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资源成为招商引资资本惹争议

　　地震墙收费与唐山市政府无关吗？

　　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30年了。30年来，24万逝者的祭奠一直是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唐山南湖公园地震纪念墙兴建之后，市民可以在上面刻上亲人的名字，每年的清明时节和“7·28”纪念日，刻名的逝者亲人都来这里祭奠。然而，在纪念墙上刻名字是要收费的，一个名字刻在纪念碑的正面要1000元，背面800元。

　　□王长明

　　唐山地震纪念墙刻名收费事件引来了公众的口诛笔伐。仔细阅读媒体的相关报道，让我惊诧的是这个收费纪念墙原来是唐山市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包括唐山地震纪念墙在内的整个唐山地震科普纪念园是在2000年的河北省经贸洽谈会上，被作为招商引资项目推出的。经过接洽，河北省华盈集团最终成为纪念园的“大东家”，而建设唐山国际地震科普纪念园，并为大地震遇难者建造纪念墙，是华盈集团董事长王立祥的创意。

　　2004年，唐山市发改委、唐山市路南区发展计划局及唐山市物价局、商务局分别下发文件，对于该项目的建议书、物价、合同章程进行了行政许可的批复，按照媒体的说法，这是“开了绿灯”。

　　也就是说，这个公益性项目从一开始，就被当地政府推上了市场化、营利性的轨道，有了政府的吸引与招商，有了各主管部门的批复与许可，企业“理直气壮”地借此来投资获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政府许可、企业运作的项目，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纪念唐山

　　唐山市政府经过考量，对纪念墙项目紧急喊停，并曾私下和华盈集团负责人王立祥沟通，愿意支付一定的赔偿，但被拒绝。唐山市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强行拆除，势必遭遇1万余名已刻上名字的死者家属强烈反弹，甚至会引发一场庞大的集体诉讼。我不禁要问：为何不能由政府出资，让纪念墙回归公益与免费的应有面目呢？

　　其实，为纪念重大灾难、战争或大屠杀的遇难者而修建纪念墙，并在上面刻上遇难者的名字，作为国际通行的纪念方式都是由政府出资或社会捐资，绝不会向死难者家属收取任何费用，更不会交给某个企业来搞市场化运作，这也是一项国际惯例。例如，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央的原子弹死亡者慰灵碑上，镌刻了237062位死难者的姓名，精确到个位，其中去年新刻上的就有5142人，都是最近一年内被确认死于原子弹爆炸的核辐射引起的疾病，这一切都是由当地政府来做的，也都是免费的。

　　而现在，唐山地震的24万亡灵的安息之所、遇难者家属凭吊亲人、寄托哀思的地方却成了招商引资的项目，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事啊！成千上万家庭乃至整体民族无法抹去伤痛，却成了政府吸引企业投资兴业、牟取暴利的“商机”和发展经济、树立政绩的“资源”，畸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对政府以人为本精神的荼毒与行政伦理的戕害到了何种地步！

　　如果仅有相关企业检讨自己的利欲熏心和缺乏社会责任感，将收费刻名改成免费刻名是不够的，政府部门也更应反思发展观与政绩观的异化以及行政伦理的迷失，从而真正树立对生命的敬畏、对民众的尊重、对伦理的遵从。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此类收费纪念墙成招商引资项目的荒唐事重演。

　　地震资源不能成为招商引资的资本

　　□张红蕊

　　客观说，比起在街头巷尾散烧冥纸、随处哀哭祭祀的方式，这样的纪念墙彰显了祭祀文明。从感情上说，笔者赞成兴建这面“唐山地震纪念墙”，因为这样做不仅有益于后世人开展纪念活动，而且有益于人类对灾难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有益于体现和培养人类的同情与怜悯之心，还有团结与互相帮助的精神；再说，既便不兴建这面“纪念墙”，24万逝者的祭奠仍然会继续下去，而继续的结果将依旧是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这样既不利于保护环境，也不利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

　　政府应该爱它的人民，牢记人民的灾难，和人民一起悲伤和痛苦。在“9·11”一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总统布什率领全体阁员参加了在纽约圣爱匹斯克教堂举行的纪念仪式。在仪式上，总统布什读出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把2792名遇难者的名字读完，他已经热泪盈眶，双手捂面，唏嘘不止。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在每年的纪念仪式上，布什都不厌其烦地宣读2792名遇难者的名字也就成为程序了。我们的人民政府，岂能如此淡看24万个生命？

　　其实，1000元一个名字的公然叫卖正是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上投入缺位、公共服务意识淡漠的一个必然结果。

　　目前，我国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高达42%，而公共服务所占比率却仅为25%左右。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公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往往在3%至15%之间，70%以上财政预算用于公共服务开支。另外一项数据也显示出我国公共服务支出严重不足。统计显示，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社会发展支出合计占GDP比例，中国2003年为7%左右，美国和法国当年的同一比例则高达16%和30%。尽管这里面有政策导向的偏激和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意识上的冷淡和偏失才是公共福祉供给不足或无力供给的根源。

　　从这一点说，由政府为主导，扩大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投入，在唐山建立以“7·28”地震为警示资源和事例标本的公益属性科普纪念馆、纪念墙，不仅是对所有震亡者的深切悼念，更是政府从舆论环境、法律法规、科技投入、科学普及教育等途径多方入手，对公众提供公益活动和社会公共知识教育“活标本”和公共责任。同时，也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义务。

　　不管唐山市政府有什么样的统筹考虑和理由，24万亡灵奠出的地震资源也不能成为可以赚取利润的商业资本。因此，面对民众的质疑和争论，政府应该不是寻求专家学者的理论辩解和空头憧憬，而是尽快改革不成比例的社会公共服务投资比例。由政府出面建立地震科普博览园，让伤亡者的名字都一并刻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地震墙上。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服务型政府的本色，也好让那些不幸哀亡的死难者有个可以安息的公共家园。

　　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个体的苦难价值

　　□杨耕身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24万死难者的名字都已经成为一种公共资源，因此天然地排斥商家拿死者牟利的行为。如果美国“9·11”纪念碑上的名字都需要死者家属出资购买，将是一种什么情形？因此我们需要追问，政府凭什么容忍商家对这种苦难资源的营利性“开发”使用，何况商家所使用的是“地震纪念墙”这样一个公共特质明显的名称。

　　但是如果放弃某种现实的追问，我们似乎都意识到的一点是，在唐山大地震30年之时，当商家敏锐地捕捉到死者名字这一“商机”之际，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座纪念碑，来刻下那24万不应被遗忘的姓名，来刻下每一个名字所赋予我们民族虽历苦难但不曾沉沦的希望？

　　姓名之后有着鲜活的生命，更有着真切的哀痛与寄思。这些真实的姓名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在我们的大地上，竖立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碑，无不彪炳着我们的情感与诉求、纪念与永生。但是一直以来，我们缺少一座铭刻着在被动承受自然苦难时每一个人姓名的纪念碑。我们总是忽略了个体的苦难价值，总是用群体性记忆来代替甚至抹杀个体的记忆。但其实对于生命而言，必须存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彰显之中。

　　那么，谁最应当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在一颗没有刻骨痛苦的心上，也永远留不下理想的铭文。”人间苦难并不是因为回避而有所减少，正视苦难更能向往美好。但在这当中，只有政府行为，才能让民间对于死难者的寄托，对于一场苦难的印象，不再仅仅因为“遍布市区路口的一堆堆纸灰”而随风飘散，才能真正凝聚起对于生命与现实的珍重。

　　我们不能因为死难者的家属没钱，而失去了他们将名字刻上“地震纪念墙”的权利。是的，这是一项权利，是一场自然灾害之后，死者以生命赋予生者的追怀并祭奠的权利。但是，能够让所有人都享受到这项权利的，只有政府的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更好地去珍惜这样的一种地震资源，以表达我们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