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新俄商之路

1904年奉天(今沈阳)前线的沙俄炮队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东北当地群众为来华的苏联红军做向导

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参加群众活动

1949年11月3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递交国书仪式

　　时间：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

　　事件：中国改革开放、中苏(俄)邦交正常化、苏联解体、2006年中国俄罗斯年

　　巨变后潦倒的学生

　　1989年5月，当年幼的叶热尼亚还沉醉在爷爷的中国故事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踏上了访华之旅，这除了给冷战后期的世界政治带来轰动效应外，也悄然改变了一个苏联青年的命运。两个月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三年级学生伊利亚开始兴奋地打点行装，因为他成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首批公派赴华留学生的一员。这一年，他刚满21岁。

　　火车穿行在盛夏的西伯利亚平原，窗外冰雪尽褪的湖泊、森林，勾起了这位年轻人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度的遐想——秦砖汉瓦、青石窄巷和穿着长袍相互作揖的人。

　　然而，进入中国东北，略显冷清的农村景象使伊利亚陷入了惆怅，偶尔出现在废弃泥墙上的“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标语，表明着这个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当年那场浩劫留下的阴影。此时的他并不了解，正在南方沿海发轫的第一轮经济热潮尚未影响到中国内地。

　　抵达沈阳后，伊利亚被安排到辽宁大学国际贸易系学习，一同到来的还有

　　每逢周末，热爱外语的中国学生经常邀请留学生们参加周末派对，伊利亚与各种肤色的同龄人喝酒、唱歌、大笑。他不知道，此时遥远的祖国正风起云涌，暗礁四伏。

　　历史与个人的命运总是戏剧性地纠缠在一起。1991年的圣诞节前夕，相爱多年的女友从家乡寄来一封信，告诉伊利亚“将不再等他了”。仅仅几天之后，仍在试图摆脱失恋痛苦的伊利亚又遭受了另一场更大的打击--祖国苏联解体了。

　　那是1991年12月25日的夜晚，他和几位外国留学生正在准备圣诞聚会。电视里突然播放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讲，随后，克里姆林宫那为数代中苏人民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换上了三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伊利亚已经忘记他是怎样跑回房间的了，他静静地坐在窗前，悲伤地度过了那个夜晚。

　　很快，作为前苏联的公派留学生，伊利亚没有得到新政府的继续资助。在坚持了三个月的方便面后，他找了一份500元月薪的翻译工作勉强度日。一年多后，经济再陷窘境的他被迫中断了在辽大的学习。在朋友的帮助下，伊利亚坐上了一辆开往北京的破烂面包车。

　　1993年9月，伊利亚在秋色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首都，天安门广场四周飘扬的红旗让他想起几年前的红场。这是两个曾如此相似的国家，如今一切已成为过去。

　　此时的北京街头，俄罗斯人已经逐渐多了起来。前苏联时期过分注重重工业的政策，使各成员国的轻工业产品奇缺，而邻居中国正进入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掀起的新经济热潮。最先一批具有生意头脑的俄罗斯人跨过中俄边境，当起了第一代“倒爷”。

　　倒爷时期的爱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俄“倒爷”的日渐活跃，大大刺激了物流公司的发展。凭着出色的语言能力，伊利亚非常顺利地在一家运输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停来往于北京和莫斯科两地。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伊利亚在骄阳底下焦急地等待一位新客户的出现。过了约定时间半个小时，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一边喊着“对不起”，一边跑到他面前。

　　伊利亚被那双迷人的蓝眼睛深深吸引了，他如触电般地立在原地，直至对方羞涩地低下头，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姑娘来自俄罗斯，叫奥利娅，在北京做服装倒卖生意。那次她只是简单地索要了一些价格资料就匆匆离开了。看着姑娘的背影，伊利亚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那双眼睛像风筝般游荡在他的脑海。

　　半个月后，伊利亚搬到了方庄。又是一个下午，心不在焉的伊利亚差点在楼梯的转角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我的上帝，大眼睛。”语无伦次的伊利亚又一次在奥利娅面前立正了半天。

　　原来，她就住在楼上。

　　从此以后，伊利亚经常邀请奥利娅到他家做客，和她一起做俄罗斯菜和看最新的俄罗斯电影。知识渊博的伊利亚经常能让对方折服，但腼腆的他每次总是规矩地与对方保持距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样的状态保持了三个月，性格直率的奥利娅终于忍不住跑下来质问：“你到底想怎么样？”

　　伊利亚蹩脚的表白拉开了这场爱情的序幕。几个月后，伊利亚辞掉了运输公司的工作，与奥利娅一起做起了服装生意。

　　90年代初，北京的雅宝路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中俄“倒爷”的聚集地，全国各地的供货商几乎云集于此。“那时一件衣服回到俄罗斯，价格少则翻上两三倍，多则翻上六七倍。”善于观察的奥利娅总能找到符合同胞口味的中国衣服，生意一直很好。“不过现在想起来，那只是简单的倒卖，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久，两人各买了一台传呼机，加入了新兴“老板”行列，还学会了当时中国最时髦那句话——“有事您呼我。”

　　和大部分涌来中国淘金的俄罗斯人一样，伊利亚和奥利娅都在努力适应着这个国家独特的商业规则——如何与人寒暄，如何喜怒无形，如何疯狂侃价，以及如何避免在别人午睡的时候做打搅的蠢事等。

　　新俄商之路

　　伊利亚在北京街头被“大眼睛”俘获的1994年，14岁的叶热尼亚才在妈妈的带领下开始了首次中国之旅。他并没有看见爷爷反复叨念的那些“戴着斗笠的中国人”，反而还被一场“假货风波”影响了心情。

　　那年夏天，作为律师的妈妈要到哈尔滨、佳木斯等地与客户商谈业务。当时盛行于中国各地的灯光夜市让年幼的叶热尼亚感到既新奇又激动。在他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热闹的场面和琳琅满目的货品。

　　有一次夜逛佳木斯，叶热尼亚疯狂地爱上一双色彩明亮的运动鞋。经过几番哀求，妈妈终于送给儿子这份礼物。但叶热尼亚的兴奋仅仅维持了三天，运动鞋的后跟很快就咧开了大嘴。

　　叶热尼亚的遭遇并非偶然，此时期的俄罗斯商人也频频被中国假货问题困扰。一些外表亮丽的羽绒衣里面竟混杂着稻草和鸡毛，皮鞋一个星期准时报废，衣服一碰水就掉色……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充斥着俄罗斯市场，破坏着“中国货”的形象。

　　两年之后，意识到不能仅因为一双鞋而否定一个国家的叶热尼亚，又重新回到了中国。1998年，叶热尼亚完成了在东北农业大学的学业，同时也见证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在产品滞销、消费乏力等因素的困扰下，大批“倒爷”纷纷回国或转行。

　　商人们的潮涌潮退，使叶热尼亚感到，过分追求短期效应的第一代俄商模式很快将走到尽头，新一代的俄罗斯年轻人需要更广泛地了解中国的全貌，以更新的角色介入这个日渐庞大的经济体。随后，叶热尼亚返回莫斯科大学继续深造，一年之后，他开始了长达3年多的海南岛和深圳等地的考察之旅。

　　而另一边，伊利亚和奥利娅的浪漫爱情抵消着两人异乡漂泊之苦。1998年，他们的爱情伴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迈进了第5个年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期的俄罗斯在这场风暴中也备受牵连，国内消费市场不断萎缩。随后，一名中国合作伙伴卷走了他们2万美元资金，更让伊利亚的状态跌落谷底。

　　离开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当时困扰了我很久，就像站在十字路口一样。”在经历了近两年创业迷茫后，2000年，伊利亚决定和女友返回俄罗斯，一来是继续深造，二来也要告诉双方家人，他们要永远在一起。

　　走在久别的莫斯科街头，随处可见的可口可乐、麦当劳标志，以及打扮怪异的俄罗斯青年，使伊利亚极不情愿地相信，无孔不入的美国文化开始席卷这块大地。

　　“我不喜欢美国的标准。”伊利亚毫不掩饰他对这一切的抗拒，“他们试图在全世界制造整齐划一的文化，这会让人们失去传统，失去灵魂。”

　　伊利亚最终选择了到莫斯科大学进行系统的国际法学习，此外还修了日语、东方学等课程。其间，伊利亚放弃了原来的乌兹别克斯坦国籍，成为了俄罗斯公民。

　　有一次，伊利亚想把一条新买的裤子改短，结果走了几条街都没有找到裁缝。晚上他向好友们诉苦，说如果在中国，这也许是几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这引来了朋友们的嘲笑。他们不相信，中国会有比莫斯科更好的城市。朋友们的固守让伊利亚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我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世界。”伊利亚再一次想到了中国。2005年，他和妻子重返阔别了5年的北京。在这5年的记忆断层里，北京像国内所有城市一样，开始了更为轰烈的城市化进程。伊利亚最喜爱的那几条胡同也变成了废墟，让他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满足于现有利润的俄商们在闯荡多年之后终于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大部分在南方，北方市场更多的只是批发商的舞台。

　　2000年前后，北方的俄罗斯人开始向南方分流。一些有超前意识的俄商还率先在南方创办公司，或直接进口设备回俄罗斯开厂，进行自主生产。与“倒爷”经济时代相比，他们更愿意被称为新俄商。

　　到广东去、到浙江去。叶热尼亚和伊利亚夫妇也成了这支南下大军中的一员，有着厚实的法律专业背景的他们，在广州分别开办了两家俄罗斯咨询公司，成了同行。

　　“两代俄商最大的变化就是知识层次的提高。”叶热尼亚说，“新一代俄商目光长远，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市场定位、销售流程都有全面的了解和科学的决策。这是以前只做简单买卖的‘倒爷’经济所不能比的。”

　　离不开的异国

　　“几乎每次抬头都能碰到一个老外。”广州鞋业商会荣誉会长陈家文回忆起10年前在东北看到的景象，那时几乎每个俄罗斯“倒爷”都背着几个比人还高的大包穿梭于两国边境。“如果现在还大包小包地闯世界，已经是行不通的了。”陈家文曾经参观过几家广州的俄罗斯公司，他们在物流、销售等方面已经做到非常科学和成熟。“新一代俄罗斯商人的素质很高，几乎仅靠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做交易了。有些人的普通话比老广们讲得还好。”

　　一直以来，鞋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40%的广州都是中国鞋业最活跃的市场之一。环市西路一带的鞋城是广州最大的鞋业交易集散地，10多家大型商城、4000多家商铺，每天都有不同肤色的人频繁穿梭其中，其中又以俄罗斯人和中东人最多。

　　除此之外，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江三角洲也被越来越多的俄商所知。虎门的服装、东莞的家具、佛山的洁具、古镇的照明等市场都纷纷出现俄罗斯商人的身影。粗略估计，包括短期签证的人员在内，广东省内的俄罗斯人已经接近8000，其中常驻广州的接近3000，他们与北京的俄商渐成南北之势。

　　虽然这些地方俄罗斯人逐渐多了起来，但附近的中国居民却不会花太大的心思去分辨他们的国籍，而是习惯性地以为他们是欧洲人或美国人，或者更笼统地概括为“老外”。上一代人关于俄国狂热的记忆，在这个快速消费的城市里，注定要慢慢消失。

　　广州的俄罗斯人过着和本地居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很晚才起床，晚上喜欢到小区里的西餐厅喝两杯啤酒或伏特加，兴致所至还会高歌几曲，但中国街坊们一般是听不懂的，他们对俄罗斯音乐的了解大多还只停留在《喀秋莎》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个阶段。

　　俄罗斯人热爱聚会的民族习性在异国他乡依旧难改，餐厅因此也成了他们开展此项活动的首选。位于花园酒店旁的俄罗斯红方餐厅一直保持着周末大型聚会的传统。后来，100多名风雨不改的出席者干脆组成了一个俄罗斯人俱乐部，成为在粤俄商信息交流和互助的平台。

　　“我相信来中国的俄罗斯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叶热尼亚一边翻着桌上越积越多的公司资料文案，一边比划着说，“明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据说到时俄罗斯将继续取消对400款进口设备的清关税，这是一个直接又巨大的诱惑。”

　　叶热尼亚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1996年到2005年的9年间，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从68亿美元猛增到291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且保持良好的上升势头。

　　叶热尼亚在广州的幸福生活让很多同胞都感到羡慕。他不但在这里成了家，还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可爱女儿。他并不介意女儿用粤语喊他第一声“爸爸”，他还计划着将来让孩子读中文学校，和那里的小朋友一起做传统的中国游戏。

　　已经积累了足够数量客户的叶热尼亚现在正酝酿着独立门户，筹建一家新的咨询公司，经过多番选址，他相中了天河的一处写字楼。趁着新公司开业前的间隙，他将大部分时间用来陪伴妻子和女儿，还顺便建了一个介绍广州的俄文网站，召唤更多的同胞过来。

　　而此刻的伊利亚仍在继续忙碌，“俄罗斯年”带来了中俄文化、经贸的新一轮蜜月，也给这位已近中年的“中国通”增加了不少烦恼从——他几乎没有时间回家陪妻子看最热播的电视剧，以及给远在莫斯科读中学的儿子打电话，询问期末考试的分数。

　　“我们已经离不开中国了。”这是伊利亚和叶热尼亚多年闯荡后的共同心声。

　　(实习生侯傲霜对此文亦有贡献)

　　(以上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