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铜仁干部命断唐山之旅(组图)

父亲严循堤捧着女儿的遗照和死亡证明书 龙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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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海的老伴李小菊。 龙志摄

　　取道唐山的参观团恰逢“7·28”，地震为数千里之外的贵州铜仁“换了届”。参观团267人中，232人罹难。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危险以及巨大的恐慌正在逼近这座城市，但张嗣军没有察觉到。1976年7月27日晚7点过后，这支由267人组成的队伍，乘6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唐山。坐在最前面一辆卡车上的年轻的铜仁地委办公室秘书张嗣军只看到残阳如血。

　　30年后，对于那个葬送数十万生命的血色黄昏，张嗣军仍感受至深：“从没见过这么炎热的天气。”

　　这支队伍于7月13日从贵州省铜仁地区出发，27日，他们参观完山西昔阳县大寨后，途经唐山，准备次日抵达遵化，完成参观团的最后一站。

　　然而，次日凌晨3点42分，他们遭遇了7.8级的唐山大地震。短短数秒钟内，断送了24万人的性命，其中就包括了贵州铜仁的参观团。这是一场近乎毁灭性的灾难。根据幸存者讲述，整个参观团267人，除先行到北京联系住处的8个人、睡在主楼楼梯口的8位幸运者、随墙壁冲力抛出楼外的张嗣军、以及压在瓦砾里被人及时救出的地委常委张志壤和另外两名干部外，余下232人全部罹难。直至今日，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有关这段历史，在唐山地震的史料记载中，几乎无人提及。30年后，当人们重新面对废墟上矗立的新唐山，千里之外，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小城里，巨大无底的悲伤在一群孤寂无助的老人之间迅速蔓延。

　　逝者

　　许多人是在毫无准备下受命出征。如52岁的张仁龙，当地委通知他担任参观团领队时，他正因慢性肝炎住院。他跟妻子说了些牢骚话后，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匆忙之中，他带了20多包中药上路。

　　1976年7月，铜仁，一个深入贵州高原东部，武陵山脉腹地的偏远山区，“农业学大寨”已经上升到政治层面。铜仁地委决定组成由地委副书记张仁龙、地革委副主任渠德臣为正副团长，包括各相关部委负责人、4个县区领导、农村公社支书、优秀知青代表在内的267人参观团，奔赴山西大寨、河北沙石峪、遵化等地考察学习。

　　这批干部中，有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地区纪委统计科科长罗时海，他本来也不愿意出门——那时他的工资只有32.5元，还要供养一家5口生活——他担心这样会加重家里的负担。终于拗不过领导眼中的政治任务，他把剩下的煤灰和成球，晒在马路上；把家里的衣服全部洗干净后，对妻子李小菊说，“我去几天，很快就回来。”

　　现在看来，几乎每个离家的丈夫都有这样的承诺，但绝大多数都无法兑现。

　　7月13日，队伍在玉屏火车站集合。亲人都来送行，22岁的知青代表严艳的父亲严循堤没有去送女儿。一大早，他帮女儿整理好衣物后，买了一斤新鲜桃子放进女儿的挎包，便匆匆随放映队下乡了。

　　4天后，参观团由石家庄奔赴山西昔阳大寨，并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接见。在严艳写给父亲的信中，详细记载了在大寨考察时的整个行程：

　　“20日我们开始参观，今天下午(24日)结束。明天坐火车返回石家庄，再由那里前往北京、上海，然后回湖南。在长沙集中学习，以后再回铜仁。”

　　之后，也就是7月27日，张嗣军感受残阳如血的那个黄昏。除去之前留在北京联系住所的8名干部，以及前往遵化联系食宿的宋开济，参观团悉数入住唐山。

　　次日凌晨3点42分左右，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就在当天，贵州铜仁。严循堤接到女儿从大寨寄来的平安信。严艳是个22岁的秀丽姑娘，活泼善良，正直能干，她是公社的生产队长和团委副书记，此行是作为先进知青代表选入参观团。父亲一直为女儿骄傲。严艳在信中说了很多城市和地名。都是父亲没去过的地方。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只在铜仁山区来回放电影的严循堤很想等女儿回来，听听外面的世界。但他不知道，女儿以及参观团231人，此刻正埋在废墟底下，生还无望。

　　一个星期后，唐山大地震举城毁灭、死亡24万人的噩耗穿过丛山峻岭抵达铜仁时，除了张仁龙的骨灰被运送回来，家属们只等到了丈夫和子女的一些零星遗物。如李小菊收到了丈夫生前的一个黑色笔记本；严循堤则拿回了女儿的土黄色挎包和一个瓷水壶。

　　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留下，“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唐山地震直接导致了铜仁政坛的地震。前去的3位地委常委死了两个；玉屏县4位县委常委、印江县4位、万山特区3位常委也全部遇难。这232名遇难者几乎是当时铜仁地区的全部精英。

　　在1976年9月修建的唐山地震遇难者纪念碑上总结了这次灾难：“这次地震牺牲的同志中，有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勤勤恳恳工作的老同志；有曾转战南北，屡立战功的老战士；有历次政治运动中锻炼成长的优秀干部；有坚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知识青年；还有赤胆忠心，为党和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的解放军军代表。他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

　　曾组织震后救援的铜仁地委秘书长何振坤说，“地震使得铜仁地委损失的干部，相当于一个‘师’的价值。”因为遇难人数众多，比如玉屏县的常委牺牲了2/3，有些县区的工作根本无法开展。贵州省省委张玉环，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量紧急带领17名省直属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铜仁，处理善后工作。到第二年冬天，整个地区的工作氛围，仍没完全恢复过来。

　　生者

　　1976年7月27日傍晚，队伍开进唐山后，分两批住在唐山服务大楼。之后，他们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第二天去遵义的行程。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才结束。

　　到了夜里，附近海军基地的飞机在唐山上空嗡嗡飞行。参观团许多人趴在窗户上看飞机。一直到深夜12点多，才渐渐睡去。

　　地震来临时，张嗣军正躺在靠窗的床上。他听到一位科长惊叫，“咋搞的，是不是飞机撞到我们了？”

　　“不好，看来是地震了。”对床的裴锡坤说。

　　窗外雷鸣电闪，暴风骤雨，砖头雨点一样砸下来。这时，裴锡坤等人赶紧用枕头护头往走廊外面跑，张嗣军下意识地拿起枕头顶着头部，就在这一瞬间，他看到一块巨大的天花板急速掉落，将裴锡坤两人压扁。

　　直至今日，张嗣军仍时常梦到秘书科的几位科长。梦里他们在大街上相遇，活生生的。

　　“你们不是死了吗？”他问。

　　“死了就不能活啊？”科长们笑着说。

　　醒来后，张嗣军泪流满面。

　　屋子倒塌时，张嗣军随着墙壁坠落的巨大冲力，被抛出了大楼，就像小时候做梦一样，中间又停顿了两下，落在一块预制板上。

　　地震突然而至，以致许多人如参观团领队张仁龙还在睡梦中便死去。电光闪过后，山崩地裂，数秒钟内，整座唐山城夷为平地，高楼平房像摧枯拉朽般倒塌下来。惊慌失措的人们，仿佛坐上了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左右翻腾。慌乱中，刘全才被一根急速坠落的粗大钢管贯穿前胸，尸体挂在废墟的横梁上；许多人随同坍塌的房子一起往下坠，跟着又被屋顶和墙壁打中或掩埋；还有些人无助地看着他们的战友丧命：半生戎马的老军人曹福斗双脚被水泥板砸断，卡在柱子里，直到清晨来临，才凄凉死去；更多的人则死于数十次的余震、流血过多、以及缺氧窒息。

　　整栋唐山服务大楼倾塌而下，只剩主楼楼梯口一面断墙在夜空里突兀树立。张嗣军朝人声最大的地方爬去。在路上，他碰到参观团女知青张凤琴，两人的脊椎骨都被砸伤，只能背靠着背坐在泥泞里。此时的张嗣军还不知道地震的严重性，他认为仅仅是唐山服务大楼或者周边的房子坍塌了。

　　到天蒙蒙亮时，他往四周一看，几乎看不到任何建筑，也辨别不了方位——一座高楼参差的唐山城，顷刻间只剩一地瓦砾。

　　恐惧像一张巨大无底的大网，将天地间似乎是唯一的幸存者网住。当他绝望地左顾右盼，却看到了铜仁县县委副书记吴国忠和其他7位幸存者。

　　“怎么办啊，几百号人都不见了，就我们几个人在，怎么办啊？”26岁的张嗣军哭着问。

　　“怎么办？怎么办？”吴国忠等人也拖着哭腔说。

　　这时，一个十七八岁光景的年轻人，光着身子，发了疯一样嚎叫着往外跑，吴国忠等人听出了是贵州口音，赶紧上前把他抱住，发现他脑袋上砸了一枚硬币大的洞。

　　慌乱了半天，他们这才发现张嗣军和张凤琴身上还只穿着内衣内裤，于是众人又赶紧到废墟里找来一些毛巾让二人裹上。废墟里到处是熟悉的乡音，从厚厚的残砖破瓦下传出，他们束手无策。

　　再次返回废墟时，他们只扒出了压在石堆里的铜仁地委常委张志壤，他已经晕厥过去。随团医生周祖慧从石板底被拉出来时，还没有死，脑袋一直在流血，“麻烦你们帮我包扎一下。”这位女医生说。但在包扎的过程中，她因流血过多死去。　

　　报信者

　　地震也震醒了远在遵化的宋开济——他负责打前站，为考察团联络食宿，因而也捡了一条性命。

　　床板像在小船上晃荡，起初他认为是野猪在拱床，起身拿了4张板凳顶住门板；墙上开始漏沙，他又以为是老鼠在作祟，抬手拍打了几下墙壁。第三次晃荡时，他才感觉不妙。冲出门外后，看到西边亮起3尺多高的地光，五颜六色；地在摇晃，发出恐怖的轰隆声响。

　　十分钟过后，地震如同来时那样突然走了，大地静止下来。宋开济跑回遵化招待所继续贴入住名单。

　　直到上午，他没有等来考察团，却接到了遵义医院打来的电话。昨天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两百多号人，如今只剩眼前七八个伤残人员。宋开济和幸存者们抱头痛哭。

　　地震摧毁了唐山以及周边地区所有通讯设施。宋开济决定连夜赶往北京向铜仁地委报信。

　　几乎是在同一时候，铜仁地委秘书长何振坤从机关农场插秧回来。1976年7月28日，那天是星期六。晚上10点多钟，何振坤照例到办公室处理成堆的文件。

　　他接到了宋开济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唐山大地震，我们参观团遇难了。”

　　何振坤大惊，问：“还有多少人在？”

　　宋开济边说边抽泣，“我也不清楚，知道的可能有10多人，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何振坤知道问题大了，赶紧通知在家的地委书记雷清龙、张清田等人。中间，他又叮嘱话务总机说，“今天北京来的电话，给我绝对保密，不能透露半点出去。”

　　当夜，铜仁地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商议由何振坤等4人带上4名医护人员赶往唐山。地委大楼整宿灯火通明，除了剿匪动乱年代，已经二三十年没出现这种事情了。住在地委大院的家属们开始猜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时间人心惶惶，飞短流长。为了平息流言，地委赶紧派人到各家属中打探口风，看考察团遇难的消息有没有走漏出去。继而等待北京的最新情况。

　　此时的唐山已经进入戒严时期，部队切断了所有进出道路，何振坤的救援队毫无办法。几天后，当他们通过关系进入唐山，唐山城已经夷为平地，只剩下瓦砾、碎石、以及遍布的尸体。那些尸体在炎热的夏天里开始发臭，浓郁呛人的尸臭腾集在唐山上空，几公里外都能闻到。

　　在何振坤一拨人马走后第三天，另一组援救团由地委副书记张清田带队，赶赴唐山。但等待他们的都是同一种结果——除去在北京会合的20多个人，他们再也没发现任何活着的人，甚至连尸体都没看到。

　　“逃跑”者

　　地震发出可怕的轰鸣声，由东往西。房屋开始倒塌的那刻。睡在唐山服务大楼主楼三楼的吴国忠惊醒了。

　　“该不会是地震了吧？”他拽起同屋7个铜仁县委的伙伴往楼外跑。跑到外面一看，整座城市都夷为平地，唐山服务大楼已经倒塌，所幸的是，唯独主楼楼梯间还在。

　　四周一片哀号、呼救、哭天喊地声。到处是瓦砾，到处是陷阱，跌跌撞撞的8个人吓得不知所措。清晨5点，天慢慢放亮，他们在一个工棚边上看到了张嗣军和张凤琴。

　　在场的幸存者，以铜仁县委副书记吴国忠的官职最大。他们决定，由吴国忠、蔡文坤、李长新、瞿自来4人留守唐山，寻找其他伤者。杨光云、杨建昌、吴可见、田昌明等4人护送伤者去遵化，并在晚上赶来会合。

　　到了夜里，天下暴雨，空气阴冷，尸体摆了一地。却始终没等到杨光云他们从遵化返回。废墟上空的广播不断在嘶喊，“这里已经发生几十次的余震，凡是走亲访友、出差公干的人请立刻离开。”

　　“地震引发了海啸”的消息像炸开了锅，在逃亡者之间蔓延。有的说，“北方还有3座大水库也给冲垮了。”整座城市弥漫着巨大的恐慌。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人。

　　吴国忠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只好跟着大队伍越跑越散，到最后又只剩他们4个人了。

　　这时，一个民兵告诉他们，此地离北京城只有60里。吴国忠决定直接去北京同留守在那里的同志会合，并给铜仁地委报信。

　　一个星期后，当他们逃过大劫安全回到铜仁，取道北京一事，却让他背负了大半辈子临阵逃脱的罪名。

　　关于吴国忠的罪行，在遇难者家属之间流传着很多版本。有一种说法是，幸存者从唐山回到铜仁后，作为抗震英雄，吴国忠等人在礼堂作报告。当他说到“人被压住了，喊毛主席万岁！”时，底下的家属乱了，“都喊毛主席万岁了，你们怎么不去救他？”

　　愤怒的家属们要求枪毙逃跑者，有些子女冲上台殴打了吴国忠，一场报告会变成了揭发会。老军人曹福斗的夫人刘振琪说，“老曹被石板砸断了双腿，并没有死，只是被柱子卡住了，但吴国忠看到后，没有去救他，才导致最后流血过多而死。”

　　根据揭发材料，吴国忠被认定为三项罪名：“临阵脱逃，惊慌失措，见死不救。”

　　随即又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到铜仁县和平公社。

　　许多幸存者，包括蔡文坤在内都在为吴国忠叫冤。现年77岁的何振坤说，“如果再坚持半个小时，或许吴国忠就是英雄了，但他胆子小，就跑出去了。”何振坤认为，吴的错误在于没有及时抢救废墟里的伤者，没有尽到一个领导的责任。

　　蔡文坤认为，有关部门并没有咨询他们，就对吴国忠匆匆作了处分，这有失公允。直到后来省纪委来人调查，找到当事者了解情况，才将吴国忠恢复党籍，调任地区烟草局办公室主任，罪名也被纠正了，只说是：惊慌失措。

　　2005年，70岁的吴国忠因脑血栓，在医院里静静死去。但这段仇恨，并没有停止。“我们恨他，如果不是他，我的父亲也不会死。”张仁龙的女儿张黔雅说。

　　被改变的

　　许多幸存者至今不愿提起这段往事。

　　如今这座小城，干净而质朴的街道，空气里流淌着花香，满眼青山绿水，但活着的人并不惬意。从地委保密局局长职位上退休下来的宋开济说，那些遇难者家属，每次碰到都仿佛是在逼问，他们都死了，你们怎么还活着？

　　对于遇难者家属而言，时间永远停留在1976年7月13日出发之前。他们相信，丈夫或者儿女只是出了远门了，一会还会回来。

　　灾难过去30年，70岁的安怀秀听到堂屋里的水桶发出“咣当”声响，以为老伴彭世军挑水回来，当她明白只是幻觉后返回卧室，又听到了门外“咚咚”的敲门声。

　　李小菊也经常在恍惚中看到丈夫罗时海弯腰和煤球的样子。而当严循堤无数次用颤抖的双手打开女儿写给他的平安信时，那张泛黄纸片上俊秀的字迹，衬着相框里清秀漂亮的年轻面容，老人凑上前，把信纸捧到混浊的眼前，泪水从纵横的皱纹间溅落下来，话语哽咽。

　　但老去的岁月和窘迫的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正视，那些失去的，以及改变的。

　　地震遇难后，铜仁地委决定，将地委直属机关的遇难者子女15岁以上的，全部安排在大兴农机厂当工人。甚至当时还在读高二的曹福斗的小儿子也被强行休学参加工作。在如今看来，这份明显带有优抚性质的政策，将几十位年轻人推向了另一种更为窘迫的轨道。那些中途没有出来的子弟，如李小菊的女儿和儿子，如今都成为下岗工人，又一无所长，生活都无着落。

　　顶梁柱倒了，各县区以及农村公社的遇难者家庭则是各有各的辛酸、苦难。铜仁县谢桥公社党委书记遇难后，他的老伴无依无靠，如今已是70多岁的老人在广州捡垃圾为生，被人发现时，已经客死他乡。

　　在铜仁城西北边的文笔峰山脚，唐山遇震光荣牺牲同志纪念碑突兀而立。这里已成为县城小青年和顽皮学生的聚会场所，堆满了垃圾和粪便，前台的地基也开始塌陷。

　　唯一凭吊之地的衰败，令刘振琪和其他家属痛心疾首。当年，她们向地委副书记张清田提出去亲人遇难的唐山看看。张承诺说，等以后经济条件好了，一定会安排她们去唐山，完成家属们的心愿。

　　但几年后张清田退休，地委领导班底一换再换，更多年轻面孔的出现，甚至连这些住在地委大院里的家属也感到陌生。

　　伤心的时候，她们只能北望亲人遇难的城市。每次回忆往事，都是悲伤的开始。李小菊开始抹泪，她用深黑色的衣袖抹去填满眼眶、掉落下来的泪水；抹去一再涌上心头的悲情。同时她又苦笑着说，“去唐山看看，我想，这辈子怕是实现不了了。”

　　之后她起身。女儿在铜仁二中附近开了间小饭馆，63岁的李小菊帮忙干些杂活，以此为生。

　　30年过去了。现在，她们都是一群白发凋零的老人。她们相信，如果没有新的机会，那一辈子怅然的心结，将永远随着这个已经逝去的夏日，逝去。

　　□本报记者 龙志

　　据资料记载，有51名外国友人，在唐山亲身经历了惨况空前的大地震。他们下榻于唐山宾馆。1976年8月1日前后的外电报道：丹麦格陵兰地区教师访问团一行19人安全离开唐山；法国法中友协第六访华团23人，除一人在唐山遇难，其余安全脱离震区，经香港回国；援助唐山陡河电厂建设的9名日本技术人员，有3名在地震中死亡。　

　　地震当夜，唐山各宾馆、招待所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宾客。那个时代的唐山是中国重工业的楷模城市，前来学习、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遗憾的是，当夜究竟有多少外地国人在唐山遇难，至今只能查到零星的资料，却没有准确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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