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间的矛盾与红军长征

　　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从事党史、军史和革命史工作的同志已经作了许多的研究。但是，以往大多着重于研究红军的英勇事迹，而对于蒋介石如何调集各省军阀部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以及蒋介石如何借追堵之机消灭异已；特别是中央红军如何利用敌人的矛盾、突破敌人的围堵而胜利完成长征的研究，却着墨不多。实际上，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壮举，除了在长征途中我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英勇战斗顽强拚搏的牺牲精神之外，利用国民党反

动营驿内部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本文中即从这个方面入手，具体分析湘江战役和“四渡赤水”前后中央红军的得失。

　　一、湘江战役与桂、湘军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了湘江战役时期。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桂、湘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的联合围堵下，中央红军损失过半。湘江战役后红军人数从长征初期的八万六千余人减少到不足四万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蒋、桂之间的深刻矛盾，蒋介石与何键的矛盾，以及湘、桂地方军阀间的矛盾，中央红军为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所付出的牺牲是不应该那么巨大的。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的“左”倾及其错误指挥，致使在湘江战役中出现的许多有利战机都被错过了。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时，盘踞广西的地方势力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新桂系军阀。

　　国民党新军阀中，除去蒋介石之外，桂系军阀始终是最有影响、最有势力的一派。蒋、桂之间几度勾结，几度分裂。蒋介石二次下野，每次都直接与桂系有关。蒋、桂两派军阀的联合，造成了新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同样，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酿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战争。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新军阀分为蒋介石的嫡系和非嫡系，那么桂系可以称为准嫡系。这个准嫡系在每次反共反人民的重大行动中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帮凶。但由于它的势力可以与蒋介石颉颃，所以每每觊觎“中枢”的权力便造成与蒋介石不可解结的矛盾。

　　桂系军阀在多次反蒋战争失败后，暂时退回老巢。从一九三一年起，李宗仁常驻广州，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经常发表谈话和秤论。广西内部则由白崇禧、黄旭初实际负责，整理省政，开浚财源，秣马厉兵，扩充实力，以冀东山再起，与蒋介石重争高下。一九三一年，桂系军阀在本集团内部建立了一个叫做“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同志会”的反蒋色彩很浓，当时就曾明确宣称：“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

　　但是，此时桂系军阀的力量毕竟已受到很大削弱。红军长征时，李、白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所辖兵力只有第七军廖磊，第十五军夏威两个军。第七军下属周祖晃第十九师，覃连芳第二十四师；第十五军下属共镇国第四十三师，王赞斌第四十四师，韦云松第四十五师。每师三团，另有一警卫团。总共十六个团，三万余人。

　　既然蒋、桂两派军阀矛盾极深，桂系把蒋介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手中掌握的兵力又仅有十六个团，而我中央红军号称十万，连续冲破赣、粤、湘三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桂系军阀难道会把只有三万之众的本钱在堵击红军的战斗中拚光吗？对此，白崇禧明确表白：“硬打，没那么蠢。”(1)

　　蒋介石估计中央红军突围后，很可能沿我红六军团的路线，经过桂北，因此，蒋介石南昌行营在十月三十日就指示白崇禧：“桂军应控置于全(州)、兴(安)之间，并迅速巩固黄(沙河)、全、兴、桂(林)碉线。”(2)十一月六日，南昌行营又命令桂军：“除巩固湘漓两水及龙虎关一带碉线外，希德邻(李宗仁号——引者)健生(白崇禧号——引者)两足，以有力部队迅出道县以北，与永州部队协同堵截。此方极关重要，乃匪必经之路，务需严密防堵。”(3)在蒋介石电令和红军突围而来的严重形势下，桂系军阀所面临的已不是执行或不执行蒋介石命令的问题，面是两大难题：一是无论采取什么策略，要尽力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二是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车为借口跟进广西。这两大难题对割据广西的桂系军阀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当十一月中旬我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攻占道县，逼近广西的时候，桂系军阀头子白祟禧频繁住来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

　　还在十一月上旬，湖、桂军阀就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商讨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最后达成“全州协议”，即两省军阀联合对红军作战的所谓“协剿计划”。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十一月十五日，何键在给刘文岛酌电报中说：“顷接键生复此间兵力部署一电，略谓遵电计划，积极行动，令人气为之壮。即望早日以重兵集中黄沙河附近与职部切取联系，协力堵截。”(4)这里所指“接健生复此间兵力部署一电”，就是白祟禧给何键的电报。何键接到白崇禧此电后，颇为高兴。他于同日马上给白崇禧复电，恭维白曰：“健生吾兄勋鉴：奉寒电，知于此间部署情形，均已洞悉。国军剿匪多年，成功视此一举。吾兄智珠在握。幸详示恢先(恢先为湘军头子刘建绪号——引者)，俾收聚歼之效，为完一篑之功。”(5)十一月十六日、湘军头子刘建绪飞赴桂林，再次与白崇禧切磋防剿计划，核实了湘、桂两军的防地。

　　在全州会议后，桂系紧急征调四万民工，在全州、灌阳、恭城、贺县等湘桂交界之关隘，如龙虎关、雷口关、高木关、永安关、清水关、等地构筑碉堡工事。全州至兴安之间一百三十里的湘江两岸，也筑成碉堡一百四十余座。到十一月十八日，桂系军阀的兵力配置也已完成。夏威的第十五军为左翼，加上桂林地区民团三个常备大队，各县四个民团联队，布防于清水、高木、永安、雷口四关(清水关属全州县，其余均属灌阳县)，主力则庥结于灌阳县文市附近。廖磊的第七军为右民办，加上十五军的四十五师，以及平乐区民团特后队三个联队，布防于贺县、富川、钟山及恭城之龙虎关，主力则放在龙虎关方面。七军独立团防守兴安县的界首，二十四师七十一团驻防全州的咸水，守卫湘江。

　　因此，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在战略上已处于不利的态势，左有粤军数万人布防在连州、星子一带；右有薛岳率“中央军”五个师正向零陵与红军作平行前进；前有湘江，已被湘、桂军阀近十个师封锁；后有周浑元“中央军”四个师，湘军李云杰两个师、李韫珩一个师追击。此时的蒋介石兴高采烈，全神贯注。他把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6)写进给各军的电令中，妄想湘、桂军阀及“中央军”各部能够执行他的计划，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在湘江以东，造成红军的最大伤亡。

　　不料，“智珠在握”的白崇禧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个缺口。十八日，我先头部队到达龙虎关前，与桂军四十四师发生战斗。二十日，我九军团逼近江华，二十一日，攻占江华县城。白崇禧得悉红军占领江华，又接到报告，说有红军二万余、向江华、永明(今江永)而来，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极为紧张，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白崇禧权衡得失，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于是，除留一团在灌阳策应四关，七十一团从咸水调守全州县城外，将第十五军主力以及第七军覃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周祖晃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至此，桂北全州、兴安、灌阳一带只有桂军三个团，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敌正规军防守。

　　桂系军阀从全州、兴安一线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发给蒋介石长电一封，除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接替桂军所通防务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电称：“南京南昌委员长蒋：职于元日拼命追剿，寒日进驻衡阳，本最大之决心，将所部区为五路，分任追堵。并请粤桂两军协剿。又经派刘建绪赴全州与白商妥，联防堵击，节经呈报在案。刻奉养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所有灌阳兴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职路军南移担任。闻命悚惧。缘职路兵力……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刻又令其延申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增任二三百里之正面防务，……刻新宁城步绥宁及其以北诸县。无兵控制。若灌兴全间，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肖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永，逼近辰沅，湘西全部，机陧不定。似此情形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7)

　　何键所以如此气急败坏，是因为桂系军阀从兴、全撤防，使湘军陷入非常狼狈的境地。

　　何键，这个大革命以来的暴发户，到一九三四年时，已拥有一支人数在十万以上的武装力量，成为统治湖南的地方军阀。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要求何键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8)十一月十四日，何健在衡阳就职时向蒋介石保证：“职誓本剿匪之素志，谨率所部，竭其绵薄，尽歼丑类，以报党国。”(9)追剿军下辖刘建绪第一兵团，薛岳第二兵团。第一兵团所属湘军分为三路，刘建绪亲率湘军嫡系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为第一路，李云杰率王东原第十五师(何键嫡系)、二十三师为第四路，李韫珩率五十三师为第五路。“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率领的九个师分别为第二、第三路。这样，就使湘军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西路军变为追剿军。何键受宠若惊，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他的反共积极性，也使湘军在追堵红军上负有更大的责任，不能不比从前卖力。然而，何键所以热衷于联合桂军封锁湘江，并非只是出了他的责任感。更主要的是出于湘系集团害怕中央红军会合二、六军团，在湖南立足，形成对自身统治湖南的直接威胁。何键的这种担心反映在我们上面所引的电文里，即“湘西全部，陧不定”：防止两支红华会合是何键的既定方针，所以他反对蒋介石“忽予变更计划”的命令。为了阻止中央红军从零陵以南通过，何键将湘军嫡系集中在零陵至黄沙河线上。到十一月中旬，“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指挥第十六师、第六十三师、第六十二师、第十九师反补充四个团保安三个团等部，集结主力在黄沙河附近，与桂军联络，堵剿西窜之匪，并沿湘江碉堡线至衡阳之车渡止，严密布防”。(10)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纱河附近，与其说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要求何键务须将红军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的命令，不如说是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湘、桂军阀在全州达成的所谓“协剿计划”，在兵力配置上，说到底，仍然是自顾自，各自把守门户。广西地段的湘江归桂军防守，湖南地段的湘江归湘军防守。双方谁也不肯越出省外。然而，不属追剿军序列的桂系部队肯配合何键封锁湘江，已经使何键感到很满意了。因为这样就可使何键腾出更多的兵力来用于保证湖南的安全。

　　桂军撤防后在兴、全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负有歼灭红军于湘、漓水东岸“重大使命”的何键也有责任弥补。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接到蒋介石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介石的信任，受到指责。为此，何键大伤脑筋，但最后，伺键终于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宁可但“抗命”之嫌。当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接到蒋介石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象何键在回电中所言。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二十五公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八十多公里。如湘军立即行动，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了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这就使桂北的湘江线上比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七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我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由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红军错过了这一有利时机。

　　何键在二十三日发出给蒋介石的漾电后，感到有必要继续制造舆论。二十六日，何键致电陈济棠：“现匪已抵文市，而全、兴间之桂军，于昨呈奉委座，准其东移，而令敝部南延接防。当匪已逼近，忽予变更计划，洞开门户，敝部纵有飞技，亦已无及。国事不可为，付之一叹”(11)何健以这种惋惜口气。强调客观原因，替湘军开脱，把责任都推到蒋介石允许桂系撤离上。蒋介石对桂系撤兵，无可奈何。何键的埋怨、推卸责任的电文，也不无道理，眼看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由于湘桂双方各门的打算而遭到破坏。二十八日，蒋介石发出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电文，含糊其词，对湘桂皆有指斥。电云：“据恢先感戌参机电，匪先头己于宥感两日，在勾牌山及山头与上米头一带渡河，迭电固守河流阻匪西窜，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部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12)所谓“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足指责桂系军阀弃守全州；“不知所待何机”是斥责何键追堵不力。然而蒋介石的这一电文却引来了桂系的猛烈还击。十二月一日，白崇禧发出一封非常强硬、泼辣的电报，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试摘引如下：

　　“特急：顷奉委座俭亥电，拜诵再三，惭悚交集。菲盘踞赣闽于兹七戴，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适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剿，尤引为失策。”“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此次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於全兴之线，因守兵单薄，被菲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万之众尚被菲突破重围，如职军寡少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向抱宁为强敌粉碎之志，决无畏敌苟存之心。淞沪清党、频年剿共，事实俱在，可能复按。”“究歆可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共菲死伤几何，又何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13)

　　这一电文是蒋桂矛盾、湘桂矛盾的一次大暴露。白崇禧抨击蒋介石剿匪无能，标榜新桂系反共坚决，回溯历史，滔滔不绝，把对蒋介石多年的积怨倾腹吐出，具体到封锁湘江的失败，白崇禧拒绝承担丝毫责任，讽刺追剿军对红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认为追剿各军如果在湘南对红军能加以“痛剿”就根本不必封锁湘江。应负责的不是桂军。而是湘军和“中央军”“何军与菲激战，战斗经过几日”，是指桂军在文市、新圩对红军的侧击。“何军瞻望不前”，是指已进到道县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停滞迟缓，“何军迟迟不进”，是指黄沙河的湘军不迅速南下，白崇禧态度如此强硬，言词如此辛辣，是因为桂系此时虽然力量有限，但与蒋介石争霸的野心并没有泯灭。西南地方势力中敢于以这样的口气回击蒋介石的，也只有白崇禧。这是由于桂系军阀同蒋介石的特殊历史关系决定的。

　　事情到此并未了结，白崇禧在本电发出后，仍然恨恨不已，言犹未尽。次日又发给何键一封冬电，对湘军的嘲讽、挖苦不遗余力：

　　“何总司令芸樵兄，刘司令恢先兄：俭艳两日电均悉。此次共匪全力西窜，敝省首当其冲，兵薄力单，瘐顾未能，当我富贺龙虎关吃紧，诚恐共菲窜南西窜，如入无人之境，则敝省负责更大，故将主力转移。经飞机催促贵军南上协击，闻恢先云波(刘建绪、李觉号——引者)两兄确实决心。但迭据飞机报告集中全城附近寨圩飞鸾桥之贵军，俭艳全等日，犹未见南上，坐令匪军安全渡河，贵军个性，想兄等素知，弟本不愿说。然观委座转来我兄及恢先电，一则曰全咸无守兵，再则曰闭门不出，未免违反事实。兴全之线，务兵薄弱，弟并不敢讳。只因十余团兵力分配不敷，故请集中全城二十团之贵军迅速南下。贵军任务在追剿，不在防守也。至兴全黄师，迟至本日午刻，尚在界首附近攻敌，闭门不出，不知从何得来也。”(14)

　　桂系军阀虽然自己撤兵，却振振有词，指责湘军“坐令匪军渡河”，挖苦何键“贵军任务在追剿，不在防守也”。即使照白崇禧所说，何键的任务是“追剿”，但防守湘江的计划是湘桂两家预先商议而决定的。白崇禧再三狡辩，只能证明桂系军阀既奸诈又无视“信义”。

　　其实，军阀之间是谁也谈不上什么信义的。桂系军阀将全、兴、灌的主力南调富、贺，对于湘桂双方的“全州协议”来说无疑是个破坏。但是，李宗仁在十一月二十日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把桂军主力转移到恭城的要求。二十一日，桂军从兴、全撤走。二十二日，蒋介石准许了广西的请求，而到二十八日又指斥广西方面“无兵守河”，出尔反尔，由此引来了桂系的反击。湘系军阀，表面看来似乎信守协议。实际上，何键拒不执行蒋介石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命令，也完全违背了他在十一月十四日就 职通电中的信誓旦旦，与白氏的撤兵一样，都是奸诈无信之徒。白崇禧十二月二日致何键电中“贵军个性，想兄等素知，弟本不愿说”等语，确实道出了湘系集团一贯言行不一的作法。湘系军阀不同于体系军阀的地方，是更善于用漂亮的宣言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不象白崇禧那样咄咄逼人，无所顾忌。因此，对于桂系的非难，何键并不公开回电反驳，而是拐弯抹角，以不同的方式为湘军辩护，反复申明桂军撤防后，湘军已尽了全力。十二月一日，何健在衡阳演说：“当我们得到桂军向后移动的消息。就想法子补救，我叫刘司令终夜向全州推进。二十八日晚夜，我们已有一师兵力到达全州。当晚就在距全州三十里河西地方发现匪踪。当初还以为是少数，等到第二天打听一下。才晓得土匪大队已过河了。土匪所以过得这样快，是因为没有丝毫抵抗。在兴安过的时候，兴安城里只有一个营，闭城而守，所以土匪很快就过完了。”(15)十二月二日，伺键在敦促川、黔出兵的电报中再次强调红军突破湘江是由于桂军撤防。电云：“原拟此次协同桂军，尽歼于漓水以东，因咸水、兴安一带，无兵堵击，致使残部漏脱……该匪自离巢后，首尾受敌，兵无斗志。所借在我军方面。屡失良机。”(16)十日，湖南方面又以《湖南民众慰劳会》名义指责桂军：“惟是堵截合围，端赖共策群力，运筹方略，尤贵相互遵循。……不意作战计划，未能衔接，贵军缩短防线，致匪乘隙渡河，清剿前途，不无遗憾。”(17)

　　如前所述，由于何键害怕我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会合，所以，当桂军从兴、全、灌撤军后，何键拒绝已集中零、黄的湘军主力南移接防，因而使湘江防线上的缺口延续了七天之久。然而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与湘、桂军阀各自的利已打算有关，同时也与“中央军”不听何键的调遣有关。当陈济棠、白崇禧要求湘军填接兴、全防线时，薛岳部队已到零陵。何键命薛岳马上接替湘军的零、黄防线，以便湘军伸入兴、全地区。但薛岳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二十四日)全部集中零陵后 再行派遣”(18)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何键指挥不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啬了湘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隔阂，而且也更加坚定了湖南军阀保持自身安全的决心。

　　至于桂系军阀，对如何堵截红军，决定的方针是不硬打。但不硬打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防堵。因为红军来了，不仅仅是红军，也引来了蒋介石的这国际货币。不堵是不行的。然而防堵是会消耗实力的，消耗实力又是同蒋介石抗衡相矛盾的。所以，对桂系军阀来说，红军路经广西无论如何也是一场灾难。权衡利弊，桂系军阀最好的氛择，既要堵，把红军和蒋军都堵在省外，又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没有实力，没有地盘，军阀就不成其为军阀了。为达此目的，则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命令”、“协议”皆可弃之于不顾。十一月中旬，白崇禧就在桂北活动频繁，加紧兵力调动，并与湘军协商，共同封锁湘江。这种调动和协商并非桂系军阀的权谋。

　　事实上，桂系此时与湘军联合的愿望比何键更为迫切要把红军堵在广西境外，仅靠广西的兵力是不够的，必须借助湖南部队的力量，但是，当白崇禧一旦发现让开兴、全使红军从桂北通过更有利于他时，便立即将夏威的十五军从桂北灌阳撤到恭城。蒋介石由于无法约束桂系的行动而招来了何键的抱怨和不满，并增加了指挥湘军的困难，妄图聚歼红军的计划又—次破灭了。

　　蒋介石不能阻止桂系撤兵。桂北的防线出现了缺口。薛岳不服从何健的调动。使湘系军阀不能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地区”。这在军事上讲，对我中央红军冲破包围是难逢的良机。然而，当时中央的领导者，不仅坐失良机，又使湘江战役成了长征途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

　　湘江战役历时个八天，十一月十四日，主力红军通过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到达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六日军委纵队进入广西，十二月一日红军大部渡过湘江。激战主要发生在桂北的湘江两岸。

　　战役开始的情形正如聂荣臻同志所指出：“本来，当十一月十六日我五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19)

　　当时桂军五个师一开始布防在北起黄沙河，经全州、兴安、灌阳，南至恭城的一条钳形线上。十一月二十二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兴、灌的三个师退守龙虎关和恭城、贺县一带，兴安只留下黄镇国师一部。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凌晨。“全州以上，无兵守河”。(20)十一月三十日何键又电称：“我刘建绪部遵令赶至全县，侦知他州碉堡无一守兵，兴安有桂军一团闭城固守”。(2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杨成武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名民团迹逃之夭夭，故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

　　由于红一、三军团同时在两翼强占要点，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红军已控制了界首以北六十余华里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有四、五处浅滩可以涉渡。军委纵队也已在二十七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八十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却再次丧失良机，部队按常规行军，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达湘江边。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的桂岩，一天之内只走了八公里；二十七日，从桂岩到文市，行程仅六公里；二十八日，从文市到石塘，走了二十六公里；二十九日，从石塘到界首，走了三十二公里。

　　整整四天，中央军委纵队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七十二公里，平均每天十八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使我军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湘敌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先我占领全州，并南进向我扑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刘建绪“识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让红军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出动，向我二师脚山铺阵地进攻”。(22)这时，自十一月二十六日起我佯功龙虎关的红军部队，向北撤去白崇禧见恭城、富川的威胁已解除，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23)一面指挥夏威率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和第七军的一个师，以三师之众向我左翼进攻。使前线红军战士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

　　蒋、桂的矛盾和红军对桂系军阀造成的威慑决定了桂军必从桂北撤防。因为桂军的这次防堵除了是一次军事行动外，还含有复杂的政治内容。如果桂军不后撤，不加强恭城一带的防务，红军、蒋军无论谁由此进入广西腹地，桂系军阀都会有老巢丧失的危险。红军对龙虎关的佯攻是必要的。桂军从全、兴、灌一带撤防，红军已达到了佯攻的目的。总是在于我军没有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部队没能迅速跟上，尤其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速度，影响了全军的转移。为保证军委纵队安全渡江，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在全州脚山为阴击湘敌血战两昼夜；三军团、五军团与向我侧击的桂军在灌阳的文市、新圩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据香港《循环日报》载：文市战斗之激烈程度，“为赤匪抵桂北以来所创举”；新圩“连日战事，异常剧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24)

　　然而桂系军阀的撤兵对红军的突围终究是有意义的。如果桂军不从兴、全、灌一线撤走，如果桂军撤走后，薛岳能够及时接替刘建绪部在零陵至黄沙河的防线，使刘部迅速南下，填补桂军所遗防地，那样，湘江战役对红军造成的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十二月一日，除红三十四师外，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三日到六日，越过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十三日，中央红烟全部离开了桂北，进入了湘西南，走上新的征程。

　　二、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同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所经的十一个省中，贵州是停留时间最长的一省。长征途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贵州发生的。如黎平会议、突破乌江 、四渡赤水以及以地我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遵义会议等等。贵州也是地方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一省。国民党“中央军”和贵州军阀的矛盾，川、桂、湘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造成红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有利条件。可以说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活动，是我党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转危为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向贵州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之后，红军在贵州行军迅速，一月二日至三日，一、三、五、九军团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七日，二师六团智取遵义，陈云同志说：“此时红军士气极高、服装整洁，在湖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25)从黎平到遵义的行军“是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地区没有防御工事”。红军“可以加快自己的行军速度，而且又有足够的伪装对付频繁的空袭”。(26)

　　贵州军阀部队的战斗力比湘、桂军阀的战斗力要弱，然而，黔军的防务何以空虚到这样的地步？中央红军从黎平到遵义，长驱直入，黔军的主力窨在哪里呢？

　　还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就曾命令黔军“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菲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27)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再次强调黔军应在“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州线上，赶筑坚固工事，先选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28)但是贵州军阀王家烈并没有执行上述命令，既未在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也没有在重要城镇构筑坚固堡垒，直到十二月十三日，他才报称“本部兵力十六团，其精干之十一团已配置前线。饬属砺兵秣马，严阵固守”。(29)

　　然而，王家烈这十一团“配置前线”的部队仅有四个团是驻防在黔东南各县的，其主力集中在黔中。他借口“本军因经济上及运动上种种困难迟缓，又因黔东南双方兼顾，不能不位置重点于炉山、麻江一带，以应付明了匪情后之处置”。(30)红军占领黎平前，黔军在黔东南的防务是薄弱的，红军占领黎平并攻下台拱、剑河后，王家烈把兵力重点收缩在重安江一线，直至红军渡过乌江，始终保持了这个重点防线。红军攻占镇远后，黔军主力乃集结于重安江以西布防。这时黔军“柏辉章部退马场坪，杜肇华旅退西坪，本成章旅退马场坪”。(31)

　　当时红军和黔军的战略态势是：红军的战略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家烈的打算是，避开红军兵锋，减少兵力消耗，守住贵阳。正如王家烈所言：“我深深感到，他们(指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拚。”(32)

　　王家烈不愿同红军“硬拚”，也不敢同红军硬拚，这是由黔军内部的深刻矛盾决定的。因为一九三四年贵州地方军阀桐梓系正处于严重的内部纷争之中。

　　一九三二年冬，桐梓系另一高级将领犹国材，为争夺省主席一职发动了倒王战争，即王家烈、犹国材之战。这场混 战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才结束，持续了近两年。王、犹之战后，二十五军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王家烈控制贵州省垣和黔东南一带；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占据遵义、赤水及川南数县；总指挥犹国材割据盘江八属；黔军师长蒋在珍驻扎于正安、沿河一带。形成四个军阀各霸一方的局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王家烈命犹国材派三团兵力开赴黔东南布防。十月三十日，犹国材通电服从。但是犹发出电报后，所许诺的三团人马却没有出动，不过纸上谈兵而已。直到十二月四日，犹部先头团周文彬团才从兴仁启程。周团行军缓慢，根本没有到达黎平。十二月二十四日，犹部三个团才慢慢腾腾开到马场坪。此时红军已占领黎平、锦屏等地。于是，犹部三个团便停留在贵阳以东。勾心斗角的王、犹两派部队，不仅不能团结一致，而且，彼此间的戒备和防范极大的消弱了对红军的作战。这就使中央红军渡过乌江的困难减少了，所付出的牺牲也大大降低了。

　　大小军阀在统治集团内部有无地位以及地位的高低，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和实力的强弱来决定。反动军阀都深明此道。王家烈要维护他在桐梓系中的霸主地位，需要保持实力；犹国材要拥有与王家烈抗衡的力量，获得蒋介石的支持，也须以实力为资本。这是王、犹两部都避免与红军作战的根本原因所在。

　　同王、犹一样，负责乌江江防的侯之担，在堵截红军上执行的基本政策，也是保存实力。当时，防守遵议的侯部“判断红军不会久留贵州，不如将部队分两路撤离遵义。一部分 撤到赤水、仁怀，保住地盘，同时也拱卫川南。一部分撤到绥阳、正安，俟红军走后，即可就近收复遵义。这样既可保全实力，又可能收复防地”。(33)对于素称天险的乌江，侯之担的部下根本不打算坚守。他们认为；“红军战斗力强”，“乌江又何能阻止得住”。(34)所以，从一月二日“乌江战斗以来，侯之担就采取不抵抗主义。每次战斗，只要枪声一响，总是不战而逃”。(35)侯部对防守乌江缺乏信心，也不愿在阻击红军过江中被消灭。

　　四分五裂的桐梓系军阀，部队由各将领分别掌握，行政由各驻军擅自委派。名为军长兼省主席的王家烈，实际上既不能号令全军，也不能号令全省。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在此情况下，黔军就无法对我中央红军组织有效的全面防御。其实，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黔军“围剿”我二、六军团时，犹国材就曾说王家烈“通筹大计迄未布防，各军动作不齐，人心惶惶，此一盘散沙，不将同归于尽耶”。(36)

　　黔东南黎榕一带，如果犹国材的三团部队按时开到，则黔军在此地区的布防兵力几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属的十六个团全部用于对红军进行堵截，那就会使红军在黎平到乌江的行军路上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王、犹的矛盾，当红军占领黎平时，王部第一师师长何知重仍以五个团的兵力驻扎安顺防范犹国材，分散了王家烈三分之一的兵力。

　　王、犹两部兵力共二十四个团，在红军渡乌江之前，与我军接战的不足六个团。防守乌江的侯之担也仅以一半兵力配置前线。协助侯部守江的王家烈部万式炯第八团驻守箐口，听到枪声即按计划撤到思南。

　　黔军二十五军全部兵力为三十四个团，由于分属四派，黔东南的防御，乌江的防御，虽有分工而未能分工，虽有合作而未能合作。参加抵御红军的兵力合计十一个团，不到黔军总数的在一分之一。

　　黔军内部所以如此分崩离析，桐梓系集团所以如此盘散沙，其根源在于蒋介石对贵州军阀多年的分化瓦解蒋介石为搞垮不肯听命的桐梓系集团早在周西成当权时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春末，蒋介石在蒋、桂之战前致电周西成曰：“现中央决定讨桂，事在必行，望继斌(周西成号——引者)兄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铢稍犹豫，立盼电复。”(37)周西成被逼上梁山，以倔强的态度复蒋一电，率领黔军作为桂系的盟友展开了对滇军的战争，周西成在贵州北盘江作战，被拥蒋的滇军打败，周本人战死，反蒋最坚决的周西成已死，桐梓系群龙无首，这就给蒋介石进步秘诀解桐梓系以可乘之机。

　　继周西成而为桐梓系领袖毛光翔在政治上摇摆不定，被王家烈于一九三二年初赶走。王家烈上台后，表面上“拥护”中央，暗中却数次到广州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并领得“政委会”一笔特别助款，然而最不能使蒋介石容忍的是王家烈与两广军阀签定了秘密协议，协议规定：蒋介石如对粤、桂、黔三省中任何一省用兵，其他两省应以全力援助。因此，蒋介石支持犹国材反对王家烈，并收买何知重作为内应。

　　这次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使蒋介石得到一个攫取贵州政权的大好机会。薛岳所部“中央军”八个师以剿匪为名堂而皇之开进贵州。王家烈虽然觉察到蒋介石企图使地方势力和红军两败俱伤，实现“一石两鸟”的阴险目的，但是他既无力量也无理由阻止“中央军”入黔。于是，王家烈竟然想出一个坐山观虎斗来，希望借“中央车”与其他军阀部队之手歼灭红军，以维持自己在贵州的统治。因而，十二月中下旬。王家烈几乎天天拍电报要求湘军、桂军、中央军入黔“剿匪”。

　　—九三五年一月二日，王家烈与“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在重安江会面，商讨军事行动。吴对王甜言蜜语，答应补给黔军枪枝弹药。王家烈非常得意，向全军通电说：“冬日烈与用侬(犹国材号——引者)知重等亲赴重安江，晤中央追剿军第二兵团副总指挥吴军长奇伟，会商剿匪之进攻及布防计划，结果圆满，……各项计划，均经面商停妥。平越、黄平、瓮安、余庆防务、均由中央军负责。本军则移至贵阳附近，并侧重清水江及开阳方面防务，堵匪西窜。”(38)一月三日，王家烈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又强调黔军“扼守平越至开阳沿清水河之线，掩护贵阳”，“若贵阳已无顾虑，则烈立率部尾追协剿，用竟全功”。(39)他还要求蒋介石命令薛岳“由施黄向瓮、余追剿”。(40)

　　然而，王家烈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认为“中央军”布防在黄平、余庆一带，自己守卫贵阳，贵州的统治便可高枕无忧，其实，薛岳早就扬言，“无论菲窜何方，本军总以到达贵阳为目的”(41)说穿了，这个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夺取贵州政权。为达此目的，薛岳对王家烈等进行了毓的欺骗。

　　一月四日，薛岳赴马场坪与王家烈协商，“计划进剿，表示颇诚，并指天日，除剿菲外，决不过问他事”(42)但就在这同时薛岳又改变一月二日王家烈与吴奇伟的协议，令王部柏辉章师向遵义刀靶水开时，李成章、杜肇华旅向息烽推进。(43)很明显，这一改变是要把黔军调离贵阳附近，为“中央军”进入贵阳扫清道路。果然，一月八日，薛岳率兵团部进入贵阳，一月九日，薛岳、吴奇伟在《政贵州省政府公函》里，以“本路军为追剿残匪，巩固追剿策源地”(44)为借口，宣布已令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向贵阳前进。十日，吴奇伟纵队到达贵阳附近的狗场、清镇、镇西，万耀煌第十三师到达龙里；周浑元纵队郭思演第九十九师担任贵阳北郊警备。十一日，周纵队第五师、九十六师到达扎佐。

　　薛岳率领的“中央军”领先个师全部到达贵阳周围后，总兵力已大大超过黔军人数，因而使贵州军阀惶惶不安为此，薛岳于一月十二日在贵阳发表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演说，言称；“本军到黔，一般不明真相人民，妄造谣言，以为象从前式的军队，割据地方，扰害民众，现中央军则不然，此次不分畛域来黔任务，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本路军各官长，亦久经训练，此来纯为襄助王主席剿匪。”(45)薛岳反复声明“中央军”来黔“纯为剿匪，别无他意”，正是为了掩盖其为占领贵阳而作的军事部署，其实，这支自吹为“不象从前式军队”的“中央军”，来黔的重要目的之一，恰是要完成大军阀吞并小军阀的任务。接着，在一月十八日，重庆参谋团以“迭失要隘”的罪名拘押了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子担。薛岳也不甘落后，当大兵云集贵阳近郊之时，他再也按捺不住占据贵阳的欲望了，一月二十一日，薛岳派郭思演接管城防，并伤命郭为贵阳警备司令。此时，王家烈的心腹干将、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大权旁落郭思演的九十九师比王天锡的警备部队在人数上远占优势，“中央军”反客为主，薛岳住在前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公馆，俨然以太上皇自居，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至此王家烈叫苦不迭，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46)但又无可奈何。

　　中央红军于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正是薛岳率领“中央军”陆续向贵阳靠扰之时。虽然红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的决议中就确定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但一月上、中旬的薛岳正忙于进驻贵阳，并没有立即北渡乌江追击红军。而这时的王家烈却希望红军能尽快由黔北入川，所以他虽对红军派出蹑踪部队，可不敢展开攻击作战。我中央红军利用薛、王两军皆趑趄不前的有利时机，在遵义地区休整了十二天。

　　薛岳“中央军”虽然占据贵阳，但王家烈的实力还在，所属各团基本完整，蒋介石仍然需要黔军卖力，逼王下台还为时太早。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红军撤离遵义北上。月底，中央红军因土城战役未达到预定目的，遂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首渡赤水，越过川南，开入云南扎西，跟追的黔军驻扎于赤水、习水、桐梓、遵义等地。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返回贵州，在下面之敌只有黔军王家烈一部的情况下，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十十五日拂晓，红一师第一团再占桐梓县城，从而拉开了遵义战役的战幕。三月一日，整个战役胜利结束。红军歼灭黔敌王家烈八个团，重创“中央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获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

　　遵议战役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同时，蒋黔军阀之间的矛盾是我军获得这次战役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客观条件。

　　早在二月九日，王家烈就电称：“贵阳之中央军，大部仍未推进，只有一部驻守乌江口”，“此中剿匪计划，不啻隔岸观火”。(47)抱怨“中央军”对于红军绝无进攻的准备。红军一渡赤水后，薛岳所率的“中央军”不但不与黔北的王家烈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在红军二渡赤水、再返贵州之时对王家烈的求援迟迟不理。虽然在二月十八日，薛岳下令吴奇伟纵队从贵阳出发，增援遵义，但直到二月二十五日王家烈还电蒋，要求蒋介石“请总指挥薛飞令各师，兼程到遵增援”(48)的时候，增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还没有过江。此时，驻扎于贵阳附近的“中央军”也迟迟不前。这就引起了粤桂军阀对蒋介石的攻击和四川军阀对蒋介石的不满。为了堵塞粤桂军阀及四川军阀之口，缓和一下矛盾，蒋介石不得不电令薛岳“务督各部向匪猛击”。电云：“接川中电称：匪向东回窜，土城被占，其故在中央军未照预定计划西进等语。现在二广(指粤桂军阀——引者)正借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49)到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王家烈再次连电请求增援时，吴奇伟才率领部队渡过乌江。但此时遵义已被红军再度占领。薛岳本想在红军与黔军激战数日后收拾局面，不料吴奇伟部被我一、三军团包围，两个师几乎被全歼。蒋介石愤而称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薛岳本想借刀杀人，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遵义战役使王家烈的黔军主力八个团被歼，大伤元气。三月十一日，黄道彬(贵州省代主席)在给龙云电报中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一役，我以孤军六团，与匪激战五昼夜，弹尽援绝，乃至不守，状极惨烈。”(50)红军则由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到短期的主动。

　　遵义战役后，王家烈自知在贵州的统治由于遵义大败已经动摇，三月五日。他以惴惴不安的心情致电蒋介石，试探蒋的态度。电云：“残匪回窜，黔当其冲，烈守长之任既疏，追剿之责未竣，责无旁贷，罪何可遣，，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51)蒋介石懂得王家烈的用意，为了稳定黔军军心，蒋介石于三月十四日指示吴奇伟，要他对黔军犹国材、柏辉章、何知重各部“应特别注意抚慰之”(52)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给王家烈发来一封电报，对遵义战役只字不提，反而说王“肫诚真挚，许国心长，至用嘉佩。尚盼益加努力，剿匪安民，刷新政治，以付厚望”(53)对王家烈大加安抚。

　　狡诈的蒋介石所谓“剿匪安民，刷新政治”，一方面暗示贵州的军权、政权仍将由王家烈来掌握，另一方面，因为“赤匪现在还没有消灭”，(54)还需拉拢利用王家烈对付黔北红军，继续为蒋效力。蒋介石此举，同时也是故作宽宏大度的姿态，给其他军阀看的。

　　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旬，当我中央红军从贵阳东南直趋云南时，蒋介石便开始卸磨杀驴了。第一步，蒋介石指使南京政府驻黔代表李仲公及专程来黔的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向王家烈施加压力，要王在军长和省主席中任选一职。王家烈表示原做军人，四月六日王家烈电蒋请辞省主席职。四月十六日，南京行政院发表准免王家烈辞职的决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政府主席。第二步，蒋介石在压迫王家烈交出政权后，又派晏道刚深入黔西王家烈各部，策动何知重、柏辉章两师长闹饷。王家烈被迫于四月三十日请辞军职，蒋介石立刻批准，五月一日，蒋介石发表王家烈为中将参议，至此，王家烈的军政大权全被剥夺，但是蒋介石仍嫌不足，恐王家烈留在贵州会死灰复燃，五月三日，蒋介石令王家烈乘飞机匆匆离省。

　　王家烈的垮台，樗着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的结束，黔军第二十五军在四月上旬被蒋介石改编完毕，原王家烈部编为柏辉章一○二师，何知重一○三师；犹国材部编为吴俞平一二一师；蒋在珍部编为新十八师。通过多年苦心经营，蒋介石终于彻底搞垮了贵州地方军阀桐梓系。

　　考察这段历史，蒋介石瓦解桐梓系，在军事压力的同时，亦施展了“以派制派”的手法。先使周西成战败身死；继以王家烈赶走毛光翔；又以犹国材、何知重反对王家烈。如此三部曲的结果是蒋介石掌握了贵州的实权。

　　在倒王的活剧中，蒋介石运用了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是侯之担被重庆参谋团扣押，侯部被蒋改编为一四○师，并为蒋所控制。之后迫使王家烈交出政权，又交出军权。最后是全面改编黔军，黔军各师在直接听命蒋介石调遣的状况下，给了犹国材一个“司令官”的空衔。

　　蒋介石借红军长征的机会，施展了“一石两鸟”的阻谋，虽然他妄图聚歼红军于黔北一带的罪恶计划并未实现，然而却得了一个贵州。正如李宗仁所说：“共军西窜，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55)

　　王家烈的垮台，只是反动营垒内部互相倾轧的一幕。贵州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同西南各省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一样，同属于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所不同的是，贵州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其表现形式除了王家烈与蒋介石或明或暗的对抗外，同时伴随着桐梓系内部的严重分裂。这种分裂除了桐梓系集团本身的原因外，蒋介石的干预、渗透、离间和分化起了主导作用，可以说，桐梓系的分裂和王家烈的败北，是蒋介石所谓用的“以派制派‘阴谋的得逞。我们透过现象就可以看到，乞求、犹、侯、蒋(在珍)之间所进行的勾心斗角的桐梓系内部的派系斗争，深刻地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势力同地方势力的矛盾和斗争。

　　蒋介石及其“中央军”同地方军阀的矛盾物斗争，蒋介石和王家烈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于蒋介石插手所造成的桐梓系内部的分裂，对红军的长征在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默东南空虚，乌江江防不严密，都于蒋王矛盾密不可分。王家烈、薛岳互相观望。使我军备遵义得以从容休整，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而薛岳借刀杀人的一招，不仅使王家烈损失惨重。也使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师几至完全覆没，致使他在以后一个月内不敢轻举妄动。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央军委的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创造了长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旨在自保的四川军阀刘湘

　　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直辖六个师又三个旅，计八十二个团，总兵力十二万人左右。

　　刘湘虽然慑于南北红军的声威，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同意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参与反共军务，但他对“中央军”也是忧心忡忡的。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借追堵红军之机入川，川军“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派兵入川”。(56)

　　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的最好理由，莫过于中央红军不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及富豪无不希望红军能在到四川之前就被消灭。这种侥幸心理在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上几乎天天都有反应。然而，红军占领遵义，攻下娄山关，逐渐逼近四川，四川军阀的这些妄想一个个破灭了。刘湘堵截红军的战争部署便全面展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刘湘任命潘文华为“南岸剿匪总指挥”。同时令范子英为南岸“剿匪”第一路指挥，陈万仞为第二路指挥，廖泽为第三路指挥，郭勋祺为总预备队指挥。

　　一月十六日，刘湘由重庆飞赴泸县与潘文华会商军务，决定以第一路范子英所部三个团及教导师第二旅周团，边防第四路顾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两倒设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袁如骏两旅由涪陵船运合江，转趋黔北赤水；以总预备队指挥郭勋祺率本旅并指挥潘佐旅，由江津白沙进入黔北温水拦截；以第三路指挥廖泽率谬旅产指挥穆肃中部，密切注视当面红军的移动情况，伺机进攻和尾追；以章安平旅由泸县取道合江向赤水方向前进；调刘泺黎旅及周虎成大队由重庆开赴泸县，进入叙永、古蔺。以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这样，刘湘调集了十四个旅，四十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在上自屏山下到泰节长达七百余公里的长江线上设防。而以宜宾到重庆的长江两岸为重点。

　　一月十五日，红军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红一军团在黔北松坎附近消灭廖泽旅一部后占领松坎，二十六日晨，我一军团红一师在赤水县城西约十五公里处的黄陂洞与川敌章安平旅遭遇。中午，川敌达凤岗旅赶来增援，红军与章、达两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拉锯战，血染山岗、草木为之滚平。入夜，我军在一日激战之后沿着赤水县城西南的山丛撤走。二十七日拂晓，我三军团一路与川敌郭勋祺部在土城附近又展开激战。二十八日，川敌潘、谬两旅赶到参战。中午，我一、三军团向川敌郭、潘、谬各部发动正面猛攻，遇敌顽强抵抗。聂荣臻同志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57)当晚，我军在土城与潘佐旅作战的部队向古蔺退却。次晨，我红军部队全部撤出战斗。川军在黔北对我军顽强阻拦，作战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坚决阻止红军靠近长江，进入川南。

　　中央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分别从遵义、松坎、东皇殿等地向北、向西移动，朝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作出北渡长征的决定。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58)中央红军出动以手，黄陂洞战斗，土城战斗，都未过到预定目的。虽然也曾给川敌郭勋祺部以有力杀伤，但我军也损失较大，并没有完成原定吃掉尾追之敌郭勋祺部的计划。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得以在这一地区休整十余天，同时也使刘湘有了布置长江防务的时间。一月二十二日，即在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的第一天，刘湘宣称：“川南防务，已部署完竣。我一切计划，得以从容完成。我叙南金沙江长江至老鸦滩最后预备线，亦已布置妥善。防剿戟，主动在我。”(59)在刘湘已对长江严密布防的情况下，中央军委要实现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必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军与川军在黔北的战斗都不得手，为什么二月上旬红军的叙永攻城战又不能获胜的重要原因所在。

　　我军一渡赤水，改变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根本原因是由于川军的拦截和红军在黔北的战斗未能消灭尾追之敌郭勋祺部。刘湘堵截我军渡江的战略意图与中央军委一月二十日的渡江计划恰好发生冲突，在优势之敌坚固防守面前，红军放弃了与之继续硬战。

　　刘湘这种拒红军于长江防线之 外的战略，早在一九三四年底就已决定。十二月下旬，刘湘到重庆广阳坝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育团讲话时透露：以后对红军的两面作战要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付我中央红军。刘湘批评碉堡战太呆板，认为碉堡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刘湘说：过去在川北对红军作战太被动。对西进的江西红军一定要采取攻势，在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黔背后一系列战斗，证明了川军的凶恶，也证明潘文华这个“总指挥”在拦堵红军渡江时，确实执行了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的战略意图。川军五个旅开进黔北，是刘湘防御中的戟，也就是所谓碉堡战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作用的表现。但是，川敌刘湘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是有限的。刘湘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阻止红军渡江。他虽然派出郭勋祺部作为机动部队进入黔北赤水、土城一带寻战，但仍然把封锁长江放在首位。一月二十一日，“总指挥”潘文华给所属阁部下达命令：“本军企图联合中友大军(60)于黔北乌江地带围歼朱毛残匪。但用兵之道宜慎。而剿匪虽在境外，后方险要关隘及大江北岸究应节节布置。”(61)可见，刘湘道德在保证后方安全、防线坚固，完成兵力配置的情况下，才使用机动部队的。

　　二月十日，红军全部集结云南威信时，潘文华为防止红军从宜宾的上游雷波，屏山之间渡江，批示陈万仞“速令刘旅由嵩坝向牛街推进。务在通盐津道上向右斜出，切实遮断，务使匪不能由盐津北窜雷屏为要”。(62)此时川军为堵我军过江，大军云集川南“大坝镇、古宋、高珙、建武、横江、叙永、古蔺及金沙江上游一线，屯驻兵力，达十旅以上”。(63)

　　以上情况表明，红军此时不但不能从宜、泸之间渡江，在雷、屏之间渡江也极其困难了，既然黔北战斗中川军刘湘部已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既然刘湘的目的在阻止我军渡江，而摆脱川军纠缠的有效办法就是放弃我军原定的计划，改寻其他入川途径。二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及进作出决定，命令各部队东渡赤水，重返黔北，歼灭黔军王家烈部。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体指战员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64)因此，我中央红军二渡赤水的意义，不仅在于出敌不意，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而且也在于同时避开了实力较强的川军刘湘部。这种大胆的运动，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避实就虚，各个击破战略原则的运用和体现。我军利用敌人内部的不统一和黔军的弱点果断地发动了遵义战役。

　　遵义战役开始后，薛岳部“中央军”对黔军迟迟不援固然是我军将王家烈击败的重要原因，川军刘湘部未能及时增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游弋于黔北的川军郭勋祺部保持机动的目的，是监视红军的去向，以便一旦发现红军试图渡江的迹象时，能迅速前往拦堵。至于黔军是否受创，并不是川系军阀所关心的。三月二日，我军已胜利结束遵义战役。此时川军郭勋权才本部“向桐拌正安推进”。(65)正家烈孤军作战，因而受到重创。不仅如此，刘湘对于进入四川“剿匪”的他省车阀部队也抱个欢迎的态度。例如，二月二十五日，孙渡率滇军入川时的狼狈处境，使他很觉愤然：“此次本不入川，因驻叙川军种种阻挠，遂致粮秣及滇币行使均感困难。”(66)刘湘阻拦红军，排斥其他军队，把贵州作为堵截红军的战场，都服务于他所统治地盘不受侵扰。当我军在二月二十五日，向黔敌展开进攻之时，川军“潘总指挥”置王家烈危境于不顾，担心红军“为中路默军所阻，重回西窜”，急令周虎成大队驻“江门不动”，魏楷部“坚筑工事，以资固守”。(67)三月十六日，潘文华又电令在遵义附近的郭勋祺部“取道坛厂，由石板滩等处入川境，与陈指挥联合，准备两进、屏蔽南六县为要”。(68)

　　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抱着“未尝不可以一拼”的想法，出动十四个旅以上五、六万人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使用机动部队配合碉堡防御的战术，对红军矢力抗拒，加之川军战斗力较强，我军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设想无法实现。然而当我军从川、滇边境再度回到贵州时，川军就不太积极了。尽管川军郭勋祺象恶狗一样一直跟踪着红军，但这种跟踪是有限度的。到三月十三日，潘文华便命令郭勋祺率部“攻下遵义后，即暂行停止，扼要待命”。(69)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与川军刘湘部发生大小战斗二十三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次，二月九次。三月七次。这些战斗除土城战役，叙永攻城战和二月十九日的战斗是红军主动进攻外。其余战斗都是川改攻我。很明显，一月下旬不到十天时间里。我军与川敌作战的次数超过了二三月之和。也就是说。中央红军放弃从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后，川敌的进攻就减弱了。保卫重庆，防止红军北渡长江是刘湘的作战目的，“推到省外去打”是刘湘施展的以邻为壑的手段。手段的运用是不会超过目的本身的。因此，当我军在遵义大捷后，积极寻战进行三渡、四渡赤水的时候，川敌就以警戒的姿态代替了进攻。

　　刘湘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没有影响他守卫长江的决心，但毕竟限制他与红军作战的规模。刘湘的目的既然是阻止红军渡江，既然是防止蒋介石的零队乘机入川，既然是保卫川南六属，既然是维护重庆的安全，在红军不再准备从泸州上游渡江，而运动于赤水的东岸的时候，刘湘部对红军的威胁就大大减弱了。正是由于刘湘拦堵红车时作战规模的有限，使红军在整个四渡赤水期间较少地受到川军的攻扰，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由于我军指挥的英明和作战的勇敢，也由于蒋介石同地方军阀的矛盾，还由于地方辈阀之间的矛盾，由于他们各霸一方，又由于他们互不救援。从这个意义上讲，敌人内部的矛盾和由此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极好地“援助”了红军。

　　四、埃续于贵州的蒋桂矛盾、蒋何矛盾对红军长征的影响

　　蒋介石为了达到任川、黔、滇边境围歼红军的战略目的，纠合了川、黔、滇、桂、湘等省的军阀部队连同“中央军”薛岳所部，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川军十四个旅，滇军五个旅，黔军五个师，桂军两个师，“中央军”八个师、共计一百四十多个团。

　　西南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不同，亲疏程度和对蒋介石的态度也不同，但其共同点，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这种矛盾已在地方军阀堵截红军的战争中体现出来。问题在于，红军既已入黔，粤、桂军阀为汁么还要“请缨”?湘军为什么还要尾随跟入贵州？

　　第—，粤、湘、桂派兵入默是“送客”式堵截红军的延伸，也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争斗的继续。对于英勇西征的中央红军，湘、桂等省军阀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下堵截，但这种堵截又都是以“祸水他移”的利己主义作为原则的所谓“送客”。可是，如果他们在红军别离其境就漠不关心，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各个军阀倘若在反共问题上表现得不积极，那对他们在蒋政权之下的存在和发暖是很不利的。经常以共产党红军的威胁恐吓地方军阀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张王牌。而指责蒋介石“剿共无能’反“纵共”等，也常常是地方军阀喋喋不休的话题。

　　第二，各省军阀派兵入黔并没有背离维护本集团利益的根本目的。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六省的中心，无论贵州被红军“赤化”，还是政权被蒋介石夺取，其政治形势的变化都会对邻省产生直接影响。所以，湘、桂等省军阀出兵“援黔”，无非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由地以上原因，蒋介石纠合西南各省军阀，对转战于川、黔、滇边的中央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反革命包围并不严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向国民党中央“请缨”，要求准许粤、桂两省组织联军，“追剿”朱毛红军。多年来，蒋介石为动员地方军阀参加反革命围剿，常常不惜使用重金。现在粤、桂军阀“请缨”之电发出后，蒋介石的中央却迟迟不予答复。十二月二十七日，陈济棠鼓动“贵州旅粤同乡会”发出向粤、桂的求援电，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电云：“不意西南之援兵已备，中央之明令未颁……伏乞我总副司令，早兴又师，克日入黔。”(70)这是粤、桂军阀向蒋介石示意，若再不允许粤、桂部队入黔，他们就要自己行动了。但蒋介石对此仍无反应。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陈济棠才通电出师。大意说：“请缨”昨天已得到委员长的批准，特派张达率粤军四师、五师、六师由广州出发，会合广西部队，入黔“追剿”。

　　可是，粤、桂军阀的部队到这时候才得以动作插足贵州挤蒋，为时已晚了。

　　当我中央红军从桂北将要转入黔东南的时候，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频繁，策划由两广组织联军，乘红军西进之机，在蒋介石“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前，抢先一步，巩固粤、桂侧翼。十二月十二日，李宗仁电白崇禧，说：“黔省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由伯南(陈济棠号——引者)联电五中全会请缨。”(71)给蒋介石拍发这样的电报，是地地道道做了一件蠢事。这样一来，蒋介石知道了两广军阀的意图，就棋先一着，命令薛岳不要跟在红军后面追击，而要率“中央军”兼程前进，以拿下贵阳的首要任务。

　　因此，当一月十三日广西廖磊第七军进抵贵州都匀，粤军张达第二军经由水路向柳州运兵的时候，薛岳已率吴奇伟部开入贵阳，薛岳随即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绥靖主任。蒋介石先发制人，粤、桂军阀抢先占领贵阳的计划落空了。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对粤、桂军阀的“请缨”装聋作哑，置若罔闻的缘故。

　　粤、桂军阀此着虽败，但与蒋介石的争斗仍在进行。西南六省中，粤、桂而外的其他四省，只有贵州王家烈与粤、桂军阀结成联盟。桐楞系的命运与粤、桂军阀，持别是广西军阀的利益切切相关。所以李宗仁、白崇禧不能不予贵州以更多的“垂注”。中央红军将到贵州时，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致电王家烈，警告王蒋介石很可能要玩弄一箭双雕的阴谋。李、白恐怕黔省王家烈被蒋介石搞垮，广西唇亡齿寒，主张两省紧密联络，一面追堵红军，一面抗蒋。王家烈接受了李、白的建议，在他的作战计划中，制订了必要时靠拢广西的方案。桂系密磊串第七军进驻都匀后。摆出的姿态是：一面帮助王家烈堵截红军，一面暗中支持王家烈对付蒋介石。同时廖磊亲赴贵阳，面授白崇禧为王家烈设计的脱身计。廖对王说：“在必要时，你本人最好托辞在都匀‘养病’，部队交别人指挥，看情况将主力调在黔南，蒋介石把你没奈何。”(72)

　　蒋介石面对这种情况，感到推进都匀的桂军廖磊已成为自己控制贵州的严重障碍。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南京电请粤、桂方面撤退援黔部队。理由是：“江西共匪自西窜身心迄今，沿途经各地军队截剿，损失奇重。现在已深入黔北川南。所余者，仅三万余，枪 枝不过两万。然已疲乏极点，不难消灭。有中央及川、湘、黔等省军队进剿既足。毋原来蒋介石利用粤、桂军队阻击红军转变为扼止粤桂军队北上入黔。可见，在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不难消灭”的时候，就把防止粤、桂军阀插手贵州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红军入黔后，一直规避与红军作战以保存实力为宗旨的王家烈，所以未能摆脱蒋介石的圈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没有想到红军还会回来，以为灾难已过，天下太平，遂回桐梓家乡小水，为其母做七二寿辰，因而耽误了向广西靠拢的时间。当红军二渡赤水回攻遵义时，王家烈不是按白崇禧的脱身计在都匀“养病”，而是在贵阳。蒋介石抓住机会，令王家烈亲往黔北指挥作战。恰如王家烈自云：“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贵阳接蒋介石由重庆来电，大意说：红军回师东下，已到贵州赤水土城附近，命我亲率所部，在松坎以北，赶水之线堵截。我接电后，即由贵阳出发。”(73)王家烈从此卷入了遵义大战的漩涡，结果一败涂地。遵义战役后的王家烈简直成为一个乞食的叫花子，到了“无所依归”(74)的地步。蒋介石趁热打铁，逼王下台。

　　因此，挂军两个师进驻黔南，与其说是为了包围红军，不如说是为了援王抗蒋。据四川报纸《新新新闻》—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载：“粤桂助剿部队，全集中都匀后，至今未有移动。”(75)但蒋、桂之间在贵州角逐的结果，是蒋介石在两个回合中均获胜利，粤、桂军阀既没有先蒋进占贵阳，也没有免使王家烈垮台。所以，桐榨系的瓦解，个仅是王家烈的失败，也是桂系李、白的失败。作为屏障的贵州已在蒋介石手中，广西丧失了抗蒋的“盟友”。

　　桂系军阀出兵贵州的目的主要在联黔抗蒋，而觉察了桂系意图的蒋介石也已公开请桂军撤离贵州。因此，除了防止红军南下入桂，都匀的廖磊第七军在“围剿”红军的大包围圈中，几乎个起任何重要作用。

　　湖南军阀何键同蒋介石的矛盾，表现在“围剿”红军上，其形与广西军阀完全相反。湘江战役后，何键既无意与蒋介石争夺贵州，也不愿派兵入黔“追剿”，而只一心想围歼我湘西红军，以便保存实力和地盘。为此，在中央红军过湘境入黔时，湘系军阀收缩阵地，让开湘南，实行“送客”式的堵截。而当中央红军离开湖南后，“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对于“追剿”的兴趣就不浓了，“送客”式的堵截虽不便立即停止，但已不积极。

　　何键指挥不动薛岳部“中央军”，桂北一线与桂军合作的湘江封锁线又因桂军从兴、全、灌撤防而弄得十分狼狈。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红军的来临而缓减，相反，变得更加尖锐相公开。这就使在堵截中央红军中并没有捞到好处的何键感到继续“追剿”红军也得不到多大便宜。因此，何键对蒋介石利用湘军继续“追剿”红军之计多所讨价还价，为使湘系集团的势力不致削弱，显得更加小心谨慎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何键致电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声称：“湘西情形复杂，贺匪出没有年。弟窃以为今日剿匪之至计，欲靖川默，先靖湘西；欲除朱毛，先陈贺肖。弟不仅负军事之责，亦负地方之责。兼筹并顾，无可诿卸。唯望委座能多予采纳耳。”(76)

　　然而何键提出的“欲除朱毛，先陈贺肖”的策略，与蒋介石围歼红军主力的计划相左甚远。所以蒋介石对何键的这个建议是很难采纳的。此时的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已经“穷途末路”，如乘势追击，一鼓作气，就可以一举歼灭于贵州，而免除中央红军一旦与四方面军联合可能形成的危险局面。因此，对蒋介石来说，当务之要，是动员一切力量“追剿”中央红军，绝不能同意何键所谓“先靖湘西”、“先除贺肖”、“负地方之责”等不顾大局的愚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蒋介石在答复何键十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文里，继续动员何键对我中央红军“追剿”。电云：“匪既入熙，若不乘予急退，设连川匪，则湘西更难安定。消兄决心继续进剿，速莅辰州督战，完成任务。临时费十万元，当照常发给也。盼详示前进日期及计划一切为荷。”(77)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心里明白，何键此刻最关心的是湖南的安定，不愿继续“追剿”。对此，老奸巨滑的蒋介石，一面以“追剿”中央红军与湘西安危的利害相谕。一面又以十万巨款哄慰和收买。可是何键不甘示弱，次日(一月六日)致电蒋介石，仍坚持他的主张。他说：“目前湘西已为剿匪军事要点，必整理巩固，方免顾虑。且贺肖与朱毛合，则其势更张。故拟以第一兵团之一部出沅白两河流域，实于剿菲前途，裨益甚大。”(78)而且何键明确表示，嫌蒋介石的月费十万元太少，要求每月发给临时费二十万元。

　　何键与蒋介石付价还价，以“贺肖与朱毛合，则其势更张”为遁词同蒋介石“设连川匪，则湘西更难安定”针锋相对。强调“湘西已成为剿匪军事要点”。千方百计寻找理由拒绝执行蒋介石要求湘军继续追剿的命令。蒋介石要调动“忠顺”的湘军，尚如此困难。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军已渡过赤水进入川南。何键看到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的会合已惝有太大可能。且此时何键已由“追剿军”总司令改任“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他认为既无“追剿”之名，更不该有“追剿”之实了。遂决心退出“追剿”，以全力对付我湘西红军。二月七日，何键致电蒋介石，除申诉苦衷外，又反复阐述消灭湘西贺肖红军为湘军的燃眉之急。继续拒绝出兵“追剿”。电文所云：“职受钧座方面之寄，朱毛既须穷追，对贺肖又难坐观。而自惟所部，第一兵团虽有多师，但剿贺肖，则无力追朱毛；若追朱毛则无力围贺肖。双管齐下，势有不能。万因循两误，职固无所逃其罪，且于整个剿匪前途，不无影响。再三焦筹，惟有呈恳钩座，准职先以第一兵团全力，转移湘西。堵截肃清肖贺后，再行入川追剿，似此先后步骤，虽稍变通，而收效或较有望。”(79)

　　在何键的心目中。湘西红军与他祸福相依，利害所寄所以他把湘西红军视力心腹之患。因此，他不愿意在黔东北、乌江东岸封锁中央红军东返。更不愿意把湘军继续用在与己到贵州的红军作战上。何键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消灭或逐出湘西红军，便能消除朱毛和贺肖两支红军在湖南会台的大患。何键的目的并未达到，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他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抱怨说：“数月以来，军队一再往返奔驰于黔东北间，而迄未实行调回。因此贺肖两匪，遂得苟延残喘。”(80)明显地流露出对蒋介石的不满。

　　何键一直在蒋介石的反共事业中充任鹰犬，是一个非常反动的军阀，但他也一直与蒋介石存有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于湘军在湖南、桂北对红军的堵截中，而且继续表现于贵州的“追剿”中。蒋、何在“追剿”上的冲突，并非先后步骤之争，而是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各自的利害冲突。

　　当时在贵州“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队，除桂、湘军阀的部队外，还有川军、慎军和“中央军”，如果从中央和地方这个角度讲，可分为“中央军”和西南军；如果从所属派系讲，则分属蒋系、桂系、湘系、滇系、黔系。再从这六派的组合情况看，则分为四股势力：桂、黔联合抗蒋，滇、蒋结为“盟友”，川、湘各成一股。如此派系复杂的军队汇集在一起，在指挥调动上便呈现出一片真正的混乱。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对其反革命的军事部署作了新的调整：取消“追剿军”，任命何键为“剿匪第一路军”总司令。下辖湘军陶广、李云杰、李韫珩、李觉四个纵队。任命云南龙云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原为“追剿军”第二兵团的薛岳部“中央军”改隶第二路军，编为吴奇伟、周浑元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滇军孙渡部编为第三纵队；黔军王家烈二十五军为第四纵队。这样，在第二路军中吴、周、孙、王各部就处于三重指挥之下：一是委员长蒋介石，二是总司令龙云，三是前敌总指挥薛岳。对于各纵队来说，蒋、龙、薛下达的命令都应该执行，但这些命令常常发生冲突，使纵队司令无所适从。三月七日，孙渡在呈龙云的电报里称：“日来所奉各电，意旨不一，遵办为难，以后应如何遵办，拟请预示，以免往返贻误。”(81)十四日，不胜其烦的孙渡又电薛岳，言：“职以各长官意旨，时有冲突，遵办为难。拟恳呈请介(蒋介石——引者)志(龙云字志舟——引者)两公，以后职部即由钧座(指薛岳——引者)就近直接指挥，较协机宜。”(82)

　　指挥的多层次并未使各军获得协调行动。事实上，二路军各纵队之间联系甚少，二月二十七日，正当王家烈与红军苦战难支的时候，孙渡电王询问：“贵部现在何地，及匪情有无变化。”(83)二月二十八日，孙渡电周浑元同样询问：“本军各纵队现在位置及匪情有无变化。”(84)三月一日，孙渡又电薛岳：“请示本路军一、二、四纵队现在位置，以便联络。”(85)这足以说明各纵队互不了解所在位置及所谓“匪情”和行动情况，根本无统一可言。

　　吴奇伟遵义败绩后，蒋介石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蒋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86)然而，“委员长统一指挥”不但行不通，而且引来了更大的混乱。率队追击红军的川军郭勋祺与黔军何知重相遇，双方一阵混战，健亡枕籍。蒋介石的飞机搜寻红军，国事先不了解各部位置，见黔军后一通乱炸。

　　指挥的混乱，联系的缺乏，交错的矛盾，各派军阀的不同打算，这一切事实的存在都为我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提供了可能。

　　遵义战设后，南渡乌江前，中央红军在遵义一带寻战，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在川黔边前进、后退几达—月。在此期间，蒋介石数电吴、周两纵队取守势防御。于三月五日，蒋命吴奇伟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令周浑元“暂取守势防御”。(87)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又电令周纵队“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吴纵队“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88)川军不南下，滇军不北进，“中央军”坐守碉垒。此时出现了难逢的所谓“朱毛仍据北岸地区，无军进剿”(89)的大好时机。就是因为薛岳同时执行监视桂军(90)、收拾黔军、追堵红军的三重任务，无暇顾及，而蒋、桂则斗法贵州，川、滇卫护本省，湘何意在湘西，黔王彻底垮台。在此反革命营垒内部矛盾纷乱复杂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调头南下，巧妙地从敌军间隙中穿插疾进。三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及时作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91)的决定。三十一日红军主力由刀靶水再次渡过乌江，并以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另以红军四团佯攻贵阳，掩护大军南下，四月九日，中央军委指挥红军主力在贵阳、龙里之间通过，然后全军向西奔去，于四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渡过北盘江，直向云南挺进。

　　总结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蒋介石看来，红军长征是他扫除异已，扩展势力范围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地方军阀各个集团在红军突围、蒋介石严令堵截的形势下，意识到蒋介石一定会玩弄一箭双雕的伎俩。综观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双管齐下，既要“围剿”红军，又要收拾地方军阀；而防止红军进入其统治地盘，拒阻蒋介石的渗透和并吞，则是地方军阀相应的两手。由此引来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付红军的力量，造成了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成功地把握了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运动迂回，进行了长征中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从而冲破了敌人的重围，而在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就在于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没有能够利用敌人内部矛盾。

　　中央红军长征的史实生动地表明，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善于利用和把握敌人的内部的矛盾，遵义大捷和四渡赤水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总结和分析红军长征中在这方面的得失，是非常有益的。

　　注释：

　　(1)曹伯闻：《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三集第七辑

　　(2)《委员长南昌行营州亥行战一电》(一九三四年三十日见《西窜记》第90-91页)

　　(3)《南昌行营鱼亥行战一电令》见《西窜记》第123页

　　(4)《何总司令键致刘大使文岛副电》见《西窜记》第146页

　　(5)《何总司令致白副司令电》见《西窜记》第148页

　　(6)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部署及其失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12页

　　(7)《何总司令键呈蒋委员长漾戌电》见《西窜记》第163页

　　(8)《蒋中正电令派何键为追剿总司令》见《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77页(以下简称为《红·旧档》)

　　(9)《何总司令键呈落寒电》(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见《西窜记》第143页

　　(10)《湘赣追剿》——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地区战史资料汇集第五集第933-944页

　　(11)《何总司令键致粤陈总司令济棠宥电》见《西窜记》第174页

　　(12)《蒋委员长南昌行营检亥电》见《西窜记》第181页

　　(13)《四集团军白副司令披沥剿匪情形东戌电》见《西窜记》第190-191页

　　(14)《桂白致湘何辨难冬未电》见《西窜记》第196-197页

　　(15)《何总司令键在衡州军次向行营剿匪宣传队演说赣匪得以窜渡的原因与今后挽救的方法》见《西窜记》第193页

　　(16)《何键敦促川、黔出兵电》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先辑》第485页(以下简称《红·选辑》)

　　(17)《湖南民众慰劳会电质桂军》见《西窜记》第223页

　　(18)《何键在宝在与胡羽高的谈话》见《西窜记》第173-174页

　　(19)《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3-224页

　　(20)《追剿军刘司令建绪感戌电》见《西窜记》第177页

　　(21)《何总司令键致刘大使文岛州酉电》见《西窜记》第183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25-226页

　　(23)《四集团军总部行营通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见《西窜记》第180页

　　(24)见香港《循环日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第三张第2页

　　(25)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第15页

　　(26)李德：《中国纪事》第125-126页

　　(27)蒋介石：《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见《红·旧档》第79页

　　(28)《蒋介石电令重申会剿计划大纲》见《红·旧档》第85页

　　(29)《黔军王军长家烈通电》见《西窜记》第217页

　　(30)《黔军镇远行营黄参谋长烈侯报告》见《西窜记》第255页

　　(31)薛岳：《剿匪纪实》《黔滇川南追剿》第9页

　　(32)王家烈：《阴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87页

　　(33)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97-98页

　　(34)侯汉佑：《侯之担部防守乌江的溃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98页

　　(35)谭政：《向赤水前进》见《红一方面军长征记》第140页

　　(36)《申报》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第九版

　　(37)王家烈：《贵州桐梓系军阀与新桂系军阀的关系》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94-95页

　　(38)《黔军王军长家烈通电》见《西窜记》第266-267页

　　(39)《王家烈江电》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见《红·旧档》第90页

　　(40)同上

　　(41)《西窜记》第367页

　　(42)《黔军周参谋日着通电》(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见《红·选辑》第514页

　　(43)薛岳：《黔滇川南追剿》

　　(44)《第六路军总指挥部关于协助征集筑堡材料事致贵州省政府公函》见《红·旧档》第183页

　　(45)《薛总指挥在贵阳演说》见《西窜记》第282页

　　(46)孙渡：《滇军入黔防堵红军长征亲历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133页

　　(47)《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致广州电》见《西窜记》第328页

　　(48)《王家烈有参电》见《红·旧档》第106-107页

　　(49)《蒋中正敬酉机汉手令电》见《红·旧档》第106页

　　(50)云南《新滇报》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第一张第四版

　　(51)《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自新场电请议处》见《西窜记》第367页

　　(52)《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到鸭溪向左侧延伸》见《红·旧档》第127页

　　(53)《蒋委员长马午渝秘电》见《西窜记》第391-392页

　　(54)《蒋委员长本日在筑演词》见《西窜记》第400页

　　(55)《李宗仁回忆录》第655页

　　(56)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57页

　　(57)《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1页

　　(58)《中央政治局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见《黔山红迹》第263页

　　(59)《川报》(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60)“中友大军”是中央军与友军的简称

　　(61)《潘文华战斗详报》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十九册

　　(62)《潘文华战斗详报》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十九册

　　(63)四川《新新新闻》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第二版

　　(64)《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六)第36页

　　(65)《潘文华遵义战况报告》(一九三五年二月二日)见《红·选辑》第599页

　　(66)《孙渡为川、滇军矛盾致安旅电》见《红·选辑》第585页

　　(67)《潘文华就红军攻入温水部置川军电令》见《红·选辑》第585页

　　(68)《川军潘总指挥文华电令郭勋祺》见《西窜记》第384页

　　(69)《潘总指挥文华电令部郭勋祺、陈万仞、章安平、蒋尚朴、穆肃中》见《红·先辑》第616页

　　(70)《贵州旅粤同乡向粤桂求援感电》见《西窜记》第258页

　　(71)程思远：《政坛回忆》第74页

　　(72)《万式炯谈中央红军进贵州时反动派各部阻击经过》世故贵州省博物馆。编号：84

　　(73)王家烈：《阻截中央红军长征过黔的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第89-90页

　　(74)《滇龙批示滇军电》见《红·选辑》第613页

　　(75)四川《新新新闻》(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一版

　　(76)《何总司令键致晏主任道赐艳电》见《西窜记》第237页

　　(77)《蒋委员长微申机电令何键》见《西窜记》第272页

　　(78)《追剿军何总怀念键呈委员长鱼未电》见《西窜记》第273-274页

　　(79)《追剿军何总司令键呈蒋虞亥电》见《西窜记》第417页

　　(80)《第一路军何总司令在长沙报告堵剿肖贺朱毛匪情》见《西窜记》第417页

　　(81)《孙司令渡请统一意旨阳电》见《红·选辑》第604页

　　(82)《孙司令渡再呈薛岳寒申电》见《西窜记》第380

　　(83)《滇军孙司令渡致王主席感酉电》见《西窜记》第358页

　　(84)《孙司令渡致周司令浑元俭电》见《西窜记》第359页

　　(85)《孙怀念渡致薛岳东申电》见《西窜记》第361页

　　(86)《蒋中正通令驻川黔各军统由本委员长指挥》见《红·旧档》第110页

　　(87)《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暂取守势防御》见《红·旧档》第113页

　　(88)《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不可随意轻进》见《红·旧档》第119页

　　(89)《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红军长征经过》见《红·选辑》第739页

　　(90)关于中央军监视桂军的任务，直到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顾祝同在红汪精卫的电报里还称“桂系廖磊部仍住独山、都匀一带，安静如常”。(《顾祝间电告黔军点编等情并询华北局势》一九一五年六月三日《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第939页)

　　(91)《中央军委关于九军团到赣溪后立即转狗坝西之指示》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六)第43页

　　作者：张国星 来源：《长征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