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以及“明星村”模式探析

　　——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浙

　　□见习记者 王寿臣

　　吴浙教授多年来专注于区域经济研究，同时对农村改革中涌现出的小岗村、大邱庄、华西村等著名村镇的发展也有着 独到的见解。

　　大邱庄的第一桶金

　　靠人脉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大邱庄开始创业到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似乎并没有费多大事。

　　吴浙：让我说就不得不说实话，大邱庄的第一次创业，应该说是钻了双轨制的空子，或者说是利用了市场经济初期市 场和计划之间的空白。而且其中的人脉(建议用“人脉”这个词表述)关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钢铁属于国家 统配物资，他们通过各种人脉途径能够拿到一些平价的钢材(主要是钢坯)。然后雇佣大量的农民工，利用旧设备在村里加工 ，在原料供应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他们赚取的利润比国企要高得多。

　　记者：大邱庄过去是一片盐碱地，没有任何资源，他们以钢铁加工，打开了致富的大门，这是因为他们有超前意识吗 ？

　　吴浙：不是。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人脉资源。通常情况下，很多人有意识，但并一定能发财。也就是说醒得早起得早的 人多得是，他们也意识到了，可是没有机会。大邱庄恰恰就是抓住了致富的契机——双轨制。国内类似大邱庄靠钢铁发家的地 方还有很多，如华西村等也和钢铁有关系。经济能否迅速发展，主要取决于能不能获得稳定的、平价的钢坯，或者说是废钢铁 的供应。大邱庄起家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纯是靠人脉；别的地方则是靠市场经济和前瞻性思维，比如像河北辛集的皮毛市场和 浙江

　　记者：第一桶金完成之后，经济效益开始连年攀升，到1993年达到了顶峰，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吴浙：我国的经济呈阶段性发展，增长方式是螺旋式的。在增长过程中，无论是从市场、技术、资本等方面，它都有 各自的特点。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增长高峰当中，我们会发现从技术上看，对中国来说基本是一个复制的过程，而不是 一种创新。那时他们基本上是把国外五六十年代的设备或者技术复制过来，就可以动手了。大邱庄当时生产的主要钢铁产品— —焊管，正好又符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焊管生产技术含量低，对技术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因为市场需求空间大，价格又便 宜，所以经济效益保持长时间平稳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大邱庄的四大集团都在搞焊管，并形成了规模，在全国占了很大的市 场份额。在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规模就等于效益。当初，天津也有其他企业在做焊管，但规模不行。所以效益也很差。

　　禹作敏犯法

　　与经济发展规律无关

　　记者：1993年是大邱庄的一个非常时期，禹作敏的垮台，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吴浙：1993年到1997年，

　　企业改制拯救了

　　大邱庄

　　记者：大邱庄企业发展出现低谷是1997年之后的两三年间。有一种说法，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个低谷迟早也会 出现，果真是这样吗？

　　吴浙：大邱庄主要是1993年到1997年之间经济上投入的太多，如建百亿工业园等，固定资产投资太多，牵扯 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在这种情势下，又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间接影响和国内金融紧缩政策的制约。企业投入加大了，而产 出没有增加，这就势必要被套牢。当时，大邱庄的贷款占了静海县农业银行贷款的大部分，已经影响到整个银行系统的资金正 常周转。因此，企业不管赚多少资金，都会被银行直接收去。企业发展出现低谷，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紧缩，掐断了资金链， 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1997年国内其他地方的企业也同样遇到了资金链断裂问题。投入越大产出又很少，损失越惨重。大邱庄 就是这样。当时，我到静海开会，宾馆里除了我们没有一个顾客，大邱庄的企业大多数都关了门，非常萧条。

　　记者：企业改制使大邱庄的企业走出了低谷，改制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吴浙：优势在于甩掉了债务的包袱。改制以后的企业和原来的企业彻底脱离关系，无债一身轻，可以轻装上阵，风险 由股东们共同承担，重新开始创业。

　　记者：不少老百姓对企业改制不以为然，反倒对集体经济心存怀念。

　　吴浙：因为在集体企业时，虽然工资不高但是福利好，改制以后所有的福利都没有了。你如果是股东，那么你就可以 分红，不是股东你就只能是一个打工者。企业改制的关键是把个人和企业的关系明晰化了。改制以前，大家都是内部人。体现 在企业财务方面是赢利低消耗大，大部分利润都流失了，比如像没有限制的电话使用费，不该支出的费用随便报销等。改制以 后，赢利变成了股东的利润，花一分钱都要掂量一下。鉴于此，对那些不是股东的人，肯定会怀念过去那种人各有份的时光。

　　记者：企业改制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当地居民再也“无利可图”？

　　吴浙：不是说企业改制了，就不能照顾到原住居民的利益，改制以后企业可以把一部分利润投入到社会福利、公路建 设上去，这样做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面貌。比如说原来一人盖一座房子，一人买一辆车的做法，就不够科学。人家明明不需要 车你硬是给人家买，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无效的消费，如果把这些钱用在修筑道路上，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 买什么车，那才是明智的。当然，股份制之后，没有股权的人和没有经营能力的人他们的收入肯定会出现明显下降。这是改革 当中不可避免的。

　　记者：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经济又出现了年年上升的势头，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认为应该归功于企业 改制。如果不改制，还是集体经济呢？

　　吴浙：企业改制之后，与原来企业没有关系了，贷款100万就是100万，赚了钱把银行利息付上，还了本，剩下 的都是自己的。如果不实行企业改制，沉重的债务包袱甩不掉，企业就没法运行。另外，企业内耗太大，赚取的利润首先要用 来填补银行的窟窿。从分配关系来说，原来赚了钱，大家都想多分一点，比如一人买一辆车，将生产资金变成了消费资金。改 制之后股东们可以把剩下的资金用来再投资，扩大再生产。

　　明星村之间的模式差异

　　记者：大邱庄和华西村是不是一个模式？

　　吴浙：早期是一样的，现在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华西村企业后来转向了结构多元化，据我所知，华西村目前也在进行 企业改制。

　　大邱庄和华西村在许多方面是有可比性的。大邱庄有一个缺陷就是，所处的市场条件差，地价不值钱，外部的影响明 显大于华西村。在

　　记者：大邱庄、华西村和小岗村之间的区别呢？

　　吴浙：小岗村与华西村、大邱庄显然没有可比性。由于地域原因，小岗村既没有发展工业的传统，也没有大邱庄那样 的人脉。小岗村反映了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个人主义比较盛行。对大邱庄和华西村来说，愿意享受 自由的人是不愿意留在那里的，而小岗村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自由。小岗村缺乏经商的传统，因此，暂时只能是这种状况。

　　记者：华西村企业不改制不是也发展得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制？

　　吴浙：社会的最大不公就是平均分配，公平的前提应该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多，或者叫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是多劳不 能多得，体现不出按劳分配的公平性。这很容易滋生一种惰性。还有一个决策问题，集体所有制时，一个霸道的人物便可以作 出决策。股份制企业的决策权是股东的，所以决策失误的几率相对较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时期，集体经济可以通过人脉的方 式获取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灵了。所以，企业改制是一种必然，只是早和晚的问题。

　　记者：我们经常看到，大家都没有资源，有的发展起来了，有的却没有发展起来。

　　吴浙：大邱庄当初利用了人脉，抓住了市场，再加上禹作敏一言堂的管理体制。说明成功是偶然的。其他地方可能有 想法，但没有资源，或者有资源，没有决心，经不起竞争的考验，最后破产倒闭。证明了不成功的必然性。

　　记者：如果让大邱庄自己比自己呢？

　　吴浙：现在的大邱庄和原先的大邱庄完全不是一回事，尽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产品还是原来的产品，但是企业的 性质变了，全是私营企业。未来的发展主要看能不能克服市场的瓶颈，没有了政府扶持，全部靠自己。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大 邱庄的企业将来会和村民的财富分配关系越来越远。

　　记者：你认为小岗村的出路在哪里？

　　吴浙：小岗村要发展，把人口分流90%就可以了。分流的方式是外出打工和移民，这样才会有机会。剩下的10% 人口，每个人把数倍于以前的土地，再进行承包。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小岗村的地域结构决定了他们的市场走势。中国8 0%的地方没有发展工业的机会，所以不可能期望所有的地方都发展工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贫困，让 农民富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中国80%以上的农村需要转移人口。

　　记者：河南省南街村现在还是走的集体化道路，而且发展的很好。

　　吴浙：是这样。实际上，对于农村、农业、农民而言，还是需要合作化。合作的特点是，共同抵御单家独户经营所带 来的个体市场风险。他们不是一起去种地，而是共同去面对市场。南街村的可贵之处在于共同面对市场，这是他们一直发展到 现在的根本原因。他们共同利用南街村这个品牌，搞农副产品深加工，把“南街村”牌子做大的同时，也把南街村经济做大做 活了。经济效益完全来源于市场化，不是靠人脉。

　　南街村是一个共同面对市场的大家庭，但是这样的经济模式不适合追求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