这场盛大的狂欢。

　　这时，夜幕下的广州，暑热稍稍退去，数不清的外地人不知从城市的哪个角落钻出来，遍布这个城市，开始各种营生。夜总会两三百米外的天桥上，一个黑瘦男人卷着裤管蹲在水果筐后叫卖。一个胖女人懒洋洋地举着各种透明的纹胸带子。年轻的外地小伙凑上来招呼：“欧美打口CD！”两个少女埋着头坐在地上，请求好心人资助她们读书……

　　这是6月30日晚12点开始的德国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马路牙子上坐着40多个农民工，许多人攥着收音机，戴着耳机。

　　“冷静点！冷静点！”一个光头朝着大屏幕喊。

　　德国队进球了。一个光着上身的年轻人兴奋地大叫：“老子进球啦！老子进球啦！”下半场，阿根廷队也进了一球，人群里阿根廷的球迷也大叫起来，鼓掌，大笑。不知谁大喊一声：“你要输啦！”

　　9个月大的陶安康也在“看”球。她一边啃着手指，一边呜呜地出声，有时还兴奋得尖声大叫。妈妈逗她：“你是中国第一小球迷！”比赛间隙，工友们逗她：“小妹！”“你这个小丫头！”他们抱着她像飞机一样，一会儿俯冲，一会儿上升，她高兴得皱起鼻子哧哧地喷气，把妈妈逗笑了，说：“怎么跟我们家乡的牛一样。”

　　当不远处海关大楼尖顶上的时钟指向一点半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眼看点球大战即将开始，大屏幕突然一片黑暗，绿茵场和明星球员顿时消失。

　　“啊——”人群中响起一片失望的嚎叫。“这些王八蛋！”有人高声叫骂。“回去睡觉吧——”有人怏怏地嚷。

　　很快，人群重又回到附近各自建筑工地的工棚中去，给午夜的广州街头留下一地坐烂了的报纸。

　　捡垃圾的来了。路灯下，晃动着一个大人一个孩子的身影，他们将烂报纸塞进塑料袋。

　　陶辉回到宿舍，在阳台上站着，等听收音机的工友报告比赛结果。当地粤语台报告了最后比分5∶3。陶辉喜欢的阿根廷队输了。他懊丧地想：“今天晚上白看了！”然后去冲了个凉水澡，倒头就睡。

　　凌晨两点左右，情侣们还在路边的吃食店吃夜宵，一个中年男人推着垃圾车经过，跟陶辉的那些工友一样，他也戴着耳机。耳机线穿进制服的领口，在路灯下闪着银灰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