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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从维熙:人字风筝--唐山大地震30年祭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13日09:14 南方日报

  从维熙

  每次去唐山,必到纪念碑前祭悼瞬间消失了的24万亡灵。1976—2006,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来到,作为童年曾驻足过的故土,让我心灵备感伤痛。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正在山西晋南一个劳改农场接受惩处性的劳役。大地震的
消息,传到那片不毛之地时,已然为时很晚了,我还是在田野里采摘了一束白色的小花,插在窑洞里惟一的一扇窗子上。这不仅仅因为我堂兄嫂从晋华夫妇,被埋在了瓦砾之下;更大的感伤是一场文革,已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大地震犹如雪上加霜,让这个北方的重工业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死城。记得,这束小白花还曾招来过蜜蜂,它们去而又来、来而又去的歌声,听起来好像是寺院僧人,在对死者亡灵举行超度。但是那束小白花,差点给我带来麻烦,一个“同类”中的告密者,说我是对文革的变相的恶毒攻击——多亏当时的劳改队长陈大琪,是个忧国忧民的劳改队长,他只是让我把那束早已枯萎了的小白花从窗子上拔掉,并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即每天丈量监舍旁边一口水井的水涨水落,以防地震突然袭击山西。

  这是刻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件往事。返回京城之后的1980年,北京市作协组织作家出访震后4年的唐山,同行者中有前辈人萧军、雷加,以及同辈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等十余人。那是我第一次回访童年涉足过的圣土。记得,我们当天夜宿唐山市政府招待所,那是在一片瓦砾中惟一没有倒塌的一幢二层小楼,它的周围矗立着进行维修的脚手架,我们是从脚手架的空隙中钻进那个招待所小楼中去的。

  由于出访时是严冬腊月,我到唐山就病倒了,萧耘陪同其老父亲萧军,到我住的屋子来看望我的病况时,留下我另一段有关唐山

地震的难忘记忆。当时,萧军感慨地说:“我们都比唐山人幸运,尽管我挨批挨斗了多半辈子,你劳改了20年,我们还能有口气,活着到这儿来祭奠亡灵。”我说:“踏上唐山这块土地,心情非常压抑。小时候我来过这儿,晚上我最爱看唐山的皮影戏,白天我最爱看唐山上空的风筝。”萧军说:“你说的都是儿时的浪漫回忆,我更关注唐山的现时。我不懂的是,在大地震后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国际援助?中国都到了什么份上了,还打肿脸充胖子?我一生崇敬骨气,但也看不得假凤虚凰。我真不知道当时的‘四人帮’,还有没有一点天地良心!”

  我的心被萧老的话烧着了,忘记自己是发着高烧的病人,从床上半坐起来,对萧老说:“能讲这话的人,只有您萧老——您说这是不是“阿Q”在中国还魂了——”萧军打断我的话,扔过来一句铁硬铁硬的话:“什么还魂?国民性中的‘阿Q’精神,就像鬼魂似的紧紧追随着国人,那些执政者们也不例外,不然为啥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是‘阿Q’的典型表演。你同意我的话吗?”记得,我当时没能回答出萧老的问题,却被这个文坛硬汉的话,吓出了一身冷汗——也真怪了,第二天,我的烧退了,不知这是萧军那句振聋发聩的话的作用,还是由于退烧药的功能?!

  如今留在我记事本本上的这句话,因时间久远字体虽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但是那文坛硬汉的声音,依然如雷贯耳,使我这个后来人,永生难以忘却萧老的人世诤言。当时,唐山大地震虽然过去了4年多,我们走在满目断垣残壁的街道上,心情依然难以平静,特别是入夜之后,总能听见不知来自何处的哭声——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告诉我们,这是生者对死者的祭悼,虽然此时不是清明或年节,但是24万死者的生辰日期,排满一年365天,所以几年来夜夜没有安静;要是到清明节日,哭声悲天恸地,冥纸和纸钱的灰烬到处飘飞。这还算是不幸中的幸者,大约有7000户人家在地震中灭门断代,他们只好在阴曹地府自怜自惜了。

  第二次去唐山,是10年之后唐山教育学院(现为唐山师范学院)派人来京,请我到唐山与学生们谈谈文学。我是吃冀东大地五谷杂粮长大的,对于家乡的事儿,我立刻答应下来,随车二进地震后的唐山。历经十几年重建,市区虽已没了1980年时的断墙瓦砾,但是市容仍然十分肃穆而单调。其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地震纪念碑上空飘飞着的风筝。儿时,我在唐山看见过天上的风筝,大都是些鹰雀造型的纸鸢,但是那天清晨,我看见一个老者摇动着手中线盒,把一个大大婴儿图案的风筝,放上了天空。一抹朝阳照在天上婴儿的身上,我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老者,一定是在祭祀地震中消失了的儿孙。我本想上前询问这位老人一下,以求印证我的这个感悟是否正确,但是陪同我来的学校向导,用眼色制止了我。这时我才发现我是个局外人,只有一颗怜悯人间苦难的心,而无大地震的血泪经历——因为那位老者,蹒跚着脚步放他手中的长线时,我发现他是个跛足的瘸子,不言而喻,他也是在那场大地震时丢掉腿的。大地震已然过去十几年了,一个侥幸活下来的跛足老者,难以忘却生离死别的人间亲情,在纪念碑上空对儿孙进行天祭,让我心里顿生酸楚,泪水接踵涌上眼帘。在归途上,陪同我的向导告诉我,当地人早已对这种祭悼方式司空见惯了,卖风筝的商贩洞察这座城市之心,尽卖些人物画像风筝。我十分感谢那位向导,试想我要去询问老者有关风筝的事,不是让他心上的伤疤再一次流血吗!

  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我应昔日家乡友人——今天松下中方董事长张仲文之邀,第三次奔往唐山去参加陶瓷节盛会。这本是一次盛大的商务活动,但是各国的客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谈判商机之余,去了大地震的遗址咀嚼当年唐山人的苦涩。遗址的地点在唐山矿业学院校内,用围栏保护起来的一座倾斜、但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残楼。在这歪歪斜斜的断墙残壁之下,一个德国常驻中国的商人,知道我是个

文化人、又曾在德国停留过几个月,便与我谈起了唐山,并留下了令我十分尴尬的对话:

  他问:“我来中国务商已然好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看唐山。我对中国的商业行情不能说一无所知;可是我始终不理解贵国的文化心态。比如,任何一个国家经受这么大的灾难,都不会拒绝国际援助。当时,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敏感地联想起萧军老人当年的话,但我不想重复萧老的话。我说:“这是中国闭关锁国年代的行为,不能与中国文化心态放在同一个天秤上衡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出现了。不然,你怎么能到中国来经商?”

  他问:“你当时在北京做事吗?”

  对他的问题没有作答——我不想对他谈起我当时为囚的身份。

  “该怎么表达一个德国人的看法呢?如果当时接受了国际人道援助,这时候的唐山,就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了。”他用十分流畅的中国话说。他虽然算是半个中国通,但是可能还不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没有过去几十年封关锁国的历史,中国会有今天的通达开放吗?跟他说起这些来太费口舌,便提议去看唐山广场纪念碑前的风筝。

  此时正是初秋,广场上空,飘飞着大大小小的风筝。离我第二次来唐山,时间虽然流逝过去了10个年头,但是在放飞的各种飞鸟图形的纸鸢中,依然飘飞着人体图案的风筝。

  这使得那位德国商人颇感诧异。我说:“你应该理解其中的原因。”

  他想了想,似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出于怀念地下亲人?”

  “当感情延伸为一种本能行为之后,连天上的风筝都有别于其他城市,成为这个地震城市的独特风景!”我说,“当然,把人字谱写到天上,也可以隐喻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受过苦难的中国人——把人的权利,看得至高无上。”

  至今,大地震已然过去了30年,我仍难以忘却唐山上空,飘飞着的一只只人字形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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