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是防艾关键因素

　　干部是防艾关键因素

　　在中国国情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政策性很强。专家称，党政领导干部既是防治艾滋病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对各级领导干部普及防治艾滋病相关政策，是目前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次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一方面意在普及艾滋病基本常识，让听者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积极预防的手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讲趋势、讲政策、讲法规，“只有领导干部了解了才能指导督促本地区本部门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郝阳说。

　　他告诉记者，尽管多年来

　　SARS过后，中央在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政策越发强化和明朗，而地方官员的重视程度却远远落后于中央的步伐。艾滋病防治机制目前是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国务院下属的艾滋病防治委员会有30多个成员单位，包括发改委，公安部，教育部，财政部，甚至包括铁路、交通部门。

　　“在艾滋病防治这样一个需要多部门合作的领域，既需要有权威性、号召力和强制力的国家机器，也需要各部门领导干部密切合作，有一个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只有党政干部了解相关政策法规，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有科学务实的态度，才能自觉重视防艾工作，积极履行本部门的义务。”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李教授特别强调。

　　“我们不仅要讲危害引起大家重视，还要讲艾滋病防治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建立和谐社会的影响，把防治政策和党政领导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郝阳介绍说。

　　教育不是万能，没有教育则万万不能

　　由中央党校靳薇教授主持的“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项目至今已进行了五年。

　　“政府是谁主导的？就是这些领导干部。”靳薇说。她告诉记者，这些可以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党政干部，大部分还不了解艾滋病防治的基础知识，对艾滋病本身存在误解，更不用说了解国家的有关政策。

　　在她的研讨班上，许多官员对于国家1998年就出台的防治艾滋病中长期规划闻所未闻，也不知道国家的“五年行动计划”，对国家艾滋病的现状知之甚少。“他们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只有他们重视，一项工作才能有效开展起来，因此必须首先教育干部。”

　　在靳薇教授对领导干部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程度的调查结果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组数据：对于蚊虫叮咬能否传染艾滋病，认为可能传染的占40.3%，不可能传染44.0%，不知道15.7%；对于共用卫生设施能否传染艾滋病，认为可能传染的占34.1%，不可能传染的占48.9%，不知道的有17.0%；是否只有吸毒等堕落人群才会感染，回答是的占63.3%，持否定意见的占35.4%；认为防艾与自己工作无关系的占32.4%，有关系的占62.7%，不知道的占4.9%；如果所在地发现艾滋病患者，采取暗中防治方法的占34.7%，公开讨论的占63.9%。

　　靳薇教授分析说，从这些统计结果明显可以看出，很多党政干部对艾滋病的认知存在盲点与偏差，主张限制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甚至认为做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光彩”，由此漠视艾滋病防治工作，相关决策迟滞。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则在论文中指出：“增加防治艾滋病知识的知晓度只能增强一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降低因艾滋病而导致的恐慌，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问题。艾滋病防治知识的获得并不必然导致‘不歧视’和‘关爱’。”

　　靳薇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指望听一场报告、参加一次讨论情况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是不现实的。”

　　“要想让党政干部真正消除对艾滋病相关问题的成见，单靠流行病学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宣讲是不够的，最理想的方式还应该请社会学专家讲解这个疾病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害和影响，以及领导干部据此进行政策选择的思路。”靳薇教授说。

　　她建议，如此声势浩大的宣讲活动是国家防艾工作进步的标识，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应该培养出一支过硬的讲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