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原初的民意，实在要打个问号；而从“国民主权”到“议会主权”的这个思路，也就不那么
顺理成章了。
□冯健鹏(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2006年4月3日，英国《宪政改革法案(theConstitutionalReformBill)》获得
通过，
“议会至上”的原则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在“议会至上”的传统中，英国议会上院同时也是最高上诉法院，上议院的议
长兼任最高上诉法院院长(Lord.Chancellor，即通常所说的“大法官”)、同时还是内阁的法务大臣；此外
，议会的立法也不容法院置喙，再加上英国没有成文宪法的缘故，所以司法审查制度也无从建立。在奉行“议会至上”的英国
，议会曾经号称“除了不能使女人变成男人、男人变成女人外，什么都可以做到”。如今，变性已不是什么难事，而英国议会
也不再是什么都能做的了。
《宪政改革法案》的直接目标则正是确立司法独立的原则：按照该法案的设计，上议院的司法职能将让度给新成立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也已成为历史；而司法审查也在《宪政改革法案》中现出端倪——随着议会放弃对司法的直接控
制、以及形成违宪审查的现实可能性，英国议会很有可能逐渐走下雄踞了三百多年的“至上”神坛。
英国的议会可以追溯到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1215年的大宪章规定：国王如想征收临时的税金，需征得领主
会议的同意——在此基础上，后世议会逐渐发展出监督税收使用的权力，即审议预算权；并以这些财政权力为后盾，将单纯的
对国王提出立法请愿的权能扩展为立法权……但此时，议会尚没有支配国家政治的能力，更没有“至上”可言；国家政治的中
心问题在于议会和国王的关系：在十六世纪都铎王朝时期，议会充分信任国王，常顺从国王的意思。但在随后的斯图亚特王朝
时期，由于詹姆斯一世固守君权神授的思想，长期和议会争执，最终爆发了内战。直到1688年，议会发动“光荣革命”，
并通过“权利法案”，这才确立了议会的各项大权。虽然在理论上，议会的权力仍然属于“议会中的国王”，但君主仅具有象
征意义；即使是非民选的上议院，其权力也十分有限；真正握有大权的是民选的下议院——这也体现了“君主主权”到“国民
主权”的转变。
不过无论怎样转变，“主权者至上”的理念却是一以贯之的。按照这一理念，国家或者只存在一个集中的权力，或者
有一个权力处于最高地位——这就是主权者的权力。既然议会是体现国民主权的机构，那么自然也不难得出“议会主权”乃至
“议会至上”了。
与“主权者至上”相对的是“分权制衡”的理念。在后者中，虽然也有主权者的位置(同样为议会所代表)，但若干
权力互相制衡，并无高下之分；在这种“以恶棍制约恶棍”的设计中，主权者也被视为可能堕落的“恶棍”而受到各种制约；
比如要有独立的司法权来适用法律，要有独立的违宪审查来监督其立法……总之就是要设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令其不能作恶
。而在“主权者至上”的理念中，主权者的权力不受制约、而且也不应当受到制约；那么就必须证明这种最高权力不受制约的
正当性，也就是要证明：“最高权力不会作恶”。
从“君主主权”到“国民主权”，主权者从君主转变为国民；“最高权力不会作恶”的原因也转变为这样一个简单的
逻辑：国民既是统治者(主权者)又是被统治者，而自己当然是不会对自己作恶的。
然而，从“国民主权”到“议会主权”，上述逻辑的有效性却要打个折扣：作为代议机关的议会并不完全能成为民意
的传声筒；更何况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国民”本身就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屡见不鲜，而议会
也更成为充满逐利和政争的场所；再加上立法专门化带来的委员会膨胀和委托立法大行其道，以及利益集团对议会的强大控制
力——总之，议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原初的民意，实在要打个问号；而从“国民主权”到“议会主权”的这个思路，也就不
那么顺理成章了。这或许就是连号称“议会之母”的英国也不得不考虑约束议会“至上”权力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