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在华百年故事见证两国关系变迁(组图)

1904年奉天(今沈阳)前线的沙俄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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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当地群众为来华的苏联红军做向导

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参加群众活动

1949年11月3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递交国书仪式

　　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曾经亲密，曾经交恶。

　　当年开进东北的苏联红军来了又走了，

　　以前的苏联援华专家则也是匆匆过客。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俄罗斯人在中国扎了根。

　　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

　　而这些俄罗斯人，无论是走的还是留的，

　　他们都在见证着中俄两国的百年变迁，

　　也感受着国际政治带来的种种冲击。

　　见习记者 叶伟民 陈江 广州、北京报道

　　2006年7月7日下午，在送走两个客户之后，伊利亚才感到喉咙干涩和腰部酸软。他站起来，在位于广州世贸中心大厦21楼的办公室窗前驻足良久。身后的墙壁挂着民国初期广州街景的油画，窗外则是一座座巨型钢铁吊臂在不停旋转着。

　　大约是从今年春节后开始，伊利亚的咨询公司业务量几乎成倍增长，电话经常响到晚上七八点。他已经忘了上一次练空手道和品上等普洱是什么时候了，但他知道眼前的这一切与2006年密切相关。

　　今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同胞们的兴奋程度远远超出伊利亚的想象。随着一系列贸易优惠政策的出台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许多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俄罗斯人纷纷向一些在华俄资咨询机构求助。纵使他们偶尔会问出诸如“广州有没有超市”之类让人喷饭的问题，但作为专业的咨询人士，伊利亚绝对不会打击他们了解中国的耐心。

　　伊利亚在中国度过了17年， 96岁柯蕾娃娅在中国则整整呆了77年。像他们一样见证中国改变，受中俄关系变化冲击的俄罗斯人其实并不少。只是像他们这样如此坚定地将个人与一个异国捆绑起来的，则尚未是多数。曾经的援华专家来了又走了，当年开进东北的苏联红军也是匆匆过客。不过，和伊利亚一样，叶热尼亚也还算是其中“固执”的一个。

　　与伊利亚相比，26岁的叶热尼亚更具有新一代俄罗斯商人的特质，年轻、聪明、开放、充满力量。身为律师顾问的他努力向来访者描述，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多么的诱人。

　　2006年的俄罗斯年，刺激的不仅仅是淘金者和文化人的神经，对于那些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俄罗斯人来说，更是留下了广阔的回味与展望的空间。

　　时间：20世纪初-20世纪30年代

　　事件：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第一次

　　柯蕾娃娅成了叶瑞兰

　　北京市西城区铁三社区16栋1门4号。

　　这是俄罗斯人柯蕾娃娅的房子。柯蕾娃娅说，这是中国人叶瑞兰的房子。这个房子属于柯蕾娃娅或是叶瑞兰，因为，柯蕾娃娅和叶瑞兰本就是同一个人。

　　不论是柯蕾娃娅、叶瑞兰，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当年没有撤回苏联的好人。

　　“叫我柯蕾娃娅，那是我的爱称，不过我也喜欢户口本上的名字——‘叶瑞兰’。”笑起来的时候，96岁的柯蕾娃娅的绿眼睛放着光，因为肌肉萎缩而不能用筷的双手仍然习惯性的不时梳捋着自己银白色的头发，像是在回忆这个动作曾经代表的芳华。

　　柯蕾娃娅目前只能在房门到卧床之间缓慢地移动十几步，从94岁开始，她便不能灵便地移动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了，哪怕是距离她所居住的二层只有19级台阶的小区花园。背部骨刺已经严重损坏她的健康，柯蕾娃娅的背现在已经弯成了九十度，再也直不起来。

　　即便这样，柯蕾娃娅仍然对于银光闪闪的轮椅不屑一顾，她弓着背狠狠的搡了一把折叠在墙角的轮椅，之后泰然地坐在了那把被漂亮的俄罗斯小花布罩起来的桃木椅子上。“我在中国教书，30年教龄，站着，不坐轮椅。”柯蕾娃娅自豪地说。

　　严格意义上说，柯蕾娃娅并不能算做是“援华专家”，虽然她为中国教育贡献了30年。她并不在乎“援华专家”这个名头，因为她在中国得到了真爱。

　　1929年，18岁的柯蕾娃娅跟随母亲从莫斯科出发前往远东的海参崴，寻找在战争中受伤的父亲，之后全家辗转前往哈尔滨定居。动荡不安的现实中，18岁的柯蕾娃娅认识了刚刚从哈工大毕业的，比他大六岁的叶成(音)，随即坠入了爱河，当年两个人完婚。由于老人的汉语发音并不清晰，无法确定老人丈夫的名字，但柯蕾娃娅坚持以“我的爱人”来称呼。

　　“我的爱人，我的爱人……”老人小声重复着，弯曲的后背好像在那一瞬舒展了很多，“嗯，他是个很漂亮的人，俄语说得很熟悉……”显然，老人对于形容词、副词的使用还是有些困难。老人迷离着双眼，自顾自的思索着什么。

　　1929年后，柯蕾娃娅跟随从事铁路设计的爱人一道，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南京、广州、四川、湖南，我去过好多地方，中国很美。我爱我丈夫，因此我也爱他的祖国。”柯蕾娃娅停停顿顿地说着。

　　几乎一生都生活在中国的柯蕾娃娅，喜欢着中国的山川，中国的爱人，虽然终其一生也没能学会非常地道的汉语，但却是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人。户口本上，叶瑞兰是中国人，女性，职业是教师。

　　老人好像陷入了沉思：“我的苏联国籍太不方便，结婚的时候，民政部门是没有办法给我们开证明的，苏联那边也不会给我们开，最后是去了哈尔滨的法院，开了公证，才证明我们是夫妻。”为了少惹一些类似“海外关系”的麻烦，柯蕾娃娅1954年就入了中国国籍，公公和婆婆给他取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叶瑞兰。

　　柯蕾娃娅甜蜜地笑着，好像看到了久违的亲人：“我喜欢这个名字，很美，就像俄文里的喀秋莎。”

　　时间：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

　　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苏联出兵东北、国共战争

　　苏联红军和草房斗笠

　　同柯蕾娃娅不同，1939年冬来华的阿拉多利凭着的是苏联红军的身份。

　　阿拉多利是叶热尼亚的爷爷。现在每每看着照片中年轻的爷爷，叶热尼亚就后悔当初没有将爷爷的故事更加清楚地记下来。照片里的阿拉多利身穿二战时的苏军军服，与战友在雪地中满脸污垢地笑着。

　　“那时候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已经是上尉了。”叶热尼亚曾亲眼见过爷爷的斯大林勋章，后面领袖的亲笔签名让他记住了伟人的书法。然而，爷爷更为爱惜的是一枚毛泽东像章，那是二战胜利前夕一位中国战友赠送的，它蕴涵着老人当年援华岁月记忆。

　　当叶热尼亚还只有8岁的时候，爷爷就经常带他带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外的江边钓鱼。直到十多年后，叶热尼亚才知道这条河在中国被叫做黑龙江。爷爷在江边一坐就是一天，有一次，爷爷告诉叶热尼亚，他的钓鱼技术也是中国人教的。

　　在中国的时候，一次巡防中，阿拉多利用俄语向一位中国士兵问好。虽然语言不通，但中国士兵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让阿拉多利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后来，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那段时间，每当日本人的枪声稍停，阿拉多利就会拿起鱼竿去学习中国式的钓鱼。那位中国士兵气定神闲的气质让他感受到东方哲学的精妙。

　　作为外国人，阿拉多利自然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在他印象中，日本人都很矮小，一个苏联士兵单挑四五个日本兵不成问题。当时阿拉多利在炮兵团作战，每当苏军的炮弹在日军队伍中炸响时，中国士兵都会高呼一声“好”。

　　战胜德国后，苏联全力援华对付日本关东军。在后来的转战中，阿拉多利与那位中国士兵失去了联系，只有那枚毛泽东像章还延续着部分记忆。

　　还没有来得及一睹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盛况，阿拉多利就已经随队返回了哈巴罗夫斯克军营。1949年10月，阿拉多利从广播中激动地得知，中国升起了五星红旗，成为与祖国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草房加斗笠”的中国形象在他脑海中定格了40多年之后，阿拉多利开始叮嘱刚刚懂事的叶热尼亚，以后一定要到中国去看看。

　　时间：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末

　　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建交、苏联派专家援华、中苏交恶

　　苏联专家的交谊舞

　　2006年7月18日的清晨，74岁的莫世珍像往常一样，来到清远市中山公园加入了老人交谊舞的行列。那天的阳光很亮白，这让她想起55年前身上连衣裙的颜色。

　　“同志，谢谢您的邀请。”即使是今天，一曲跳毕，莫世珍仍会偶尔出现这样的口误。这是上世纪50年代女性跳完舞后感谢舞伴的礼貌用语。1951年12月的一天，还扎着麻花辫的莫世珍就曾用这句话向一位身穿列宁装的苏联专家道谢过。

　　那天上午，正在青岛炮兵学校上代数课的莫世珍听到身后一阵骚乱，抬头望去，原来是三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领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课堂。随即，莫世珍接到通知，这是苏联派来支援中国的专家，有一定俄语基础的她要去充当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掣肘了中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和建设。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自1950年2月起，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向中国持续派出援华专家。到1960年中苏交恶为止，其间共约有2万名苏联专家参与过援华建设。

　　在当晚的欢迎舞会上，莫世珍见识了传说中的交谊舞。苏联人跳舞喜欢有眼神交流，这对当时的莫世珍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她几乎是低着头跳完每一支曲子。一位鼻子“很尖很高”的苏联专家得知莫世珍低头仅仅是因为“害怕”的原因，就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应该像你的人民一样勇敢。”

　　1954年，部队来了两位苏联俄语老师。他们是夫妇，男的叫毕佳，女的叫丹尼娅，都是苏联国内出色的大学教授，因为向往新生的红色中国，便响应祖国号召，带着两个小女儿过来了。

　　夫妻俩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苏联文学、教苏联民歌，还盛邀他们到家中品尝俄罗斯

　　夫妻俩很喜欢中国的山川河流，一有时间便到处游玩，他们始终坚信，中国人儒雅的气质是被温柔秀美的山水孕育出来的。

　　莫世珍已经忘记了人们对待苏联人的脸色是从何时出现变化的。她只记得1958年的春节刚过，“苏修”等字眼已经开始出现在周围，当莫世珍还没有来得及弄清它们的含义时，丹尼娅老师就给她捎来即将辞别的消息。“我们的祖国叫我们回去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莫世珍天真地以为老师的祖国还会给机会他们重聚的，无奈此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所有援华专家和技术人员，无情粉碎了这个中国姑娘的梦想。

　　50年代末的抉择

　　当莫世珍还沉浸在师生离别的伤感中，远在北京的叶瑞兰也被推到了抉择面前。

　　是选择做柯蕾娃娅？还是选择当叶瑞兰？

　　“他们告诉我，可以马上回莫斯科，只要我愿意。” 柯蕾娃娅的声音高了起来，“知道吗，我不能走，我的爱情在这里，离开中国我将失去一切。上帝。”

　　从此，作为一名北京化纤学院的俄文讲师，虽然每天仍然频繁地使用俄语，但柯蕾娃娅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距离祖国苏联越来越远。“在当时，像她这样自愿留在中国的苏联人更是凤毛麟角。”铁三社区居委会一位熟知当年情况的工作人员评价道。

　　因为说话太用力，96岁的叶瑞兰需要稳定一下，她布满青筋的双手安详地扣在腹部，倚在桃木椅的靠背上，积攒着再一次说话的力气。她低头看着自己上身穿的兰花底纹衬黄色小花的衣服，周围所有的桌布、衬垫、椅子套布也全部都是俄罗斯风格的花布，整个房间就如莫斯科市内任何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样。

　　“喏，我的枕头下面有很多信，是莫斯科的亲人寄给我的，但他们现在都到上帝那里去了。”睁开眼，指了指天上，柯蕾娃娅好像又有了力气，一个世纪的销蚀如此清晰的显露出来。“但是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那些字了，我已经96岁了。”

　　抚摸着胸前的十字架，老人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镜子，镜子上一尘不染，镜子下面分明写着“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油漆字，字的颜色鲜艳得就像50年前那个铁血洪流的年代。

　　柯蕾娃娅凝视了那面镜子一会，她笑了，有如她在镜子里看到了叶瑞兰拥有的一切。 “为什么不回苏联，因为我的爱在中国，我爱上帝，我也爱他。”柯蕾娃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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