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祜：人生当越几座山

　　院士名片

　　张宗祜，地质学家，生于1926年2月19日，河北省满城县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55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研究生部，获地质矿物学副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冰川及第四纪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地质学会副理事长；《地质学报》、《地质评论》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学卷编委；中国自然科学名辞编审委员会委员。

　　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多项。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遴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还是山野顽童的张宗祜和小伙伴经常会跌跌撞撞爬上家乡小村边的一座叫铜锣山的小山，凉风袭来，吹拂着他汗津津的肌肤，惬意极了。极目远眺，太行山那一峰高过一峰的山峦，显得神秘莫测，激发起他强烈的探索欲。

　　从此他成了一个爱爬山的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他一生与山结缘。

　　2006年6月16日，“两院院士”张宗祜八十寿诞庆祝活动在正定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分别代表两院向这位当代中国地质学界的翘楚发来贺信。

　　阅尽云山万里，胸有气度万千。

　　近日，笔者有幸与这位在我省的唯一“两院院士”对话，分享他80岁的人生感悟。

　　6月16日，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科研成果陈列室里，张宗祜主持绘制的地图被悬挂在最醒目的位置。

　　虽然早已对这地势起伏的960万平方公里了然于胸，但是这位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地质”仍忍不住再一次认真审视这一张张巨大的地图。

　　蓝色的是湖泊，绿色的是平原，黄褐色的是高原和山脉。对他而言，地图上的城镇、河流、山脉，不仅仅是颜色各异的地理名词，而且是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对于一名地质工作者来说，山水不仅是风景，更是与地球对话的“语言”。几十年的科研之路，张先生阅尽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也由此对人生的“山水”有着一份独特的感情与领悟。

　　1、地质工作要亲眼看到，亲手摸到

　　4月的阳原风沙肆虐，落日被沙尘暴折磨得没精打采。张宗祜一行一早从石家庄出发，在日落前赶到了泥河湾遗址。

　　为了给学生们讲解一个重要的地质构造，张宗祜不顾旅途劳顿，坚持沿陡峭的小山路攀上了一道山梁。没有人阻拦这位80岁的老人，因为学生们知道这是先生多年的工作习惯。

　　“地质考察必须要做到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这是他一生科研工作坚持的原则，80岁时依然如此。

　　张宗祜每次到野外考察总是这敲敲，那看看，不知不觉中就将其他人甩在身后。为此，许多刚出大学校门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对他的“脚力”颇不服气，少不了暗中较量一下，但每次都不免以失败告终，而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上等在路边的张宗祜时，却被先生关于一路上地质现象的提问所难住———光忙于追赶而忽略了考察。

　　“自然界有很多假象蒙蔽人，所以地质考察很重要。”这是他给每位学生必上的一课，“比如岩层的地质年代虽然利用科学手段很容易知道，但化石究竟处于哪个地层，恐怕只有发现者自己清楚。如果这些问题产生疑问，那就会影响科学判断。”

　　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说说容易，但要切实实践这8字“箴言”，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要求尽早解决华北通往兰州的铁路，拟修建从包头经银川到兰州的铁路，于是张宗祜和另一位同志一起承担了包头至银川线600公里的铁道工程地质调查工作。

　　1950年，宁夏和内蒙古刚解放不久，银川的驻军领导告诉他们，这条路线上经常有成股的匪徒出没，最大的一股达300余人。为了预防万一，银川驻军派出一个连的解放军，带着机枪和小型迫击炮与他们同行。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果真与匪徒遭遇。

　　当日他们完成地质考察之后，就住在黄河边的低漫滩上，帐篷搭在漫滩的草地上，而运送粮食的木船则停靠在黄河边，距帐篷有70多米。木船上的马灯成了方圆百里内唯一的亮点，而这亮点却给他们带来了危险。

　　深夜，附近山上的武装匪徒发现黄河上有灯火，意识到河面上有过往行船停在这里，于是下山直扑他们的驻地，并向停船处开枪射击。

　　张宗祜在梦中惊醒，随解放军战士一同起身迎击。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得———“由于夜里漆黑，只见对面子弹射击时的火光，根本看不到匪徒的人！”在解放军一阵机枪扫射之下，匪徒四散而逃，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却受到很大的惊吓。

　　“我们这一路就三遇匪徒。”如今说起这惊心动魄的经历，张宗祜却语气平淡———这只是他千百次历险中的一次。

　　在我国地质事业大发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地质工作的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每次张宗祜从野外考察回来，细心的妻子总要提前用中草药百步煮一大锅水，用来给他洗澡、洗衣，以便除去浑身的虱子。

　　而大自然对这位勤奋而勇敢的地质工作者也是慷慨的，时常将自己的谜底赠予他。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他，经常流连于工作单位———玉门油矿附近的山上，敲敲打打，熟悉地质情况。但就在这不经意的敲打中，初出茅庐的张宗祜却成为玉门油矿的首位化石发现者———为确定储油层的地质年代提供了最好的依据。

　　在许多人眼中，这位国内研究黄土野外实践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第一人”总是思想深邃、高屋建瓴，非常人所能企及。而80岁的张宗祜则笑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他。

　　2、独立思考才有“一家之说”

　　“傍晚，来了一次强余震。大地轰隆隆响着，绞车房猛烈晃动起来，站着的人都栽倒在地。我当时在外面，我的心突然乱跳，趴在地上，心想这下完了，大坝要垮了，绞车房要塌了！可是可怕的事情没有发生。大坝在，小屋也在，小屋里还传出战友的号子。”

　　这是纪实文学《唐山大地震》中记录的一位护坝战士在30年前唐山大地震中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而这个经受住了巨大考验、避免了唐山大地震后发生二次灾难的大坝，就是由张宗祜主持完成的基础勘探工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流经唐山的陡河，每年汛期都会洪水泛滥，威胁着唐山电厂和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多次的专家会议讨论都认为陡河地质条件太复杂，不适合建坝，对陡河的治理束手无策。

　　当时刚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久的张宗祜来到了陡河，负责该工程的地质勘探任务。这位年轻的工程地质专家，搞清了当地的地质构造，同时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处理淤泥、改善它的承载强度的技术措施。于是一道坚固的大坝在众多专家认为的施工禁地上拔地而起，而且经受住了考验。

　　不迷信，不盲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张宗祜推崇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

　　中国黄土的成因，作为一个地质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最早在上世纪初曾由俄国地质学家奥布鲁切夫及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了中国黄土的风成成因假说，以后的几十年内，大多数地质、地理等方面工作者都沿袭了这一观点。因此，风成说似乎已成定论，因而很少有人去注意那些与这一假说相矛盾的客观的地质现象。

　　而在黄土高原野外地质工作中和一些工程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却触发了张宗祜对黄土成因的重新认识，他开始思索，除去传统的风成成因假说外，中国的黄土形成原因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原因。

　　这一思路在他对黄土研究中，不论是野外地质工作或是研究方法上，探索具体问题的思路上，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上，对地质现象和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上……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促使他特别重视亲自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包括野外的细微地质现象，室内实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唯恐丢失非常重要的现象和规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张宗祜不顾年事已高，驱车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他提出的中国黄土多成因的观点找到了许多有力的证据。如今他的这一观点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说”。

　　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每当谈到李四光先生，张宗祜总是流露出敬佩之情。

　　1955年6月的一天，在北京饭店的一间会客室里，李四光先生接见了访华的苏联专家，而当时留苏回国的张宗祜有幸成为李老和两位苏联专家的翻译。

　　当时，李四光先生所著的《中国地质》(英文版)一书在苏联被译成俄文发行很广。而来访的地质学专家别洛乌索夫是主张地壳动力以垂直运动为主，李四光先生则主张以水平运动为主。但是李四光先生“在自己的基础上，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独立思考精神，却得到了别洛乌索夫等专家的尊重。

　　这段经历给张宗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宗祜院士说，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李四光身上闪耀的“地质之光”曾无数次照亮了他的“攀登”之路。

　　3、让普通百姓尝到科学果实的甘甜

　　张家口市康保县剃头庄村的王志国有一位令朋友们羡慕的“科学家爷爷”———张宗祜。张先生坚持近十年资助这名贫困学生，他还曾经为该村小学送来3000元的图书，科学家热心“希望工程”在当地传为美谈。

　　张宗祜先生常说：科学工作者要对社会有担当，要有社会责任感。

　　1958年，张宗祜先生领导黄土研究小组负责引洮工程引水渠道工程的地质研究工作。晚上，他借宿在甘肃与宁夏交界处老乡家的窑洞里，被眼前的贫瘠所深深震撼。

　　这家人住的是一孔破旧的黄土窑洞，窑洞里仅有的就是靠洞口留下的一条土炕。

　　当日，张宗祜就在他的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应该为这里的人民做些什么呢？他们需要的是有肥力的土壤和生活、灌溉的水源，引洮工程对这一地区是多么必要啊！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引水工程中途夭折。这成为他多年以来埋藏在心底的一个遗憾。

　　2004年9月，张先生再次踏上了黄土高原，洛川、黄陵、西峰、靖边、固原、扶风……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又陌生。小浪底水库大坝、洛川苹果基地、倥侗山地质公园……当看到一片片黄土丘陵在科学指导下水土保持效果初现，深感自己所做科研工作为当地生态建设发挥了作用，年近80的张宗祜院士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让普通百姓尝到科学果实的甘甜，被张宗祜院士认为是“世上最快乐的事”。

　　2006年夏天，出席完自己80岁生日庆祝活动后，张宗祜又过起了他“空中飞人”般的生活，奔波于各地……虽然日常事务繁忙，但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向公众普及地质学知识，他愿意做，而且乐于做。

　　2000年5月1日，张宗祜写作的《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与黄土高原》一书作为院士科普书系中的一本，与读者见面。

　　虽然只是一本11万字的“大科学家写的小人书”，但张先生写作时却格外认真，用时1年，以古朴、苍劲的文字叙说地质学俯视千古、解析洪荒的黄土高原的故事。这本科普读物赢得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在短短时间就4次再版。

　　一生阅尽千山的张宗祜，在许多人心目中就是一座山———学术成就像泰山，坚毅性格如恒山，海纳百川似黄山……

　　而80岁的张宗祜更钟情于故乡村前那座小小的铜锣山。虽然没什么名气，但那里是他山水人生的起点，也诠释了他朴朴实实的人生哲学：路就在脚下。

　　本报记者 樊江涛 本报通讯员 李凯

　　人物经典

　　狗叫了

　　1958年，张宗祜先生在甘肃、宁夏交界处为引洮工程引水渠道工程做地质研究工作。

　　一天，在天黑之后，考察队还没能找到可以借宿的村落。这一地区居民住得非常分散，都是在黄土山坡上挖窑洞居住。天黑之后，即使有微弱的小油灯灯火，窑洞外也是看不到的。考察队望着起伏绵延的黄土梁和深切的沟壑，茫茫一片，在晚上根本辨别不出路线方向，也找不到居民窑洞所在的位置。

　　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一起高声呼喊老乡，以求得到回应。但是呼唤了许多次，就是没有结果。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在远处传来狗叫声。大家高兴地蹦了起来。

　　循着犬吠声找去，大家总算有了个过夜安身之处！

　　一碗面条

　　一次，张宗祜带领学生到宁夏南部考察。到了中午时分，大家都感到饥肠辘辘，于是在路边的一家小饭铺就餐。

　　而所谓饭铺就是一间低矮的泥土房，一张黑油黑油的方桌。张先生却很自然地坐在了满是油腻的狭窄长凳上。面条端上来了，那粗厚的大碗代表着主人的憨实，但碗边上一个个明显的指印却让学生们皱起了眉头，又是先生第一个端起碗吃了起来。

　　张先生告诉大家，对于缺水地区的老百姓来说，不必说用水去清洗桌凳了，能有水做饭就已是很不容易了。

　　八十年代，张宗祜先生有一次到河南考察黄土，由于路程安排很紧，忙于赶路，加上当时条件有限，一路下来，每顿饭都是一碗面条充饥。

　　几天过后的一个中午，当安排吃饭的同志又一次给每人要了一碗面条的时候，张先生终于忍不住笑着说：“给我来一盘炒面行吗？”

　　这是张先生多年以来，唯一一次要求“改善伙食”，也仅仅是要求一盘炒面。

　　枪口不要对着人

　　有一年，张宗祜陪同苏联专家出差，休息时一位翻译人员把警卫员的手枪拿在手上，对准另一位同志开玩笑。

　　张先生一见，大喝一声：枪口不要对着人！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飞出枪膛。好险！只因张先生的一喝，那位翻译把枪口偏了一下，一场惨祸才没有发生。

　　事后翻译说，没想到枪里子弹上了膛———一念之差，害莫大焉。张先生经常用这个故事告诫学生，办事不能想当然，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外交”无小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交往的开展，外事接待任务增多了，每次接待日程的安排，当时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的张宗祜先生都过问得很细。

　　在宾馆与外宾进行项目谈判时，由于当时的服务质量不到位，张先生要提前一刻钟左右走进会议室和服务员一起检查茶具的卫生情况。有几次茶杯不得不重新清洗。

　　在张先生看来，虽然这些都是细节小事，却会影响中国人的形象和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