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南大社会学教授：南京正练就城市发展内功

　　【龙虎网报道】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与社会福利的专家，朱力习惯于用社会学家的视角分析社会现象背后蕴藏的深意。2005年，他在全国比较早地解读了和谐社会的内涵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路径，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应建立七大机制。当本报记者就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南京的变化采访他时，他的一番剖析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南京这5年变化的另一视角。

　　“我最关注南京领先全国的5大变化”

　　记者：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您是怎么看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南京的变化的?

　　朱力：我感到这5年南京“硬件”上的变化非常大，如三桥、地铁一号线的建成通车，奥体新城的崛起，等等。但我更关注的是南京在软件上的变化，尤其是制。度建设的情况。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南京有几个处于全国首创或领先地位的制度创新和这些创新的意义。

　　一是政府作风建设上的变化。2001年启动，2002年首次公布评议结果，南京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第一个以市级机关为主体的群众评议机关活动。过去我们评议机关，由上级部门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在封闭系统内的自说白话，自己对自己的评议。群众评议则把评审权放到全体市民手中，变成一种让公众说话的开放式评议。尽管它是一个小的措施上的改变，但却是一个重要的导向，就是政府到底是为谁工作、让谁满意。如果仍是上级评审，政府可能关注的是自己的工作能否让上级满意，群众评议则变成政府工作要让市民满意。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效的制度创新，促进了政府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这种政府政绩评价机制的创新，在全国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很大。

　　二是干部公开选拔上的变化。干部公推公，选，全国都有，但南京通过公推公选、公开选拔、公开招聘处级干部、局级干部、国有大中型企业高管，范围越来越广，有时还面向全国，力度相当大，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南京这种干部选拔制度上的改革，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一种创新。过去我们是靠伯乐选拔干部，现在靠制度选拔，后者的广泛性、普遍性、客观性、科学性要比少数几个伯乐选人大得多。表面上看，它保证了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政府各个部门、岗位，实际上它为肯干、能干、会干的人才创造了一个上升渠道，使处于较低职位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带来了南京整个干部队伍中高层次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它的潜功能是在干部中间产生了一种鲶鱼效应，刺激、增强了其他干部的活力和干劲。

　　三是公众参政议政上的变化。这方面南京有很多措施，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市民论坛”。我知道南京“市民论坛”引来全国不少地方学习、克隆的不少。但把它作为市领导和市民沟通的一个制度化的渠道，持之以恒地办下来，在全国也是一种首创。“市民论坛”让市民来议论和南京建设有关的重大问题，或者把市委市政府近期考虑的经济建设、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难题等，摆出来让市民讨论，成为一个市领导与市民之间有效的沟通渠道，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也能当场得到解决。比如，我参加过的一次“市民论坛”，当时一个劳模提出劳模退休后的医药报销跟不上，与会市领导马上与工会主席沟通，把问题解决了。以前，人们觉得老百姓只有发牢骚的份，不能参政议政，但南京这几年在引导公众参政议政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可以说是政治文明建设上的一大亮点。

　　四是平安南京建设上的变化。记得2002年，南京市公安局在万人评议机关中位置靠后，后来，它的市民满意度逐年上升，2005年一跃达到96％的市民满意度。这个成果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平安南京建设的巨大变化，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南京法制环境和治安状况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南京市社科院调查发现，市民说南京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最安全城市，这个平安的品牌背后，离不开很多制度创新。比如，南京市公安局在全国率先进行的警务管理模式改革，将主要的警力投入到第一线，实行数字警务，立体防控。

　　五是对困难群体关怀的变化。尤其是在农民工的管理方面，南京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很多经验。如，支持农民工维权，最早取消农民工收费制，最早·建立大规模的农民工劳务市场，最早成立农民工子弟学校，等等。

　　用制度创新来保障执政理念的实现

　　记者：在提到上述变化时，您几次提到“制度创新”这个词。“制度创新”对南京发展意味着什么?

　　朱力：我认为“制度创新”是一种典型的软环境，用一个比喻，相对于硬环境而言，城市的软环境就像一个城市的“内功”，硬环境的变化是最直接、最容易被感受到的，但软环境的建设和变化对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我的总体判断是，经过这5年的发展，南京正在练就城市发展内功。一是政府的执政理念真正得以转变。以人为本，把过去的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二是政府开始用制度创新来保障执政理念的实现。有了理念，制度再跟上；自然就会出现新局面、新气象。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南京变得更加安全，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更适于安居乐业了。

　　政府不要太累，把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社会

　　记者：南京要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内功”，下一个5年您认为要特别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朱力：我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三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更加注重劳动、就业。二是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三是政府不要太累，把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社会。举个例子，法院资料显示，我国的杀人案件中，70％是由琐事(邻里之间、家庭之间、夫妻之间的民事纠纷)引起的。如果这些琐事能够得到及时化解，很多命案就不会发生。然而，我们的居委会忙不过来；即使忙过来，也缺少钝化矛盾的方法。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社会工作者职业化”，由政府出钱让社区聘用专门的社工，向社会购买服务，作为“社会医生”化解邻里纠纷、夫妻矛盾等大量的微观性矛盾。我观察至今，南京的鼓楼区、玄武区、秦淮区的一些社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而且效果不错，我认为：是个方向。建设和谐南京，这种基层和社会工作的制度创新应该是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