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身体的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人长期都是把心当作思维的中枢、认知的器官，诸如心领神会、心想事成、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等成千上万的词汇、概念和成语都与心紧密相关。只是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传入，才逐渐把认知功能转向大脑，远离心肺。而西方人则至少是从古希腊的阿尔克莽开始就认识到：包括眼、鼻、耳、口、舌在内的“所有感觉器官都以某种方式和大脑联结”；“大脑就是感觉和理智活动的中心”。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把心当作思想的器官就是绝对的错误，西方人把脑当作思维的中枢就是绝对的正确？

　　答案不是如此简单。这里不仅存在中国人所谓的心从来都同时具有心灵和精神的含义，就是西方人，也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一切生命体作为一个整体都是血脉相通的。特别是柏拉图，早就从“理、情、意”三统一的高度，指出人生最宝贵、最伟大的三样事物就是“健康、美丽和智慧”。人若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会美丽和充满生命活力，因此也就没有人的一切。身体不仅是人求生存、谋幸福的资本，也是从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实践活动的前提；尤其要想建成一个理想国家必须开始于人的健康身体。

　　遗憾的是，数千年来，人们还是普遍地忽视或蔑视身体；没有认识到身体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才是感觉、经验、认知、真理、美德和至善之源泉。身体不只是在思维和存在、心和身、脑和体的统一性上，较大脑和心具有优越的智慧性质，就是就其结构和功能的内在性上，也是人之特殊的身体结构决定了人类特有的能力和智慧。也正是由于智慧所包含的人的思维和雄辩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都与身体紧密相关，因此至少在柏拉图的教育理念中就已经主张，只有首先施以身体教育，才可能培养出有思维能力和社会行为能力的人，及至天才和伟人。特别是整个儿童时期的智力培养，都是通过游戏活动和某种实践形式得以实现的。智育的目的就是唤醒人的悟性，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智商，扩大人的知识，铸造人的主体性和各方面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人的远见卓识。而欲达此目的，没有与身体相关的社会实践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比如如何才能使人变得智慧，除了要求受教育者思想活跃、思维清晰、头脑开放、认识深远、勇于开拓、敢于打破陈规旧套、开辟新领地之外，还要能够学会论证、推理、判断和反思。这些都是人的思维和心理活动的展示及生命力的消耗，从而直接显示人的才华与身体和精力的内在统一。

　　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杜威才特别反对僵死知识的教育，主张教育要特别注重人的身心健康，并提出三种主要的教育形式：一是游戏运动，不仅有助于人的身体发育，培养人的敏捷的感觉，流利的思想，果敢决断的精神，生动活泼的禀性，也能够使一个被动的、静穆的、无生气的人一变而为活动的、有生气的、有用于社会的人。二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手工制作等动手活动，它不仅有利于人的肌肉锻炼和脑智锻炼，也有助于培养人的吃苦耐劳的品性、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劲的生存能力。三是对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它可以保护人之本能、培养和维持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进取心和创造精神。上述三种方法用于蓬蓬勃勃的开发和理智方面的训练，必定大有益处。

　　正是发现人类对身体的普遍蔑视，尼采才通过对古希腊哲学、艺术和全部人性的考察，精辟地揭示出现代文化的弊端，认为现代教育和科学活动侵蚀和毒害了人的生命，使活生生的肉体受到非人格化的劳动分工等伪经济学的损毁，使人类失去生存的目标，使文化沦为手段，科学也变得日益野蛮。理性的主体在“上百面镜子面前，虚假地映射着自己，使自我成为自己的刽子手”。为此，尼采呼吁：要唤起倍受欺压、凌辱从而麻木的身体逐渐觉醒；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信仰身体、找回真人，这比信仰精神更具根本意义。身体才真正是每个人存在的标志。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这是比信仰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回归身体，从身体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以往蔑视身体的人实质上是本末倒置地将心灵看作大理智，把身体看作无知。实际上，强调身体就是强调生命力和医治贫血的灵魂。对于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我全是身体，其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身体的附属物”。蔑视身体者只能加速自我毁灭。人生中，要时刻倾听健康身体的声音，那才是更诚实、更纯粹、更完美、更智慧而又更富有生命力的声音。一个人只有回归身体，打破灵魂的总体性，理性的齐一性，才能够真正拥有突出、鲜明的个性；才能真正让身体当家作主，而不做精神的奴隶；才能真正做到身体壮实，灵魂刚正，激情高昂，智慧超群，拥有创造性和自主性；才能够勇猛刚强，震慑一切，真正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实现本真的生命。他说，有史以来理性的最大错误就是扼杀了生命和本能。自命不凡的理性者感情贫乏，思想迟钝，缺乏激情，使传统文化充满虚构和谬误。只有重视身体，才能真正做到胸怀广阔，热爱生命，希求幸福，不随物迁，充分发挥个性，消灭虚假主体，过上真人生活。

　　20世纪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也主张用身体取代理性，用身体去感知自然、人生和社会，他认为身体才真正对人生具有决定意义。身体不仅可以砍去意识的头脑，不再是意识支配的器具，完全自我做主，还可以只根据自身的力量竞技去从各个角度对世界做出解释、估价和透视。身体完全能够在它的生死盛衰中带着对全部真理和错误的确证和认同，霸道地主宰伦理道德、知识和审美领域。在这里，道德只代表积极的主动之力；真理只指谓对力和技艺的解释；而审美则主要是指诸力的自由嬉戏。为此，他主张用身体否定偏离肉体的沉思，驱走思想迷信，赶走传统道德，抬高生命机器和快感的力量，拒绝主体哲学，让身体活跃在读书、学习、教育、日常生活和全部社会实践中。在此基础上，法国的罗兰·巴特也直接从文本主义角度指出：以往是理性蔑视、无视、压制和驱赶身体，今天则是身体蔑视和驱赶理性。因为从来的文化和物质生产者都不是知识和理性，而是身体生存的本能。正像乳房能够产生乳汁一样，身体才是产生智慧和创造人类文明的机器。身体中永远流动的生命力常常会激发出惊人的强力，推动积极的生产活动。因此是生之欲望创造了世界，是生命力生产了现实。力和欲望正是通过身体得以连接和互动，使身体成为一股活跃、升腾的生产力和一部永不停息的机器。人类史就是身体和生存欲望的历史。身体处处都铭记着人类历史的痕迹。

　　福柯也立足身体，以根除理论、思想或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中的主宰位置。他认为人类精神几千年都在精心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权力技术来挑逗、控制、摧毁或塑造身体；强迫它完成各种有悖本性的任务；使身体备受蹂躏、宰制和矫正；使其再也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自由意志或是朝气蓬勃的身体，而是悲观、气馁、被动、呆滞和可进犯的身体；使身体从原先的生产力量陷入不可自制的消费漩涡。以至迄今为止的身体不仅没有获得真正解放，而且进入死亡绝境。尤其是19世纪之后，狡诈的精神将以往的暴政和酷刑改编为以各种规训与惩罚作为主要手段的权力形式，以普遍地剥夺身体的自由和权利，不仅使人的思想不能接近真理，也使人的欲望完全屈从于利益法则，从而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世界；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制造了疯癫与野蛮同步而行的人类历史。为此，福柯一如尼采，不相信人们用逻辑编织的理论或某种道听途说的知识。在他看来，一旦能用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寻得那些深藏于身体深处的秘密，由此抛弃那些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就会使传统观念中的各种“邪恶”行为变得天经地义，从而最终迎来身体的全面解放。届时，人们就会更多地关注身体，把身体标准放在一切知识和真理标准之首，把身体教育和身体知识作为教育方针的核心任务，把人类的身体行为放在一切行为和实践的最高位置；并与主体意识、主体精神相区分，而与不断流动的生命和人的知觉与情感紧密联系；并从中体会到由生命的不断自我超越带来的求知的满足和生活的乐趣。

　　人也只有变得智慧，才会关心和呵护身体，才会将身体放在生命之首，才会给人生带来欢欣和幸福。所以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智慧是幸福之源，愚蠢是灾祸之根。在这里，身体是人生的基础，美德是人生的要素，而智慧则构成人的最高本质。只有摆正这种身体一元论的生命观，人们才会真正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理想和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