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头10年援外逾40亿元

　　到1960年底有22个国家受援，越南、蒙古、朝鲜等“兄弟国家”分享大部分

　　多年以前，作为我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外援助”这个“关键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对于上点岁数的中国人来说，“援外”一词并不生疏。但是，有关我国“援外”的具体情况及统计数据，恐怕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随着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在近日向公众开放的、至1960年底的外交档案中，含有“对外援助”字样的标题竟有200多个。

　　22个国家曾要求我国援建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据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里、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几内亚高官要求我经济援助等谈话记录”，“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要求中国提供”、“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要求我派”，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些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的常见字句。

　　向中国要钱要粮要物或援建工厂的要求，不少是国家元首亲口提出的，他们或找我驻外大使，或直接专门致函我国领导人，还有的以国家政府或外交部给我国发照会的方式，商谈和办理“援外”事务。

　　此时，新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多年战争后民国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国力有限，但我国人民仍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一一满足各国的要求。而且，我们的援助从不附带任何条件。

　　10年援外额占“一五”1/10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他的发言稿题为“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上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8个字。

　　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援外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蒙古最早请求支援劳动力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援外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捕鱼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后来，根据中方建议，双方就此组团商谈。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援越物资有高档酒葡萄干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

　　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着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亚洲“兄弟国家”受援最多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则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李强还介绍，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9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

　　受援国要求往往过大过急

　　虽说是我国提供援助，我们给人家东西，但与受援国就援助的谈判并不容易，执行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

　　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只发生在对个别国家的援助中。1960年的一份档案中说：“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受援国家提出要求我国帮助建设的不少项目，往往超出他们国内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他们提出要求援助的项目往往过大、过多、过急。同时，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能力也有一定限度。”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人道主义援助不少于美苏

　　翻阅半个世纪前的援外档案，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不少档案都提到：“认真做好援外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援外’扩大了我国的影响，对发展我国同各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

　　如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英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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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自身还不富裕鼎力相助阿拉伯国家

　　在自身经济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却鼎力相助。外交部最新公开的解密档案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再三强调：中国的援阿方针应该是“大力的无偿的援助”。

　　1956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首任埃及驻华大使拉加布时，承诺中国将向埃及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经济援助。

　　当年10月，西方势力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武装入侵埃及，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那一年，中国刚刚同埃及等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坚定地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

　　根据解密档案的记录，毛泽东主席说：“凡是我们办得到的一定要送去。如果埃及不愿意无偿而愿意偿还，可以在100年以后再偿还。”

　　档案显示，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捐助一事致电纳赛尔总统。电文中写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支援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政府决定以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无偿送给埃及，来响应贵国政府最近的呼吁。”

　　那时，新中国尚未完全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在国际上还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8.4亿美元，外贸总额也仅为20亿美元。

　　解密档案记载：纳赛尔总统欣然接受了中国的无偿援助。他在给周恩来总理的回复中说：“你们对于我们为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的正义事业的信心。这显示出了世界人民对于和平的热爱和对侵略的憎恨。”

　　中埃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结下的友谊，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双边关系。至今，许多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记得，1970年9月，纳赛尔总统病逝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武汉、大连、青岛的政府机关和港口均下半旗1天，以哀悼这位开启中阿、中非外交关系的功臣。

　　后来，所有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国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据新华社

　　网络编辑：孔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