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安哥:水瓶胆里藏四五运动底片

　　批斗

　　裸体洗澡小伙看呆了

　　1968年2月，到了昆明。当时《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欢迎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为此，昆明的两个造反派还停止了武斗。即便如此，晚上的昆明还是到处枪声。

　　从昆明再坐三四天的车，到达目的地景洪市勐龙镇。真是漂亮！

　　蓝天白云，大片的原始森林。恰逢甘蔗丰收，勐龙河上五米多高的大水车，嘎吱嘎吱地榨蔗糖，日夜不停。其时，各种政治运动还没到这里，少数民族还没户口，也不交公粮，对待我们更是热情友好。

　　我们的工作是烧山种田。把树木砍倒后，全队人坐在操场上，身边放着装满水的面盆和水桶，以防烧着我们的茅草房。顿时，整个山干柴爆裂，烈焰冲天，真是壮观……

　　日子很艰苦，但大家过得很高兴。但是，一年后，更多的知青，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的，先后来到，政治运动也到这里了。农场开始分为两个派别，我们都被要求“站队划线”。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等集中起来，戴了高帽，挂了牌子，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造反派带领我们喊着口号排队去大勐龙。走到桥上，一傣族小伙正在河里洗澡。见到我们的队伍，两腿一夹，赤身裸体站着看呆了。当时，傣族不论男女都是公开在外裸浴的。

　　我们55个北京知青也终于被戴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被要求分散到其它农场。分手时突然大家都哭起来。我也觉得喉咙很痒，但又觉得，我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像狼一样地嚎。那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哭。

　　气氛越来越紧张，斗争越来越激烈。同来的北京知青中有一个叫凌瑜的同学，家里是右派，在这里又被加上“路线觉悟不高”的帽子，思想压力大，干活特拼命，终于病倒了。还坚持不下山。次日早上就昏迷了。我和同学步行十多公里，抬他到分场，再转拖拉机走十多公里，到总场治疗。但没过几天就死了。

　　生活更加艰苦。二百多人的农场，每顿炒菜只放一酒盅的油。只有到国庆、春节，每人才能吃上一碗猪肉。但次日一早，厕所前开始排长队，男厕女厕拉稀声此起彼伏……肠胃不适应了。

　　一晃就是好几年。一帮远离家乡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我们之后过来的那一批，很多都没怎么读过书，脑子也很单纯，闹出的故事越来越多。常常听说某某打胎了，某某又在厕所看见死孩子了。前几年大热的一部电视剧《孽债》，讲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的事。

　　回城

　　和街道老太太过组织生活

　　1974年，我父亲被从江西五七干校派到广州搞侨务工作。根据当时的政策，身边没子女的可以申请一个回城。1975年1月，我终于离开了生活7年的西双版纳。到昆明后，行李、自行车等全不要了，买了一张机票直飞广州。实在是一天都不想再呆了！

　　我对广州的印象很好。城市干净整洁，农林下路两侧都是高大的白玉兰，开花时，满大街都是清香。那些西关人家，虽都是小门小户，但个顶个的整洁。清洁工洗马路，都是用刷子刷。虽然文革还没结束，但这里已经有了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再是靠组织一层一层地单向领导了。

　　父亲长期在汕头蹲点，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没有工作，没事就和一帮街道老太太过组织生活，帮她们整理点资料。还委托父亲战友的孩子帮我从中大借书，巴尔扎克、雨果等世界名著，都能借来偷偷地看。

　　还有机会和朋友去越秀山体育场看足球赛，尤其是有容志行、古广明、何佳的比赛，我们都去看。他们的球踢得既聪明又漂亮，比现在的好看。我记得好像是1975年，刚在前一年拿了世界杯冠军的德国队来，被广东队赢了。让广州的球迷“疯”了好长时间。

　　1975年下半年，我被分到南石头一家研究所的工厂做修理工。不久，被办公室抽调去宣传批邓。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我已经有了独立意识。就在墙报上将邓小平的言论与“四人帮”的一一对比列出来。很多人看见都冲我笑，知道我“不怀好意”。但也没人说什么。

　　会友

　　水瓶胆里藏四五运动底片

　　到了1976年，广州的高压政治空气更淡了。常有朋友从北京过来，转道去香港或云南，总能带来一些小道消息。四五运动，我们都听说了，但广州没见什么动静。两个月后，两位北京的朋友先后来访，先是薛永康，他是著名摄影家薛子江的儿子，我们小时候在一个大院玩。后来又有粘伟强，是印尼归侨子弟。他们当时来广州探亲。

　　就把一包底片交给我，全是他们拍的关于四五运动的。北京查得很紧，他们说，偷偷把底片藏在暖水瓶胆里才保存下来。正好我在家里装了一个三个来平米的暗房。他们走后，我就在家偷偷冲洗，有几十张，记录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情况。我看了并没觉得害怕。当时想，时代潮流改变是阻挡不了了！后来，薛、粘两人将照片取走，1978年，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一期专刊。

　　这一年，我还跟着朋友去拜访了蔡俊三。他也是著名摄影家，当时快九十岁了。在他家里，可以翻看很多香港的摄影杂志。这在当时的内地，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国内报纸上的照片都是“假、大、空”“为政治服务”的。看到陈复礼、简庆福等香港沙龙摄影家们的作品，真是耳目一新。

　　练武

　　四处找同道中人比试

　　广州和香港有一种天然的联系。1976年，还有很多人偷渡香港。珠江上，到处是拿着(篮)球胆练游泳的人。都是打着响应毛主席“到大江大河里去”的口号。但大家都知道，其中很多人是为了练习偷渡到香港。

　　除游泳外，也有很多人练习搏击。我由于早年练过武，就通过父亲战友的孩子，找到一个叫袁百旺的师傅，学习搏击。我们一般在越秀山、荔湾湖练，也到过新滘乡下。一帮人对打，后来嫌不过瘾，就

　　去找别的圈子比试。那时大家纯粹是以武会友，并没有聚众打架。

　　一次，我们这帮人约了另外一帮人，在荔湾湖比试，都是单打独斗，完全没护具的。我就在旁边拍照，打得很激烈，其中一个鼻子被打出血了，衣服都撕破了。我就抓拍了一张照片。刚拍完，就有人喊：“警察来了！”呼啦一下，我们全散了。跑到公共汽车站，两个交手的还边抹鼻血边握手：“下次再打！”

　　我们这边还好，对方那个圈子里就有很多人偷渡到香港，还听说有些人偷渡不成被抓了。我拍的那张照片，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记忆。现在回头看，那时有那么多年轻人练武，一方面固然是想强身健体，偷渡香港，同时，也是因为日益厌倦了高压的政治话语。

　　著名摄影家，1947年生于大连，1949年到北京。1968年去云南做知青，1975年到广州做工人，1979年4月入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任摄影记者。曾出版摄影专著《生活在邓小平时代》。

　　讲述背景

　　三十年前，作为回城知青、一线工人、武术和摄影爱好者，安哥亲历了那个动荡中开始解封的时代，并开始尝试用平民的视角记录身边世事，为广州这座城市留下一抹独特的个人记忆。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

　　1976年7月28日，唐山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记录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　王海军

　　特约审稿：

　　陈登贵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原所长、现任业务指导

　　高宏的　广东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