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将带来严重社会后果(4)

　　赵白鸽：是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江西省抚州市临床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饶萍香女士，欢迎您饶女士。饶女士是来自基层的，我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在现实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饶萍香：在查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只能对他的机构吊销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对他个人只是吊销他的职业医师证，对他还进行一些罚款，如果是公职人员就开除他的公职，那只是民事方面进行处罚。但是感觉到这样非法违法地做性别两非案件，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地终止妊娠，对他不能上升到刑法，不能判他的刑，所以我们在基层工作当中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这个威慑力不大。

　　主持人：这在法律方面有可能突破吗？

　　赵白鸽：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刑法上加强对打击两非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但是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一个认为父母或者叫公民应该有知情权，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第二个争论，它的依据就是说，我知情以后并不一定会终止它，所以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第三个问题认为，你在整个关爱女孩或者叫整治综合处理出生性别比问题当中，你专门把这个打击两非的东西拿出来了，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首先一个，我们也在考虑，你在设定一个法律的过程当中，必须考虑到各方权益的平衡，一方面要强调父母的知情权，同时要考虑女孩子的生存权和生命权，所以这里面得有一个平衡。第二个问题，从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正像我刚才告诉你的，从一些局部地区的调查结果，终止妊娠，特别是大月份引产的女婴的比例是很大的，女婴的比例远远高出男婴，所以这里面我不能说它是一个直接相关，但是提供了相关的依据，应该是这样讲的。第三个，我们刚才谈的综合治理指的是经济、科技、社会、法律各种手段，这个法律就像刚才我们基层来的同志说的这样，我觉得国家应该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他的成功，事实上现在在国际上，印度和南韩已经把这样一个问题正式列入和进入到法律程序，就是打击两非这个问题。

　　主持人：还有一个像非法终止妊娠，您怎么能判断它是因为性别选择而去终止妊娠呢？我想这个在鉴定上是不是也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赵白鸽：对，刚才她有个问题没提到，在整个基层，有三个难，第一个是要把它列入刑法，实行一种强有力的管制手段非常难。第二个，取证非常难，就是你刚才讲的，他即使有这个意愿，也不一定表现出来。

　　主持人：你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个意愿而选择终止妊娠。

　　赵白鸽：对，还有一个比较难的，现在在整个管理当中就是综合协调，它不是一个政策，而是通过系统的综合政策来决定比较难，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其实听了您的介绍，包括刚才专家还有基层工作者情况的介绍，说句实话，我挺灰心的，不要说治本了，我看就是治标，解决这个技术手段，抑制这个技术手段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您呢？

　　赵白鸽：我带想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它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涉及到方方面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情况，发生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现在农村的流动性增加很大，原来农民都禁锢在土地上，非常容易管理，现在人口很大量流动，我们现在差不多1.4亿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所以这个管理确实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难度。但是我可能没有你这么灰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在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中国的行政推动力还是非常之强的，中国政府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以后，它一定会去努力解决的，中国已经成功地把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三十年取得这么大的成果，中国已经非常成功地用了三十年，现在我们叫稳定低生育水平这样一个状况。现在我觉得从党中央，从国务院，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出生性别比偏高意味着什么，刚刚结束的全国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关爱女孩行动的电视电话会议，在这个会上再次重申了治理性别比的这样一个重要意义。只要政府，因为政府是主导，它认识到以后，我相信这个推动力可能要超过韩国，这是第一个有信心的地方。第二个有信心的地方，是整个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很可能为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创造条件，为什么？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中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会有更多的投入，在社会发展领域，毫无疑问，这样我们的妇女很可能在她的就业、教育，她的医疗、保障形式上都肯定比三十年前要得到一个长足的进展，所以我觉得还是充满信心，但是需要我们非常艰苦地工作。

　　主持人：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比较为难您，我们在做计划生育的时候有一个预测，到哪年我们的人口可能达到零增长，往后可能是一个负增长。到什么时候我们的性别比可以从居高不下开始平衡，然后下降，最后到达一个自然的状态？

　　赵白鸽：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因为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不是用一年、两年来作为一个时间段，而是以十年、二十年，刚才李树茁教授已经用了很好的韩国的案例，它在90年代的时候的数值就跟我们2000年差不多，116左右，它花了十年的时间，现在不仅仅是遏制，而且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我们刚才讲了，103到107，我在想中国的难处是比较大的，它的好处是它的行政推动力非常强，而且我们的老百姓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们只要意识到这个重要的意义，他们一定会共同来参与关爱女孩行动，共同参与出生性别比的治理，我相信应该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产生显著的结果。

　　来源：央视《决策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