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断近亲繁殖唯一出路：脱掉官帽

　　阻断“近亲繁殖”唯一出路：脱掉官帽

　　胡敬艳

　　《21世纪》：您们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高校近亲繁殖进行研究，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课题呢？

　　顾海兵：近亲繁殖在中国的很多机构普遍存在，在学术研究机构尤为突出。大家说的很多，但没有数量分析，因此缺乏深度，没有说服力。

　　我一直重视定量分析。当然，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大背景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非常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亲繁殖。

　　《21世纪》：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高校中的一流学校，如果在引进国际人才有限的条件下，是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大呢，还是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大呢？

　　顾海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知名大学，但知名大学是否就是一流学校可能需要反思。即使把他们看成是一流学校，也不等于他们的所有专业、所有学生都是一流的，因此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很难说比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更大。

　　而且，自己的毕业生虽然在个体上可能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水平高，但放在近亲繁殖的氛围中，其整体合力未见得就大。反过来，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水平可能在个体上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己的毕业生低，但在非近亲繁殖的氛围中，其整体合力未见得就小。

　　现在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国家如此之高的投入之下并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是有看法的，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与近亲繁殖有关。

　　《21世纪》：高校近亲繁殖与高校的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之间有怎样的相关性呢？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大呢？

　　顾海兵：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不断深化，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但万事开头难。可以肯定的是高校近亲繁殖与高校的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之间有相当的负相关性，这样的负相关性究竟有多大可能还与各个大学的特点与健康程度有关，不太可能有相同的负相关性。

　　就像我们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可能没有唯一的结论。微观上某一个企业可能可以计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利润，但宏观上加总就不一定可行。

　　《21世纪》：在您的研究中，将中国部分高校的财经类学院与国际知名院校进行比较。您认为，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的差距，由于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顾海兵：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可以做案例研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搞专家调查。我们选择部分高校的财经类学院是因为我本人是从事经济学专业的，比较熟悉。

　　选择部分高校是因为一是我们的能力有限，二是国内大学的网站资料残缺我们只能如此。

　　《21世纪》：教育产业的发展，是否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呢？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顾海兵：教育产业的发展当然是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至少与经济市场化的不同程度是相联系的。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最大的差距是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或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仍很重，比如，直到今天，中国大学还有行政级别，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怎么能有公正公平的竞争呢？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中国的大学怎么可能不搞近亲繁殖呢？改革的出路是中国的大学校长必须脱掉官帽，必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产生。古今中外产生国立大学校长的经验是：首先是大学全体教师的民主选举，产生2-3个候选人，然后是政府在这2-3个候选人中选择1人为校长。如此，就是戴上一顶官帽也没什么官味了。

　　顾海兵教授：

　　1982年获黑龙江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