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安哥讲述其知青生涯

　　本报讯 1976年确实是个转折点，我们开始慢慢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做梦也想不到中国会有今天这么强大。我29岁之前的那段青春岁月，对一生都有影响。

　　1979年，我转做摄影记者。虽然也天天在拍新闻，但更多时候把镜头对准了世俗生活。至于照片漂不漂亮，那是各花入各眼的事。最主要的是，用心灵观照世界。

　　——安哥

　　(旁白：安哥的故事听起来和他本人一样淡定从容。或许因了职业的缘故，这些故事又常常是充满了场景和色彩的。在一个潮湿多雨的午后，一个人和一代人青春的印迹，在淡淡的烟雾和黑白照片中一页页闪回。)

　　安哥：1976年初，我已经在广州做了几个月的工人。此时，社会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么狂热和紧张，常有北京的朋友过来传些小道消息，人与人之间也开始有了横向联系。而在此前，单位领导、班主任、甚至入党积极分子，都在盯着你的言谈举止，等政治运动一来，都可能对你拥有生杀大权。

　　习武

　　10岁那年成了“家长”

　　我关于这方面的可怕记忆从10岁时开始。那时我们全家还住在北京。一天晚上，我和弟弟打架，妈妈打我，我就气得跑出去，类似“离家出走”。天黑了，我听见妈妈到处找我。最终还是回去了，并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但是，妈妈并没有打我，而是突然与父亲抱头痛哭，声音非常凄厉！我吓坏了，赶紧承认错误。但是，他们只是大哭，根本听不到我说什么。哭了好久，我妈说：不关你的事儿，快上床睡觉吧。然后，就擦着眼泪各自回房了。

　　没过多久，父母就被下放到海南一农场了。临走前，他们把我和弟弟从干部子弟学校转到了太保街小学。又找了一个老保姆。临走时，妈告诉我：“我们走了，你就是家长了”。

　　父母走后，我家也从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的三间大北房搬到了一小间偏房。后墙外是个大煤堆，所以，墙上有大片湿黑的印迹。

　　有一天我去上学，经过机关大院的门口时见到贴在墙上的告示，我才知道：我妈被打成了右派，我爸被打成了右倾。

　　太保街小学与我原来就读的育才小学差距很大，是一所走读的平民小学，偏重扫盲性质。六年级的女同学就挺着怀孕的大肚子来上学的。我的班长叫刘玉兰，也是六年级毕业就嫁人了。我后来常见她一个人冒着漫天风雪，在胡同里拉板车。

　　我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他们差别挺大。我讲普通话，他们都讲最痞的北京话。那时，我大概长得也很漂亮，在育才小学时曾被选去给胡志明献过花。一些同学就经常戏弄我。一次放学，一群大孩子，跟在我身后唱电影《阿诗玛》的插曲“阿哥阿妹情谊长……”，还把我往那女孩身上推。我还手，就打起来，最后被从一个煤堆上摔倒再踢下来……我至今也没有看过电影《阿诗玛》。

　　因为老被欺负，我就想去学武。后来，在雍和宫附近，见到一个

　　入团

　　掏遍东城所有胡同大粪

　　上初中后，入团成了大问题。我父母都是老革命，我又是家中老大，当然要争取入团。初二时，我递了入团申请书。但团支部说我还没跟右派家庭划清界限。上高中时，学校组织学习时传祥，参加掏粪劳动。我为了改造思想、与右派家庭划清界限，

　　掏大粪也有规矩：走进一个院子，要把吊桶往门坎上顿一个尿印儿，告诉其他师傅：这院有人掏了。进厕所以前，先要咳一声，免得人家解手的大姑娘、小媳妇措手不及。走以前要把茅坑扫干净，免得住户有意见。背粪桶也很有讲究：粪桶里的屎尿很容易与步子频率产生共振。走得不好，它们就“轰”地一声冲上天空，“哗”地一下灌进脖领，然后顺着脊梁沟流到腰际，被裤带截住形成凉凉的一汪……

　　时间长了，我差不多掏遍了东城所有的胡同，一二百斤的大粪桶，我腿一别，腰一拧，就上肩了。一年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学校写了封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团支部大会通过决定，吸收我入团。然后，学校团委书记找我谈话，劈头就是：“你不老实！还没把你母亲的右派言行交代清楚！”

　　回家后，我按组织要求，追问我妈，让她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我妈哭了，我也哭了。

　　后来，我父母单位党委办公室给学校打了电话，我才入了团。

　　下放

　　到云南的首批北京知青

　　那些日子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永远是最可怕的。1966年，高三了，但是，我已放弃考大学了。因为，对学校里的这些政治气氛感到厌倦了。

　　不过，很快，所有人都放弃高考了，因为，文革开始了。学校里开始抓反革命，出身好的斗出身不好的，也开始斗老师。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没几天，班里开班会，一个少将的儿子骂我一个出身不好的朋友是“狗崽子”。我就和他拍着桌子对骂：“你是什么崽子？……”。几个要好的同学觉得我惹了大祸，继续呆在学校太危险，就到学校开了证明，当晚，我们四个就坐火车离开北京，参加“大串联”去了。

　　先到天津，然后去南京、上海、南昌、武汉。坐火车免费，到各地都有人招待，对我们很客气。我们其实也没什么明确的目的，到各地看看玩玩，散发一页页写着“语录”、“造反”的传单，就算革命了。

　　“串联”回来后，学校里还是停课。我也无意“革命”，就接着到地坛练了一年的武。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我背着家人报了名，和其他知青一起共55人，成为首批下放到云南的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