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煤矿的颠簸重生：曾与唐山一起毁灭(组图)

　　 休闲市民从抗震英雄纪念碑前走过。作为一个因煤而生的城市，唐山经过30年发展，已逐渐摆脱对煤的依赖。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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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矿物局唐山矿的矿工在休息。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2006年4月4日,3只喜鹊飞过唐山大地震遗址唐山机车厂。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当年被埋井下15天神奇生还的李宝兴、王树礼、陈树海、毛东俭、王文友。

　　核心提示

　　今天，唐山地震30周年。30年前，一场灾难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也包括一座大型煤矿。

　　“先有开滦后有唐山”，有着128年历史的开滦煤矿曾是唐山的重要经济支柱，震后煤

矿的停产和减产，直接影响到当年冬天北京的暖凉。

　　实际上，在这场灾难中，企业比城市受到地震的影响要小得多，一种巨大的推力促使唐山企业迅速发展，并创造了经济由“重建、振兴到快速发展”的“三步走”奇迹。

　　□本报记者 吴珊 唐山报道

　　开滦新风井的井架耸立着，离唐山中心区抗震纪念碑只有3公里。这是全国惟一一座竖立在城市中心的井架。

　　鲁云发退休前是开滦矿务局局长。他记得，60年代以前，每天早、午、晚上下班时间，开滦都要“响汽”，人们按“开滦响汽”来对表。

　　对于这座城市，开滦煤矿具有某种权威意义。唐山市发改委工业经济处处长胡世宁说，唐山因煤而生，缘煤而起。

　　然而大

　　“震后最初，开滦的恢复建设要比这座城市快。”鲁云发说，10天就挖出10车“政治煤“，到1977年12月底就全面恢复了生产。

　　但好景不长。改革开放后，开滦开始陷入亏损。六七十年代一直占据唐山城市人口一半左右的开滦职工和家属，也由改革开放前的高收入阶层，逐渐落入唐山市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低收入人群。

　　如今的唐山，正逐渐摆脱对煤的依赖，唐山与开滦的关系也开始转变。这让鲁云发出感慨，“对于企业，时代的力量比自然的力量影响要大得多。”

　　开滦左右京津冷暖

　　1976年7月28日早上6点，鲁云发被人从废墟中救出。他的女儿在地震中去世了，自己的腿也受了点伤。

　　而在他的面前，新建的医院平了，里面的大楼全都塌了，电话线断了，电网破坏了，通讯很困难。

　　损失远不止此。唐山，这座被称为“中国煤都”的城市，其矿业遭受了大地震的重创。

　　唐山是我国的一个老工业重镇，在大地震前，唐山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国的7%，其中又以开滦之煤为最。

　　可资佐证的是，改革开放以前，开滦工人的平均工资一直保持在唐山市各大企业的首位。

　　1970年，董泽民刚刚成为一名吕家坨矿的井下矿工。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是80元，还有粮票和酒票。每月30-40元钱。

　　“60年代的困难时期，在周总理的过问下，开滦工人除了粮票和酒票，还领到了油票、肉票、烟票。”董泽民说。

　　鲁云发记得，开滦即使在“文革”期间一天也没有停产。那时矿上的流行语是：只要开滦一停产，上海南京路上的路灯就不亮了，钢铁企业就“断粮”了，北京人民过年就吃不上饺子了。

　　而这次地震中，开滦有6579名职工不幸遇难，2153名职工受重伤；矿区地面367.3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中，有80%遭严重破坏———整个矿区的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

　　当时请求的支援资金是10亿。按煤炭部不超计划重建的指示，局里的领导在党委会上定下了“三原政策”，就是在原地原样原规模重建开滦。

　　10车“政治煤”

　　崔连生们挖出的，不只是10车煤。

　　震后第十日，当劳动模范崔连生和几个工友从马家沟矿采一区推出了10车“抗震煤”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时虽然有些地方过不去人，但工作面情况良好。”崔连生等当时冒着余震的危险再次下井，在巷道里扫出了10车煤。

　　当唐山地震的惨象通过电视画面传播出去，国外有种舆论说“开滦20年也恢复不了。

　　唐山要恢复，至少要一百年”。

　　政治上的开滦，对于唐山乃至国内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时各个矿区都把恢复生产当作第一要事来抓，我们扫出的这10车煤，在全开滦领了先，激励了其他矿区也抓紧时间恢复生产。”回想起30年前的那一幕，71岁的崔连生有些激动，“作为矿工，只要出了煤，就是重建家园的开始。”

　　这10车“政治煤”，对国际上的“开滦20年也没法恢复”的论断是个有力的回击。

　　赵各庄矿也在第15天出了煤，并恢复生产。

　　到1977年3月1日，除震前刚试生产的荆各庄矿外，所有矿井全部恢复生产。

　　举国上下助开滦复工

　　除政治外，经济上的开滦更为真实，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煤为北京上海提供能量。

　　开滦时产煤6万至7万吨，每日供上海的2万吨煤主要是由开滦发运的。这一停产，全国各省市尤其是天津、北京、上海及鞍 钢的存煤连连告急，“就连朝鲜也不断地打电话要煤。”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袁宝华说。

　　复兴开滦迫在眉睫，但困难也接踵而至。资料显示，地震破坏了开滦至少37863台设备。远非唐山一市、河北一省可以承担。

　　资料记载，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那天，谷牧副总理见到袁宝华也说：“开滦排水、恢复生产要加快。开滦停产，对全国的影响太大了。”

　　据鲁云发回忆，“当时国家对开滦的扶持，比对唐山市力度大多了，要啥给啥。”

　　为了加快开滦的恢复建设工作，国务院研究决定，专门成立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十数个部委的“国务院恢复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

　　会战领导小组组长由袁宝华担任。

　　1977年元月下旬，国家计委调集了全国17个省、市的85个厂家落实开滦的承修任务，可谓“举国上下助开滦复工”，光参加这次设备抢修会战的就超过5万人。

　　1977年3月初，建筑材料短缺等问题，都由各部委直接帮助解决。

　　这年年底，开滦所有矿井恢复了生产，且产量恢复到了震前水平。

　　“死城之险”

　　地震后的第10年，时任开滦煤矿局长的徐冀显得很无奈。其时，恢复生产后的1986年，开滦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亏损。

　　此后亏损连年增加，到1990年亏损额达到2.97亿元，累计亏损额近15亿元，成为行业亏损的首户。

　　到1984、1985年，开滦进入第一次亏损的前两年，统计局的调查已经显示开滦工人平均工资排在全市11家大企业中的最末位。“那时我已经到井上工作了，每月工资100多块钱，井下工人也就是200多块钱。”董泽民说。

　　此时的开滦流动资金极度紧张，经济运行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徐冀在全局的办公会上痛心疾首，“假如开滦破了产，唐山将成为半座死城。”

　　徐冀说，改革开放后的1985-1990六年总承包期间，开滦困难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企业内部来讲，一是矿井老化，长期高强度开采，迫使矿井加速衰老。

　　抢掘政治煤的后遗症也开始在10年后出现。矿区遭到大地震毁灭性的破坏，此后，急于追求第二年达到震前翻番水平，影响了5万米的开拓进尺。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开滦这样的大型统配煤矿，基本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煤由国家统一分配，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每年的合同兑现率要确保95%以上，而企业生产所需物资并没有保证，煤炭价格严重偏离其价值。

　　由此困境始，开滦逐渐被推向了市场，从计划转向了市场。1994年，开滦提前两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结束了长达8年的亏损历史，唐山因此安度“死城之险”。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