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近现代中国的５０个外国人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近日推出“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特别报道，并刊登了这50个外国人的名单及人物评介。“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这是一位英国学者不久前做出的论断。那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过去一个半世纪，总体看来，是世界影响中国的时代。如今，打开大门才刚刚20多年，中国的崛起就已经成了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个转变或许来得太快了，快得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有些意外

。当中国开始影响世界的时候，回顾历史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今年6月初开始，《环球时报》编辑部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学者的帮助下，提出一个150人的大名单，后来又经过反复筛选，确定了被认为是对近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名外国人。

　　顺着这份依据出生年月排出的名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是如何影响和撞击中国的，中国又是如何在世界的影响和撞击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

　　名单上的一些人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逝去，但他们对中国的影响直到近代才体现出来，比如卢梭和马尔萨斯；还有一些具体的推动者，他们的作用往往被决策者的光辉所掩盖，但正是他们深远地影响了历史，比如明恩溥；还有一些人，曾经出现在初选名单上，比如蒲安臣，但他们的历史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方面，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在日本侵华战争等某一个历史事件中，一批外国人对中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编者只从中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人。这次评选的意义，并不在于搞清楚究竟是哪50个外国人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最大，而是要在选择和介绍这50个人的过程中，同读者一起梳理和思考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脉络。

　　重温这50人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有时是主动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在梳理这个脉络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看到，那个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鞭打中猛然醒悟，在西方思想的强烈冲击下，苦苦地寻求着发展的道路，最终成为世界上崛起最快的国家。本报从今天起分三期摘登，敬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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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梭（1712—1778）

　　瑞士兼法国籍的哲学家、作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思想家。代表作有《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描述人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最重要的著作，其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鼓舞了世界上众多的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在对现代中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诸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中，恐怕没有哪一位能比卢梭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了。不仅仅在于他对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分析和批判，曾是“五四运动”青年一代反对专制、反叛封建家庭、走向社会的思想旗帜；他在《爱弥尔》中阐述的尊重人性的教育理念，曾启发过一代又一代中国教育家，至今更具振聋发聩的作用……更在于，他热情拥抱自由，他高喊“回归自然”，他在《忏悔录》中体现出自我解剖的勇气，他的生命总是漫溢着诗意，散发出浪漫气息。这样的人格魅力，一旦与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相交融，其影响必然是强烈而长久的。甚至可以说，浪漫的、激情的卢梭，一直是中国青年的知音，无论何时，只要阅读他，走近他，人们都会产生共鸣，从中获取面对现实的力量。

　　2马戛尔尼（1737—1806）

　　英国外交官。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次年9月，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乾隆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驳回。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被列强任意宰割的屈辱历史，就必然会涉及到马戛尔尼这个人物。作为大英帝国的使节，马戛尔尼首次率团来华。马戛尔尼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来到大清国时，正逢盛世，而他离开时，却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屈辱与灾难的时代。当清政府还在为这些大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必须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较劲的时候，马戛尔尼已经洞察到了大清国的不堪一击。时间是18世纪末，离鸦片战争还有40多年，但19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好像已经展现在了马戛尔尼的眼前。马戛尔尼断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这些预言在40多年后得以实现，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开始的。

　　3马尔萨斯（1766—1834）

　　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理论的创立者，著作有《人口原理》等书。

　　许多中国人听到马尔萨斯的名字，就会想起马寅初先生，想起当年颇为流行的那句话：“错批了一个人，多生了三四亿。”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受批判时，就有“二马”之说，有人把中国的马先生说成是英国的马先生的“徒弟”，而中国的马先生提出的计划生育的建议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观点与马尔萨斯并不相同。在历史上，对马尔萨斯学说的批判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甚至因为他提出的人口增长是人类一切不幸根源的理论过于悲观，曾被经济学界称为“令人消沉的科学”。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马尔萨斯的大名，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学术理论，而是因为有了对马寅初的平反，有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难题几乎都与人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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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律（1801—1875）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代表。鸦片战争的直接挑起者和策划者之一，他破坏禁烟，强迫琦善割让香港，并曾率军攻广州。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充满屈辱、苦难和压迫的新阶段。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是和义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每当中国人提及鸦片战争，提及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总会想到英国人，想到鸦片战争，想到义律。尽管人们对义律其人其事并不熟悉，尽管有史料表明，义律本人反对过鸦片贸易，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义律个人的立场或观点，而是义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给中国带来屈辱和苦难的侵略符号。

　　5安徒生（1805—1875）

　　丹麦19世纪著名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代表作有《拇指姑娘》、《海的女儿》、《野天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在中国，人们太熟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了。那位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位凄婉的海的女儿———美人鱼，那个改变命运的丑小鸭……都成了“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的好伙伴，用人性的美丽滋润他们的情感，伴随他们长大。其实，安徒生的意义不限于此。他笔下那位大胆地说出“皇帝的新装”真相的小男孩，则早已超越了童话的文学范畴，成为人们自律、反省、沉思的参照，从而更具历史的深刻。安徒生就是这样带着他的童话走进了中国，跟随他前行的，有翻译家叶君健，有冰心、叶圣陶、陈伯吹、严文井等一个又一个儿童文学家，有阅读着他的童话长大的读者群。对于许多人来说，因为有了他，儿时生活的回忆多了一些温馨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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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1809—1882）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标志着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形成，引发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学革命。

　　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重要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被严复翻译为《天演论》，将其核心思想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影响。19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中国在外国入侵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同时爆发，《天演论》与中国人的忧患心态产生共鸣，激起“救亡图存”的强烈意识，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这一学说后来被引申至人类社会，产生了种族竞争学说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生存空间”等说法均与达尔文学说有着某种观念性联系，成为许多当代人类悲剧的意识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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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1818—1883）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导师，他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影响极为深远。他为共产主义者所塑造的共产主义信仰鼓舞着千百万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推翻一个旧世界而英勇奋斗。马克思送给这个世界被压迫者的奋斗目标是——寻求科学与真理，不断奋争以解放自己。在21世纪，马克思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揭露得最彻底的、最深刻的思想斗士。他所缔造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使成千上万的苦难中国人获得了精神上的涅槃，坚定地走上了寻求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值得世界关注的是，在科技日新月异、思想百家争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思想仍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最重要理论支柱之一，而且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让马克思主义明灯闪耀得最亮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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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1820—1895）

　　德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作为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记得这样一个朗朗上口的排行榜：“马恩列斯毛”，毫无疑问，恩格斯是公认的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号革命思想导师。恩格斯是继马克思之后另一位思想巨擘，如果说马克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思想中充满了战斗的精神，那么恩格斯则更多充满了理性，是一个冷静的思考者。他在理论思维上极具天才，在哲学、历史学、自然辩证法、语言学、军事学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看法。他与马克思的珠联璧合之作《共产党宣言》既是一部战斗宣言，又是极具逻辑性的理论经典，成为影响无数革命志士的红宝书。无数中国革命者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作品使他们的革命激情中又调和了冷静的因素，懂得了如何战斗，更懂得了如何在战斗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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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约翰（1824—1901）

　　美国长老会教徒，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治疗，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挖肝剖腹”，这个血淋淋的词现在已经很少被提到，但在100多年前，刚刚由传教士们带进中国的西医就被视为这样的“巫术”。19世纪中期嘉约翰在广州行医时，也受到过这样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学者的帮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治疗效果。嘉约翰的功绩还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曾进博济医院学习。西医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生命观人生观，一种哲学或是生活的理念。因此，它才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并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今在中国西医已占主导地位，而能开方子的老中医却越来越少，一些传统的民间治疗方式反倒像当年西医刚传入中国那样，被不少国人视为“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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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韪良（1827—1916）

　　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将近60年，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却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一个历史场景至今耐人寻味：1898年，当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成立时，丁韪良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首任总教习（即校长），授二品。开学之际，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中国的圣人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神的叛徒，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中国，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