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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家有病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31日09:48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

  编者按:“有什么别有病”,这句流行语道出了广大群众对平安健康的向往。

  数据表明,目前我国40%的城镇居民、72%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看病吃药都需要自费。而同时,因为经济原因,我国有近一半的居民有病不就医,近三成的居民应
住院而不住院。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医学科学水平显著提高,政府一直在努力解决群众看病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伴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加之历史的积淀和成因的复杂,要完全破解看病贵、看病难,绝非朝夕可就。

  编发本组报道便寄托了我们一种对推进这一进程的热切期盼。

  千里携妻看病记

  本报记者尹雪梅本报实习生刘双建

  他匆匆忙忙地从卫生间走进了病房,又坐在了妻子旁边。“只有我一个家属,我不能走远了。”他对记者说。

  他坐在椅子上,头趴在床上,用两支黑黝黝的胳膊垫着,昏昏欲睡。他已经接连十几天没有睡过安稳觉了,无论白天晚上,他都随叫随到。这会儿,妻子刚刚做完手术,睡着了,他趁机休息一会儿。他姓李,来自甘肃省天水市一农村。“为了彻底治好她的病,我们才来北京的。”他说。他妻子得的是肾病,发病于2004年5月。病发后不久,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县级医院里把病治好了。

  可到第二年5月,病复发了。当时,他们夫妇正在银川打工,于是就在银川的一家医院接受了治疗。虽然花了几万元,但病治好了,他们很欣慰。

  然而,今年6月,妻子的病又复发了。“接到消息,我的腿都软了,头上像是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

  带着无奈,他们又一次住进了银川市的那家医院。医生建议他带着妻子去北京的大医院进行治疗。医生还说,这种病不能拖延,否则,有可能恶化为尿毒症,甚至要做换肾手术。他听了医生的话,如当头挨了一棒,第二天就带着妻子坐上了来北京的火车。

  6月底来到北京,刚到医院门口,他们就被排队挂号的场景惊呆了:他特意数了一下,整整排了11个纵列。

  “好多人躺在黑色折叠椅上,看起来挺累的,真没想到北京的大医院这么难挂号。”李某叹了口气,“每个专家每天只看20个病人,只能挂当天的号,我打算第二天早一点过去挂号,可是第二天,我6点钟到医院门口的时候,排队挂号的队伍已经排了很长,我还是去迟了。”

  一个“号贩子”拿着一个14元的专家号,要以100元的价格卖给他。他不舍得多花86元钱,就放弃了。但一连好几天,他也没能挂上专家号。为了尽快给妻子治病,只好挂了一个主治医师号。医生给李某的妻子做了详细的检查,基本掌握了病情。但需要做一个“肾穿手术”,以确定病因和有针对性地用药。

  要做这样的手术就得住院,而医院住院部的床位十分紧张。“出去一个,才能进来一个,也得排队等。”李某说到,“等了8天!还算运气好,医院联系排在我们前面的那家时,没有联系上他们,我们就先住进来了。”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在这8天里,李某妻子每日服药,暂时缓解了病情,但是他们承受不起医疗花费。李某夫妇住的是招待所,再加上吃饭和妻子的医药费,每天要支出100元左右。

  李某原先在银川市做搬运工,省吃俭用每天能挣30元钱。自从妻子得了肾病以来,他家的积蓄全没了,还借了一些钱,“欠的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他一脸迷茫。

  院是住进来了,但手术何时做得听医院的,也得等,多等一天就得多花一天的钱,李某很着急,可又没熟人可托。

  手术等了一星期之后总算做上了,钱更是花了不少,夫妇二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度日如年,期望着能早日康复回家。

  一位白血病患儿家长的真情告白

  本报实习生蔡若愚武蕊

  2006年6月中旬,15岁的丁丁(化名)回到天津的血液病研究中心,这已经是他一年内第三次从浙江来天津,因为白细胞再次急速增长,使得原定两三个月的“假期”告罄。

  丁丁是在2005年6月被查出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的。

  “当时我们谁都不相信孩子会得这病。”当时的丁丁正上初二,只是由于从小体质弱,比同龄孩子更容易感冒而已,白血病这个词离这个普通家庭实在是太遥远了,以至于在去上海确诊的路上父母亲还在商量着等医生定为误诊后该带丁丁去哪里玩……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丁丁生病后他们家就不在正轨上了,一切都被打乱了。

  母亲秀琴放下工作到上海,每天在医院照料丁丁的饮食起居。突如其来的打击,精神的高度紧张,加上每天过度操劳的疲惫,使本来身体就弱的她很快也病倒了。

  父亲李毅原先在当地的一个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班,每天6个半小时的工时,工资尚可,工作也轻松。丁丁得病后,他在征得领导同意后去了一家民营公司,为了那多出来三分之二的工资,白天上8小时班,夜晚还要马不停蹄地加班,“没办法,这是一场持久战啊!”李毅无奈地说。

  2005年7月到8月中旬,丁丁在上海治疗的一个半月,就花去了15万元,如果再算上租房子、自己买药等一些杂费,总共有17万左右。2005年中国人均GDP不过1703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也不过1.3万多元。17万,相当于一个半月就把普通人12年的收入栽进去了!

  而丁丁的病还在继续,反反复复;所以化疗仍旧接踵而来。在李毅印象中,像丁丁这样的病,每一次化疗依据所用的药、严重程度等不同从2万到10万元花销不等,平均下来每次要用掉5万元左右。

  而此时李毅做好了卖房子的打算:“撑不下去啦,医生说还要3次化疗,之后还不知道能不能移植,因为刚刚找到的那个配型合适的人又犹豫了……”这个坚强的父亲坚持了一年多,终于因为绝望落泪了。

  “这是家良心医院”———探访北京首家惠民医院

  于淼

  “这是家良心医院!”小崔挺着怀孕7个月的肚子,已经是第5次来这里做孕前检查了。

  7月19日,位于北京农大南路的北京首家惠民医院(上地医院)开院整整7个月。7个月来,该院赢得了众多百姓的赞誉。

  1000元就可以在这里接受自然分娩护理,一次B超检查只需要38元。拥有158张病床的上地医院目前设有内、外、妇、儿、检验、药房等11个基本科室,是由北京市政府出资兴建的非营利二级医院,辐射城乡结合部的两个乡镇、4条街道的60万常住居民。该院自去年12月19日正式投入使用以来,门诊总量突破6万人次,住院病人2700余人,门诊人均费用仅为73元。

  医疗费用低廉是上地医院最大的特色。“可花可不花的钱,就不要花。来这里看病的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把药费降到最低,是我们所有人努力的目标。”上地医院妇产科专家张医生说,“医生开出的药费单子,最多也就30多块钱,能开一盒药,绝不给病人开两盒。我们会节省病人的每一分钱开支,而且医生绝对没有药品提成的现象。”

  在外科病房,67岁的张大爷告诉笔者,这里的药费确实便宜,他看过一次滑囊炎,花了2.95元,打了一针封闭就好多了。产科病房,一位来自安徽的小伙陪媳妇来生孩子,笔者问他为什么选择这家医院,他说他们住在西北旺冷泉村,村里有一位妇女曾在这里生过孩子,服务好价格低,之后她看到谁有病了,都介绍来这里就诊。“孕前常规检查只用20多元,顺产才800元。押金也只收2000元,住院条件又好,两人一间,有空调,可以洗澡。”小伙子说,他来北京打工一个月只挣1000元钱,大医院根本去不起,原来想回老家生孩子,但这里这么好,就过来了。

  上地医院经过整整7个月的运行,渐渐步入正轨。但最初的艰辛却让王玲院长记忆犹新:“开业第一天,迎来了120名患者,当天医院收入为2000元,平均每名患者花费20元。而医院的大楼租金是一年260万,每天的水、电、暖气、物业、保洁费加起来就有2万,这样一算,医院一天的基本开销就将近3万元。当时,我们每天倒贴2万元。有人说,我们是‘慈善医院’、‘赔本医院’,但是,政府兴建这家医院虽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必须让我们达到收支的基本平衡。现在,由于我们的服务到位,价格适中,病人越来越多,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患者比较信任我们。”王玲院长说,目前医院最大的困难是“医保”没有批下来,很多住在附近的本市居民来这里看病不能报销。采访中,一位入了医保的李先生告诉笔者:“现在看病都看怕了,大医院的医生动辄就开四五百元的药费单子,而这家医院才是真正为百姓着想的医院,药费低、态度好,我有个小毛病都来这里看,几块钱的药费单子,看着心里就痛快!”“医院走医疗体制创新之路,收支两条线,政府在医院运营中实行收入上缴,避免医院以营利为目的,而导致‘看病贵’,而且医生收入完全与处方脱钩,能避免医生开大处方。”王玲院长介绍,“今年年底,北京市政府将在羊坊店创建第二家惠民医院,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百姓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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