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家有“闲”人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7日15:18 工人日报天讯在线

　　编者按

　　7月3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至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3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

　　同时，今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六成，有将近四成的大学生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单位。汹涌而至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军，更使今年的就业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其实，就业问题早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除将就业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外，许多地方也把就业工作作为当地的“一号工程”。我们推出的这组报道，旨在希望这项民生工程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

　　“找工作这两年，我跑了很多地方”

　　本报记者陈晓燕

　　对邹小明的采访，是从聊天开始的。

　　“我也说不清下一步该做什么，说实话，有点茫然。”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而略带沙哑。

　　邹小明目前蜗居在一间租来的小屋里。炎炎夏日，他奔波在“火炉”武汉。自从2004年大学毕业以来，他一直在努力给自己找一份合意的工作，结果却不能如愿。

　　“找工作这两年，我跑了很多地方，”邹小明调侃了一下，“几乎走遍全国了。”

　　他学的是经济。从2003年9月开始，就加入到找工作的大军中。那一年高校扩招的第二届毕业生走出校门，就业形势已不容乐观。和别人一样，赶招聘会、递简历成为邹小明生活的主流。几个月的奔波，工作依然渺茫。就在他几乎失去自信时，浙江舟山的一家公司要了他，他毫不犹豫地签了。

　　“当时我挺着急，眼看要毕业离校了，班里有关系有本事的人都签了，我也没多想。”邹小明说。

　　轻率签约的后果让他始料不及。公司是私营企业，老板苛刻，活儿很重，从成本控制到给产品贴标签，他全得包干。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报酬却低得可怜，一个月拿到手的只有700元左右。更要命的是人际斗争，他不会讨好老板，更难掩对同事阿谀奉承的厌恶。不到两个月，他愤而离职。

　　“我不后悔离职。”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找到工作。他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复杂的人际斗争，我知道我在那里没什么前途。”

　　他想到了考研，想换个单纯的环境，做做学问或者教书育人。“当时的想法是，工作一年，挣点钱，然后静下心考研。已经毕业了，我不想再伸手向家里要钱。”

　　通过同学的介绍，邹小明先在绍兴落脚。那里的公司大多是做代理，面向国外，要求英语水平高。这是邹的软肋，在面试中，他几乎听不懂面试官口中的英语术语。找了几个月，一无所获。接着，他转战武汉、杭州，然后是海宁、广州。

　　在广州，他见识了万人挤招聘会的壮观情景；他上单位递简历、自我推荐，往往还没开口，就被人不客气地拒之门外。

　　“我觉得我不适应这个社会，无法融入外界的圈子。我尊重我内心的想法，不愿伪装面孔来妥协，这也许是我找不到工作的最大原因。”谈到大学生过多导致就业困难，邹小明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找不到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个人，不能把责任都推给社会。”

　　找工作不一定非找跟专业对口的，问题是，以往届生的身份找工作，不如应届生吃香；同跳槽的人相比，他又缺乏工作经验。邹小明陷入了尴尬。

　　同样让他尴尬的还有经济压力。本来找工作以备战考研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但事与愿违，找工作两年来，他已花了家里两三万元钱。“我对不起他们。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供到大学，还指望我能赚钱，我反倒拖累他们。”邹小明显得有些无奈。

　　“没有‘本事’，我们能干什么？”

　　本报实习生武蕊

　　“这么大的人了，活了大半辈子什么都不会，就会在家待着，你要累死我呀！”这样的责备与争吵，在这个家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女主人姓马，今年48岁，原本是北京某街道小厂子的一名员工，厂子在2001年解散后，马女士下岗在家，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

　　“没有‘本事’，我们能干什么？”马女士很苦恼。

　　没有门路，马女士说能靠的就是两只脚和一张嘴。5年来被她翻烂了不知多少份地图。就凭着地图马女士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公司，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今年年初，马女士等来了一个不错的打工机会，是给某红酒厂制作套在瓶子上的蝴蝶结。由于老花眼，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开工，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她欣喜地带着6000个成品来到公司，换来的结果竟是被解雇！听到这样的消息马女士当场感到天旋地转。询问解雇的原因，是没有年轻姑娘们做得快！

　　“像我这个年纪哪能比得上年轻人手脚麻利，做一个成品要花上三四分钟，我已经努力了，结果却……”眼中闪着泪花，马女士向笔者倾诉。

　　马女士参加的招聘会中，也有专门针对下岗职工的。“这样的招聘会上许多用人单位仍将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既然搞的是下岗职工招聘会，就应有相应的准备，不能这样作秀，让我们这些求职心切的下岗工人满怀希望却扑了个空。”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下岗职工年龄偏大，35岁以上的占到72．5％，这意味着超过40岁的下岗工人占据了总人数的近一半。马女士愤慨地说：“难道‘下岗职工供需招聘会’对这样的现状熟视无睹吗？为什么一定要给40岁设个槛？过了40岁，我们就没有用处了吗？我们一样也能干活啊！”

　　“我们也需要一个平台”

　　本报实习生杜远征周诚

　　7月21日中午12：00，北京气温34℃。在北京市崇文门人才市场附近，笔者见到了小郭，他正在一家修鞋摊旁徘徊。当被问到是否找到工作的时候，小郭摇了摇头。小郭来自河南，今年19岁。

　　据小郭介绍，家里的几亩地一年只有2000多元钱的收入。“去年我也出来过，在工地搞装修。一天干9个小时，累是累了点。但是工地管吃管住，一个月工资有1000多元。”但是今年小郭不愿意再干了，因为他觉得太受管制了，一点自由都没有。

　　从二月份进京直到现在，小郭说自己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和别人一起修过鞋，但是修鞋的一套工具买下来就要好几百元，地摊费200元，这样算下来，成本太高。而且现在修鞋的生意也不是很好做，没有多少收入。除去租房子和吃饭的钱，几乎不剩什么，很快也就不干了。

　　“现在找工作太难了！我们也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突然就说出这么一句“文绉绉”的话后，小郭有点不好意思。

　　说起自己几个月来找活干的经历，小郭感触颇多：要是没有老乡介绍，基本上自己找不到什么活儿，只能四处乱转；只有老乡介绍的这些大家心里才有底，才会放心跟着干。现在上当受骗的事太多了。

　　“那些职介中心、人才市场我们是根本进不去的，去那里找工作的大多数都是大学生和一些城里人，而且还要交一定的费用。现在也就是看看报纸、小广告上有无合适的。”

　　其实小郭很着急，到现在还没找到活干，他不想再继续这样呆下去，因为不挣钱老花钱的日子他受不了。但小郭说即使这样也不能回去，和老家比起来这里挣钱的机会还是多一些，也会让自己更长见识。

　　“我年纪还不是很大，人应该趁年轻好好闯一下，这样才不会后悔。”说着，这个已经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小伙子笑了笑，“起码现在我还不至于露宿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