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历史意义

　　伏晓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在我党、我军和我国革命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战略格局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困境。大敌当前，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打内战，同时部署新的"剿共"军事行动，调集数十万大军"围剿"红军。这时红军正由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向北方抗日前线进行战略大转移。不论先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还是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都遭到敌军的重兵包围，处境十分困难和危险。

　　1935年 11月，我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和斯大林不反对中国红军向北、向西北发展，在靠近苏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取得苏联的援助，给我们党争取解决"党内争端"带来希望。这时已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张闻天、

　　1936年夏秋，日本侵略者大量增兵华北，企图侵占我国西北地区，隔断中苏联系。全国人民掀起了声援绥远抗战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国民党内抗日和亲日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一些地方实力派纷纷倾向抗日。这时，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中国政府对日本作战，英、美、法等国政府也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蒋介石为了应付南方的燃眉之急，不得不把陕甘"剿共"主力胡宗南部调往湖南，甘南地区敌人的兵力一时比较薄弱，此时我们党已秘密同驻陕甘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建立停战抗日协定。据此，党中央果断作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战略决策。6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正在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主要领导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是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甘南，强调"红军出至甘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决策，积极动员北上会师。7月2日，红四方面军北进到甘孜地区，与同期到达的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红二、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率两个方面军并肩北上。8月至9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已先后入甘，连续突破甘南守敌的布防，迅速开辟了两块战略区域，使二、四方面军在甘南站住了脚跟，并在战略转移中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休整时机。在二、四方面军北进的同时，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率领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西征战役，沿陕甘宁边界，开辟纵横800多里的新苏区。这样三个方面已在西北地区形成互为犄角、互相呼应的品字形战略格局，奠定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基础。

　　由此可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不是一件仍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也不是一次自发的军事行动，它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能否实现不仅关系到我们党和军队的命运前途，而且关系到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前途。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地域的确定

　　1936年8月12日，中央军委在关于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计划中提出："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此时中央只提出一个大的会师范围，而未确定具体的会师地点。9月初，针对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入甘，蒋介石急调嫡系胡宗南部队由湖南北进到天水、宝鸡一线，并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公路定西、会宁、静宁地段，从中间隔断红一方面军与二、四方面军会师道路的新的军事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提前实现会师的部署。9月13日，中央军委制定《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明确指定了三千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要求红一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先敌占领静宁、会宁、隆底定西等地，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出陕南、宝鸡一线牵制敌人，三个方面军在运动战中联合打击胡宗南部，进而提前完成会师。9月18日，在中共西北局讨论贯彻党中央北上会师指示精神的峨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先取古浪、红城子地区，而后进占甘西，向西实现打通苏联的计划。他认为胡宗南部队正向天水一线运动，红四方面军北进静会，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作战不利，畏敌思想严重。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西北局多数成员则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先夺取宁夏，第二步再进占甘西。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确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会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静、会地区转移。而张国焘却公然违背集体决议原则，赶赴漳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竭力阻止红军北进，并令已到达通渭地区的先头部队调头西出洮州。9月26日、27日，中央连续几次急电，明令停止西进，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完成)任务之危险。"在中央电令和西北局多数成员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放弃西进计划。同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回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以)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2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部队分六个纵队向群、会地区挺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战略决策最终才得以实现。中央之所以要将三军大会师的地点确定在会宁，主要有四点：

　　(一)会宁北邻靖远，是红军北渡黄河实施"宁夏战役"的必经之地。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确定的红军会师以后的主要军事任务。9月24日，中央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靖远地处甘(肃)宁(夏)交界处，自汉、唐以来一直是古丝绸之路上黄河津渡的口岸之地，境内较大渡口就有四五处。因渡河地点选择在靖远，所以红军必须在会宁地区集结休整并做好强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二)会宁是陇中战略要地，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既占领了枢纽地区，又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为了阻止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1936年 9、10月间，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和邓宝珊等几个军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截断红军各主力部队会合的道路，并将其一举歼灭。会宁城当地除有县保安中队驻防而外，国民党新第一军也派兵守此地。为确保中央战略决策的实施，1936年9月30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决定派十五军团直属骑兵团，从宁夏同心城出发长途奔袭，于10月2日凌晨攻占了会宁县城，接着，聂荣臻率一军团一师和十五军团七十三师配合，在会宁城外围击溃国民党新一军从定西派出增援的两个团，将三军大会师的战略支点会宁城牢牢控制在了红军手中。10月7日，北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军十师顺利到达会宁县城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合，受到师长陈赓的热烈欢迎。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会宁县城，随后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和总直属队进驻县城。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县城中心集会欢庆会师胜利，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随后，一、四方面军各部队陆续在静宁北部的界石铺和会宁东南部青江驿等地会合。10月15日至20日，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进入会宁境内，先头部队在老君坡和平使镇、兴隆镇一带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司令部会合，受到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欢迎。23日，红军总司令部到达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会合，受到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欢迎。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全面实现了大会师。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会宁是合力歼敌，威慑敌军，争取运动防御作战胜利的需要。党中央部署"静会战役"，其目的就是为会师扫清道路，同时在运动防御作战中给敌以有力打击。当时在静会地区红军与国民党部队进行大小十余次战斗，三大主力红军是在战斗状态中实现会师的。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8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内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方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之。"敌军凭借优势兵力，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由南向北迅猛向红军扑来。阻止敌人的进攻是全面实现会师和渡河"夺取宁夏"的先决条件。10月22日和27日，红军在会宁大墩梁、慢牛坡两次阻击战中，给敌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二十五师关麟征部以重创，但红军也付出沉重代价，包括罗南辉副军长、柴洪宇师长在内的一千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

　　(四)会宁是陇中产粮大县，村落集中，加之民风朴实厚道，对红军集结 休整极为有利。

　　综上所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地域也有一个由大范围到具体地点逐步演变明确的过程，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总的军事任务和敌我双方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而确定的。三大主力红军虽然在(会)静(宁)隆(德)靖(远)四层大范围内展开，但会宁县城是大会师中党中央确定的中心战略地点，会宁县的青江驿、老君坡，静宁县的界石铺、平峰镇，隆德县的兴隆镇、将台堡(现属宁夏西吉县)，靖远县的打拉池(现属白银市平川区)，虽然也是红军领导机关或后继部队的会合点，但不能把这些会合点与会宁县城这一中心点分割而论，它们都是三军大会师的组成部分，特殊的军事形势决定，七万多名红军将士当时不可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会合，所以形成了以会宁县城为基点、多处会合的格局。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中先后举行过多次会师，但会宁会师是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意义最深远的一次会师，这次会师是在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内军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斗争、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次特殊事件。因此，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不能单从军事角度来着眼，而应在把握这种特定历史背景和党内矛盾斗争基本情况前提下，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深化对其目的和多层次意义的认识。

　　(一)从政治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它的实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6年下半年，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了抗日与民主的要求，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促使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发生分化，这给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造成巨大压力，使他认识到对日妥协、投降，继续打内战就有被推翻的危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决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上，其目的是以局部联合"逼蒋抗日"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加之广大官兵厌恶内战，抗日情绪高涨，这对张、杨联共抗日是十分有利的，但两支部队都受蒋介石控制支配，联共却有风险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军事力量的强弱对张、杨坚定联合抗日的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合，才会给张、杨部队"壮其胆，振其气"，促使其作出逼蒋抗日的决断。

　　(二)从军事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前途。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在组织上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但在军事上的严重危机仍未完全解除，尽管1936年中央红军已有了陕北根据地这一落脚点，但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转移之中，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分别对陕北根据地和二、四方面军进行新的军事"围剿"，寻找生存与发展乃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当时考虑并着力要解决好的最紧迫的军事问题。陕北地贫人稀，征粮、扩红均有困难，固守陕北就会有再次失败的危险，要使根据地能够巩固壮大必须坚持向外发展的方针，而"夺取宁夏"和"打通国际路线"正是对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宁夏地域广阔，人口在200万以上，为西北最富庶的地区，夺取宁夏可以扩大根据地。同时，打通国际路线能够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

　　(三)从外交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在国际社会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需要。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动情况下进行的，加之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红军又遭受严重损失，这时国际上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武装力量持悲观看法，但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得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结果使其由军事上的被动转为政治上的主动，国民党统治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引起内部分化和各派势力的对立，结果使其陷入被动和孤立。当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后，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斯大林曾评价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同志也精辟地论述："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受红军长征的影响，许多国际友人从四面八方奔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加拿大的诺尔曼·白求恩，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印度的何棣华，美国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四)从组织角度看，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是实现党内统一领导，增强团结和凝聚力的需要。三个方面军会合，有利于解决党内争端，达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会师后形成一支拥有10万多人的强大队伍，中共中央正确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提出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中央认为，我军北上，在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将有利于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进而造成全国的抗日局面。而当时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对形势估计持悲观立场，他过分地夸大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力量，只看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不到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利形势，认为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提出右倾退却的行动方针。因此，在两个方面军北上途中，发生了制造分裂，企图危害中央的严重问题，致使红军整体力量削弱，中央原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计划落空。1936年在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二次北上途中，为争取党内团结，谋求实现全军的统一，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力图教育和挽救张国焘从立场上真正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正如刘华清、张震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发表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辉》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三大主力的会师，是革命大团结的象征，是长征胜利的标志。""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又进行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团结了绝大多数人"，"全国主力红军的空前集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