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者积极“淘宝”

　　民间收藏者积极“淘宝”

　　然而，画报所宣扬的一切在成都安仁镇建川博物馆的馆藏前，却显现出苍白。

　　战壕里，一名日本兵与一名中国士兵厮杀，后者的头颅刚被大刀砍离身体，仍悬于空中；失去主人的颈脖，喷出雾状鲜血……

　　“这些照片同样是日本随军记者或普通士兵拍摄的，而它们记录的则是战争的血腥与残酷。”

　　樊建川在他的博物馆中同样收藏了包括《支那事变画报》在内的千余份历史画册。

　　他介绍，侵华战争图片史料中，照片原件最珍贵；其次是由军队本部记者拍摄、部队印发的纪念册，只在军官中发放，一般只印500-1000册；其三是印着辱华照片的侵华宣传品；最后才是这些侵华画报。

　　“这些图片史料非常珍贵。”樊建川介绍，中方摄影记者不及日本的百分之一，且他们基本只奔走于后方，拍摄也以摆拍居多。因此，想还原真实，只能靠日方拍摄的照片。战时，日本在本土及前线虽然都设置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和检纪所 (日本士兵寄回家的照片都要交由检纪所政审，通过后才能寄出)，但普通士兵和军队记者还是拍摄并流传出大量反映真实惨况的照片，把它们和《支那事变画报》放在一起，基本可以完整地反映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及日军的兽行。

　　“侵华图片史料主要散布于日本民间，而且，他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文物收藏的群体。”樊建川介绍，正是“通过他们，大量画报、照片才能最终成批流向中国”。

　　2000年，樊建川赴日本旧书店、古玩店挨家“淘宝”。他告诉记者，“日本的侵华文物收藏圈的活跃，主要是由中国民间收藏界的需求拉起的。”

　　目前，中国民间抗战文物收藏者不少于500人，他们都属于中高收入阶层。民间的收藏大多是按主题收藏，或只藏与自己居住城市有关的文物；也有部分属于以藏养藏。

　　处于圈子高端的，是藏品已具规模，或已成系统，且不靠“以藏养藏”的藏家，全国不到10人；至于能成立私人博物馆的，整个中国也就只有樊建川与吴先斌两人。

　　民营博物馆坚持前行

　　如今，大部分珍贵的图片史料或流卖于文物市场，或静躺在收藏者的家中；能够陈于展览柜，呈现于公众面前的，则主要集中在樊、吴二人的博物馆中。

　　“我的这些宝贝，卖出去值20亿，”樊建川说，“但我选择开馆。”

　　不过，要维持这样的博物馆显然并非易事。“我的博物馆像一个痴儿，没有国家财政养和社会捐助扶，靠我一个人拉扯，我死了以后它咋办？靠门票收入，根本不可能，全世界没一家博物馆可以凭此为生。”樊建川现在正筹划着为他的博物馆谋生路。

　　在向记者解释自己为何执意孤行时，樊建川的话颇为感性：“当时的战场，太阳看见了，月亮星星也看见了，我们却永远看不到了，除非时光倒流。这些图片史料，是唯一的弥补，我不把它们展列出来，让大家看到，别说日本人否定侵华战争，就是我们自己，也将会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漠视。”

　　吴先斌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年底也将正式开放。吴再三强调博物馆的公益性，“我绝不拿国耻的遗物赚钱，在北京、上海也许可以收钱，但在南京，绝对不行。”为节约成本，吴先斌从自己的厂房拨出4亩地建馆，聘请3个员工料理馆务，他已盘算好：自己每年收入400余万，拿出50万维护博物馆。7月15日下午，几位专家到博物馆参观，其中一位惊叹：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侵华画报！“国有博物馆要么没有，要么很少，他们当然没见过。”吴先斌颇为自豪地告诉记者。

　　“不仅是画报，”樊建川说，许多珍贵史料也不在国有博物馆里，一是他们的文物征收渠道不如民间活跃、丰富；二是资金不足，“这是主要原因，许多记者总爱问我收藏文物艰不艰难，我说一点都不难，只要有钱。”

　　面对自身困境，全国150多座抗战题材的国有博物馆也深怀感慨。今年6月16日，“中国抗战系列博物馆、纪念馆馆长峰会”在建川博物馆召开。其间，馆长们先是感叹樊建川的藏品之丰富，随后探讨起国有博物馆的难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直率地指出，国内抗战博物馆在陈列上重形式、轻内容；此外，建馆特舍得花钱，买文物投入却很少。其馆每年的文物征集费只有5万元，而纪念馆于2004年投资5.4亿，启动扩馆工程。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李华明介绍，博物馆前后花了6000万修复遗址，但除了建筑，几乎没有文物。有领导来看，评价说“有历史，无文化；有遗址，无文物”。

　　樊目前心力主要放在“痴儿”身上，“挨过头3年，就能坚持30年。”

　　吴先斌的看法则更为务实，“民营博物馆不能光靠个人品格，还要让其他收藏者看到发展前景，看到希望，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效仿，才会让这些战争史像被更多的人看到。”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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