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祭1976开篇语(图)

唐山现存规模最大的地震遗址唐山机车车辆厂（唐山人称之为南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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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地震。震中东经118度11分，北纬39度38分，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11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死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以上这段文字摘自唐山大地震纪念碑碑文。

　　今天，2006年7月28日。距离我们不远的那个叫唐山的城市，正在进行着一系列纪念活动举行，为了缅怀在30年前唐山大地震中逝去的24万多生命。

　　30年，那么漫长的一段岁月。

　　于我们，于所有没经历过那一切的我们来讲，那只是教科书里记载着的历史事实和24万这个冰冷的数字而已。直到我们走进这个城市。

　　不久前，我们走进了那座劫后余生的城市，我们聆听了30多个地震亲历者的故事，我们目睹了残阳下的那些废墟，我们站在掩埋着24万死者的墓地之上……现在我们将我们听到、看到的一切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搬到报纸上来。

　　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受到的巨大震颤传染给你。那绝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那一切，和你我也并非毫无关系。

　　今天，我们推出“遥祭1976”大型特刊。用我们的视角，重新回顾和反思发生在30年前的那场灾难。

　　我们一起吧，我们早该这样做了。

　　遥祭1976·引子

　　那些人、那座城

　　我们是在2006年4月22日傍晚时分来到唐山的，我们一行六人，打算用十天的时间，对已经过去了30年的这场灾难，进行一次深入的专题采访。

　　这座在那场灾难中逝去了24万人的城市有着所有重工业城市的灰色调和暮气，同时，它还和所有的华北城市一样，正在被沙尘暴席卷。

　　尽管我们出发前看了不少有关唐山大地震的资料，做了不少准备，但我们还是不知道该如何翻开30年前的那一页。

　　我们六个人(我、苏娅、王青笠、彭治国、邵靖、武文琦)，对于这座城市来讲，则只是一群陌生人，我们为了工作来到这里，我们当中的三个人在唐山大地震时还没有出生。那一刻，我们的茫然只有我们这样突然闯入的人自己能够体会。

　　然而，这场采访还是必须展开了，那是个暮色刚刚笼罩过来的黄昏，在唐山百货大楼对面的街头，我们冒失地拦住了两位正在散步的老太太：“请问阿姨，你们经历过唐山地震吗？”

　　阿姨被吓了一跳，等我们说明身份和来意后，这位名叫王淑敏的老人说：“当然经历过了，地震的时候我37岁。”然后她顺口说，“我们家很幸运了，就砸死了一个大女儿……”

　　这个脱口而出的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回答让我们始料不及，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样问接下来的问题。

　　后来，我们才知道，比起那些遭到灭门和死伤惨重的家庭，那些地震中只死去一两个人的家庭，已经觉得自己相当幸运了。

　　王淑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我爱人本来在外地工作，正好探亲回来，多亏他在，不然我们都得死了。”

　　地动山摇后，房子塌了，掉下来的大梁一头直接砸在大女儿的头上，王淑敏自己被砸到炕洞里，她年富力强的爱人将她从废墟中扒出来。黑暗中，两人到处找他们的女儿，摸到一只脚，问：“是老二吗？”又摸到一只脚，问：“是老大吗？”

　　老大已经死了，老二哇哇哭，鼻子嘴巴里塞满了土，哭着喊渴。妈妈说：“坚持孩子，坚持，一会就有人来救咱们。”一边说，一边给小女儿嘴巴里面喂口水……

　　王淑敏老人，是我们本次专题采访的第一个人……

　　后来，我们采访了一个人，又从一个人牵出了另一个人、五个人、十个人……直到我们采访到第三十位唐山地震亲历者时，我们发现我们仍然不能平静地听完那些故事。我们不断被那些细节震撼，不断为那种彻骨的绝望而担心，不断被他们和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所感动。有些时候，我们忘记自己是来采访的，我们经常希望时光能够倒流，有些事情也许不会发生。

　　第二天就要告别唐山了。临行前的夜晚，站在唐山饭店12层的窗户前，望着这座鲜有高楼的城市。作为一座北方城市，晚上10点以后，路上就很少有人了，只有轰鸣的车流声。我不知道那是我十天中第多少次被迫思考着生和死的问题了。

　　唐山人告诉我们，每年一到7月28日这天，唐山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人在烧纸钱祭奠30年前离去的亲人。我依稀看到那些燃烧过的灰烬，如纸鸢般在空中飞舞，飞向天国，刺激着30年后贸然来访的我们的神经。

　　着手写这篇专题稿件时，已经是我们从唐山回来一个月以后的事情了。那天早晨，睡梦中的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喂！是《华夏时报》的刘静吗？你们的报纸什么时候出来，别忘了给我寄一份啊。”我用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打电话的是我们在唐山的一个采访对象——我们管他叫迁村村长——唐山地震后，带领全村人用一年的时间将被地震几乎毁灭的村子整体搬迁的村长阮步安，现年65岁的白发老人。

　　那天，大风，我们去唐山市常庄乡甸家洼村采访这位有些传奇色彩的老人，白发苍苍的他带着我们来到村头的唐山地震墓地，春天的沙尘不断卷过来，墓碑已经快裂掉了。这三座墓和这座墓碑，是30年前阮步安组织村民修建的，上面有地震中死亡的村中62个人的名字。一座墓里葬着16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一座里是16岁以上的成年女人，中间那座，是16岁以下的孩子……能将死者有组织地埋葬，并且为他们立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墓碑上，这在整个唐山市都非常少见。

　　24万多人里，能在碑上留下名字的加起来也没有两万人。更多的人，他们找不到亲人的尸骨，只能在村头或者街头给自己逝去的亲人烧纸。而阮步安的举动，让这个村的生者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有个祭奠的地方。

　　那天，阮步安的老伴给我们包了饺子，采访结束后，我们说，有空我们会去看望他们的。一个月后这个清晨的电话里，阮村长告诉我，他的老伴半个月前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一个月前阮村长的老伴看上去还很硬朗，我们只知道她有糖尿病，饭后要打一针胰岛素。

　　65岁的阮步安在电话里说：“前一段时间我非常地痛苦，这几天好些了，你们要再来唐山，记得过来坐坐……还有，把上次给我们拍的照片也寄来吧。”

　　我知道，老村长已经把我们当成了朋友，当他把30年前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时，我们就是朋友了。

　　30年前，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女儿，没有留下一张照片；30年后，他失去了相濡以沫了40年的老伴，摄影记者小武拍的老两口并排站在院子里的照片，是老伴生前最后的照片。

　　让逝者安息，让生者节哀。

　　还是那天，还是大风，我们来到位于唐山东北的陡河发电厂唐山大地震墓地。

　　我久久地蹲在那两座墓碑前，被风沙模糊了双眼，一块墓碑上写着：“李萍，女，9岁；李治，子，15岁，贵州人，七四年随父母来到陡河电站，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遇难。”另一块墓碑上写着：“杨静，女，17岁；杨扬，子，15岁，四川省秀山县人，七六年随父母来到陡河电站，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地震遇难。”

　　这两座墓碑是四个孩子的父母在1977年，也就是唐山地震一周年的时候重回唐山时立的。墓碑后面的两座小小的坟茔里，是他们的孩子。我很难想象这两对父母立下墓碑时，该是怎样的凄凉场景。

　　面对墓碑，我默默地鞠了一躬。

　　整整十天的采访过后，我们渐渐对30年前那场灾难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了解得越多，就越心疼，就越想说些什么。

　　唐山二中的白发老人王书蔚老师，当时是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一个监测员，和很多当时研究地震的人一样，唐山二中的监测点也预测出了那场地震，但是谁都不能保证，那场地震一定会发生，所以，她还是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两个孩子。

　　30年后，这位老人镇定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怎么办是最重要的事。还得让它(地震预报)过关，不能总看老天爷的脸色。”

　　30年来，我们在不断看着老天爷的脸色，印度海啸、美国飓风、不断发生着的或大或小的地震……

　　每一次,我们都会想起30年前的唐山。

　　24万多条生命的瞬间殒灭本身已经无可挽回，而对这24万多条生命离去的祭奠和反思，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少。

　　在这次“唐山地震30周年”专题采访里，我们一共采访了几十个亲历过唐山地震的人。

　　我们试图通过还原现实、记录命运来回顾和思考30年前的那场巨大灾难，来祭奠唐山24万多亡灵，并向那些在地震中活下来的人们：孤儿、孤老、地震造成的截瘫者……那些坚持和命运抗争的人致敬。

　　我们能做的，似乎仅此而已。(刘静)

　　《华夏时报·非副刊》出品

　　专题撰稿：刘静 苏娅、王青笠、彭治国、邵靖

　　专题编辑：庞田勇 秦于淳 王雅丽 萧颂 朱伯莲

　　特别鸣谢：

　　唐山市委宣传部

　　唐山市残联

　　唐山市民政局

　　唐山市地震局

　　唐山作家张庆洲

　　为本次专题采访所提供的大力帮助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