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从维熙：人字风筝--唐山大地震30年祭

　　从维熙

　　每次去唐山，必到纪念碑前祭悼瞬间消失了的24万亡灵。1976—2006，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来到，作为童年曾驻足过的故土，让我心灵备感伤痛。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正在山西晋南一个劳改农场接受惩处性的劳役。大地震的

消息，传到那片不毛之地时，已然为时很晚了，我还是在田野里采摘了一束白色的小花，插在窑洞里惟一的一扇窗子上。这不仅仅因为我堂兄嫂从晋华夫妇，被埋在了瓦砾之下；更大的感伤是一场文革，已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大地震犹如雪上加霜，让这个北方的重工业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城。记得，这束小白花还曾招来过蜜蜂，它们去而又来、来而又去的歌声，听起来好像是寺院僧人，在对死者亡灵举行超度。但是那束小白花，差点给我带来麻烦，一个“同类”中的告密者，说我是对文革的变相的恶毒攻击——多亏当时的劳改队长陈大琪，是个忧国忧民的劳改队长，他只是让我把那束早已枯萎了的小白花从窗子上拔掉，并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每天丈量监舍旁边一口水井的水涨水落，以防地震突然袭击山西。

　　这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件往事。返回京城之后的1980年，北京市作协组织作家出访震后4年的唐山，同行者中有前辈人萧军、雷加，以及同辈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等十余人。那是我第一次回访童年涉足过的圣土。记得，我们当天夜宿唐山市政府招待所，那是在一片瓦砾中惟一没有倒塌的一幢二层小楼，它的周围矗立着进行维修的脚手架，我们是从脚手架的空隙中钻进那个招待所小楼中去的。

　　由于出访时是严冬腊月，我到唐山就病倒了，萧耘陪同其老父亲萧军，到我住的屋子来看望我的病况时，留下我另一段有关唐山

　　我的心被萧老的话烧着了，忘记自己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从床上半坐起来，对萧老说:“能讲这话的人，只有您萧老——您说这是不是“阿Q”在中国还魂了——”萧军打断我的话，扔过来一句铁硬铁硬的话:“什么还魂？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就像鬼魂似的紧紧追随着国人，那些执政者们也不例外，不然为啥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是‘阿Q’的典型表演。你同意我的话吗？”记得，我当时没能回答出萧老的问题，却被这个文坛硬汉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真怪了，第二天，我的烧退了，不知这是萧军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的作用，还是由于退烧药的功能？！

　　如今留在我记事本本上的这句话，因时间久远字体虽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是那文坛硬汉的声音，依然如雷贯耳，使我这个后来人，永生难以忘却萧老的人世诤言。当时，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了4年多，我们走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街道上，心情依然难以平静，特别是入夜之后，总能听见不知来自何处的哭声——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生者对死者的祭悼，虽然此时不是清明或年节，但是24万死者的生辰日期，排满一年365天，所以几年来夜夜没有安静；要是到清明节日，哭声悲天恸地，冥纸和纸钱的灰烬到处飘飞。这还算是不幸中的幸者，大约有7000户人家在地震中灭门断代，他们只好在阴曹地府自怜自惜了。

　　第二次去唐山，是10年之后唐山教育学院(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派人来京，请我到唐山与学生们谈谈文学。我是吃冀东大地五谷杂粮长大的，对于家乡的事儿，我立刻答应下来，随车二进地震后的唐山。历经十几年重建，市区虽已没了1980年时的断墙瓦砾，但是市容仍然十分肃穆而单调。其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地震纪念碑上空飘飞着的风筝。儿时，我在唐山看见过天上的风筝，大都是些鹰雀造型的纸鸢，但是那天清晨，我看见一个老者摇动着手中线盒，把一个大大婴儿图案的风筝，放上了天空。一抹朝阳照在天上婴儿的身上，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老者，一定是在祭祀地震中消失了的儿孙。我本想上前询问这位老人一下，以求印证我的这个感悟是否正确，但是陪同我来的学校向导，用眼色制止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是个局外人，只有一颗怜悯人间苦难的心，而无大地震的血泪经历——因为那位老者，蹒跚着脚步放他手中的长线时，我发现他是个跛足的瘸子，不言而喻，他也是在那场大地震时丢掉腿的。大地震已然过去十几年了，一个侥幸活下来的跛足老者，难以忘却生离死别的人间亲情，在纪念碑上空对儿孙进行天祭，让我心里顿生酸楚，泪水接踵涌上眼帘。在归途上，陪同我的向导告诉我，当地人早已对这种祭悼方式司空见惯了，卖风筝的商贩洞察这座城市之心，尽卖些人物画像风筝。我十分感谢那位向导，试想我要去询问老者有关风筝的事，不是让他心上的伤疤再一次流血吗！

　　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我应昔日家乡友人——今天松下中方董事长张仲文之邀，第三次奔往唐山去参加陶瓷节盛会。这本是一次盛大的商务活动，但是各国的客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谈判商机之余，去了大地震的遗址咀嚼当年唐山人的苦涩。遗址的地点在唐山矿业学院校内，用围栏保护起来的一座倾斜、但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残楼。在这歪歪斜斜的断墙残壁之下，一个德国常驻中国的商人，知道我是个

　　他问:“我来中国务商已然好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看唐山。我对中国的商业行情不能说一无所知；可是我始终不理解贵国的文化心态。比如，任何一个国家经受这么大的灾难，都不会拒绝国际援助。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敏感地联想起萧军老人当年的话，但我不想重复萧老的话。我说:“这是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的行为，不能与中国文化心态放在同一个天秤上衡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了。不然，你怎么能到中国来经商？”

　　他问:“你当时在北京做事吗？”

　　对他的问题没有作答——我不想对他谈起我当时为囚的身份。

　　“该怎么表达一个德国人的看法呢？如果当时接受了国际人道援助，这时候的唐山，就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了。”他用十分流畅的中国话说。他虽然算是半个中国通，但是可能还不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没有过去几十年封关锁国的历史，中国会有今天的通达开放吗？跟他说起这些来太费口舌，便提议去看唐山广场纪念碑前的风筝。

　　此时正是初秋，广场上空，飘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离我第二次来唐山，时间虽然流逝过去了10个年头，但是在放飞的各种飞鸟图形的纸鸢中，依然飘飞着人体图案的风筝。

　　这使得那位德国商人颇感诧异。我说:“你应该理解其中的原因。”

　　他想了想，似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出于怀念地下亲人？”

　　“当感情延伸为一种本能行为之后，连天上的风筝都有别于其他城市，成为这个地震城市的独特风景！”我说，“当然，把人字谱写到天上，也可以隐喻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受过苦难的中国人——把人的权利，看得至高无上。”

　　至今，大地震已然过去了30年，我仍难以忘却唐山上空，飘飞着的一只只人字形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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