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低收入者跨入中等行列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

　　-很多人误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际意思不是扩大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而是扩大这个人群的比例。让更多低收入的人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这才是此次分配改革的最终目的。

　　-“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课题中，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中国目前的大约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但随着分配改革的进行，人数将不断增加。

　　□见习记者 宋晓俐

　　不断地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体国民中的比重，让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模式朝着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发展。

　　近日，一份名为“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研究报告提交给了国家发改委。这项从2004年开始攻关的课题初衷是为了配合制定“

　　在这份报告中，“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被认为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径。“不断发展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进入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中来。”——成为此次改革中一个最大的亮点。

　　巨大收入差距凸显诸多社会矛盾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诸多的原因将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接受《法制早报》记者采访时，将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说：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

　　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叫做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陈新年说，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

　　除此之外，社会分配的“两极化”愈加明显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主任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而在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又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目前分配秩序之所以比较混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垄断部门或行业的存在。”陈新年表示，不少单位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及福利项目，这些工资制度外的收入名目很多，来源隐密，不易监控。很多垄断性行业中的普通员工，如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远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甚至高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工人。他在对一家银行进行调研时发现，由于银行是事业单位体制，其单位的司机月工资为2000元，而同期如果到市场上招聘一名司机，则只需提供1000元的月工资。

　　据了解，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初的考虑是为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选择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效率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素质差异、资本占有数量差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差异等市场化因素便很快产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说这部分差距是社会发展必须接受的“代价”，那么因隐性福利、行业垄断等产生的初次分配差距，与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产生的再分配差距，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

　　让更多低收入者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很多人在看到这一理念之后立刻产生了疑义，为什么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不是将对更多的低收入者更大的帮助？”陈新年主任详细向记者介绍了这一理念的内存含义。他说，很多人误会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际意思不是扩大现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而是扩大这个人群的比例。让更多低收入的人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这才是此次分配改革的最终目的。

　　如何做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呢？

　　陈新年详细地进行了细化解读：“主要途径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一小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那种不正常的仇富心理就会减弱。”据陈新年介绍，在扫除体制障碍方面，该研究报告提出了三点措施，对于自然垄断性行业，要限制其利税和工资水平，而非自然垄断性行业，就要减少限制，取消行业垄断和政府干预这样一些非经济因素，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资产要实行有偿使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建立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要做到“劳动收入工资化，工资收入货币化，各种收入透明化”。陈新年表示，目前各种收入不透明，体制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指非正常秩序变化当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这要从法律方面加强约束。“以上三点的目的是建立一种秩序，减少非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陈新年建议，还要鼓励创业，保护合法收入和生产者的安全，鼓励人们去创造，获取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机会。

　　“橄榄型”收入结构

　　安抚高中低三类人

　　在这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的课题中，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中国目前的大约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陈新年带领课题组从战略层面上划定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标准的确定不是对现有收入简单的平均数。”

　　我们从战略意义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中等收入的理解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概念，而是把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者定位成生活较富裕和生活较富裕人群，他表示，该标准的确定主要基于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更低，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是不合适的。“要考虑到，我国现在生产成本和物价比较低，用比较低的收入就能享受较富裕的生活和物质水准，所以在确定中等收入标准时就不能太高。”

　　其次是扩中的背景和现实意义。扩中依托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扩中就要考虑与小康社会的标准对接起来。用2020年的收入标准标衡量，现在只有7%-10%的人属于中等收入者。“小康社会的标准对实现扩中战略很重要。”陈说。

　　“还有一点就是国际可比性，加入世贸后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不要因为标准太低而盲目乐观。”改革之后最理想的状态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就是要构建经济学上所推崇的“橄榄型”或“纺锤型”收入分配结构。这种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对较少，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可以说是最理想的收入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转变也是建设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

　　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在2006年的“两会”上，一位长期研究中国分配制度的政协委员李永海首次提出：“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李永海说，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长是制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人群，更是饱受其苦，如何快速构筑起一道社会保障屏障，保护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当下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建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税收政策落实到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是许多专家对收入差距过大开出的药方。但是，这些药方，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据介绍，美国在1935年、英国在1945年相继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是有能力建设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李永海表示，这个初级社会保障体系低标准、广覆盖、有实效，能够覆盖所有农村、城镇所有劳动者，而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要知道，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李永海还认为,在调整目前的

　　“目前人们对行业垄断怨声载道，只要建立了规章，这个问题便能解决。”李永海认为，政府对垄断行业的调节不成问题，怕的是政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永海解释，某市移 动公司的老总曾向他诉苦，其实他们很想把价格降下来，但无奈当地发改委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角色是缺位的，有时候甚至错位。因为通过行业垄断，地方政府能够增加税收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说，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