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

　　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

　　人物周刊：根据你的调查研究，这些引进的人普遍有作为吗？

　　熊丙奇：说实话，这几年高校引进人才做出的成绩却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一是学校把人才当成了摆设，引进之后，没想到怎样使用、为其配套相应的环境，只是任其自生自

灭，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去引进新的人才；二是其他教师不配合，“你水平高本事大拿钱多，那你就一个人好好干吧。”当然也有的被引进人才一切“名利”均已到位，没有了进一步奋斗的动力。

　　这样的人才环境，让那些真正希望回到祖国、有所作为的被引进人才感到十分失落，他们水土不服，屡屡受挫。

　　有一个海外归来应聘上岗的长江学者，等到进校上岗后，才发现光系里就有三位教授在从事与他相同方向的研究，而且他们在学术上都很有地位。作为特聘教授，他不可能去加入这三位中任何一位的课题组，一切只能重新开始，几乎等于“白手起家”。他既要花时间去承接课题，组织大家研究，又要想办法租借办公用房等，大量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用到课题研究上。

　　他一直很奇怪：学校这一方向已经有多名好教授，为什么还要聘请他上岗？得到的回答是，学校这一学科是重点学科，如果不设立特聘教授岗位，怎么也说不过去。再说政府给了资金，不要白不要，先要到手再说。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学校将科研经费作为指标考核教师的情况？是因为高校的办学资源还很有限，国家的科研基金还不丰裕吗？

　　熊丙奇：我们的教育一边是缺钱，一边是乱用钱。缺钱不是办不好学校的理由，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虽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她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今天在很多高校，获得基金项目，有时是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绝对是一项很硬的晋升职务职称的条件。某某人获得国家基金，哪怕研究工作没开始，研究成果没出现，就已经被列为了典型。这里的潜规则是把资助科研活动的基金，看作了荣誉或者奖励，而若干年后，基金项目的成果如何，有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却往往没人再关心。

　　大家的思路是：获得基金，就等于获得成果，获得成果就等于提升自身地位；而地位的提升就等于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事实上，获得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投资，那只是科研的“起点”，但这种本末倒置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昨天刚形成的。

　　我认识一位企业老总，多年跟高校教师打交道，他说：“今天的高校已经变了，有的教师变化的幅度连我们也不敢想象。他们从‘象牙塔’走向另一个极端。跟我接触的教师中，有好几个在承担国家科学基金课题。他们申请时很积极，可做的时候却极马虎，我问他们到时交不出‘货’，用课题经费买的

　　人物周刊：有一点很难理解，丘教授说起那些在国外有教职，每年最多只能在国内呆3个月的国际一流人才，他们拿着这个教育穷国的百万年薪，沽名钓誉，难道不烫手吗？难道他们没有一点自律吗？

　　熊丙奇：也许真正一流的人才还没能更多地引进来。怎么说呢，这里面不乏有个别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是在国内高校盛情相邀下来的。明说了我什么事都不做的，但可以开讲座，一场演讲费1~2万美金。要拒绝送上门的利益，这不符合人性。

　　熊丙奇，1972年7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2004年6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年1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