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工农兵大学生的大学生活

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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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贾平凹

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李银河

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日，7611班部分同学再次相聚。 孔沂澜 摄

　　中篇 我的大学

　　如今，丹巴已经记不清入学典礼、迎新晚会是什么样子，却对第一堂课记忆犹新。那是在老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第一次坐在大学课堂里，同学们都有一种崭新的感觉，丹巴却是紧张得不得了。那天，是一个老师讲写作，丹巴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下了。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大多记得密密麻麻，丹巴的笔记本上，只有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跟不上老

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在丹巴的印象里，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前夜，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十年“文革”，复旦大学“700多人受到非法审查，36人非正常死亡，6人被逼疯，还有多人被打成严重伤残”(见《文汇报》1978年11月19日)，作为“四人帮”兴风作浪的重灾区，复旦就在那时开始了艰难的拨乱反正。

　　“用麻袋装知识”

　　副班长陈晓东还能记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还在继续，大批冤假错案一个一个地平反，文学史上好多作家一个一个被平反，老舍的作品可以讲了，艾青的诗可以讲了。很多在“四人帮”时期被打成毒草的文艺作品，一个一个地恢复原来面貌了。

　　虽然还是工农兵学员，7611班已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没有了学工学农，没有了“批林批孔”，没有了评《红楼梦》、《水浒》，没有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了“三大革命做课堂”。

　　中文系比较系统的课程一一开出来了：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好多老师也出来上课了，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陈允吉教选修课《杜甫》，秘燕生教《文学概论》，吴德润教写作，任秀兰教《现代文学》，逐渐恢复的教学让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非常兴奋，上课时，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7611班的同学人人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他们的学习热情比后来的77级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在厕所里看书。每天，除了上课，同学们就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图书馆早晨8点开门，不少同学8点5分就坐进去了。30年后的姚国雄还记得，那次去图书馆排队，门一开，人就涌进去了，“哗啦”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把她的脚都扎破了。夏天，教室里没有风扇，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文化摸底考试。这个考试把大伙的文化底子都考出来了，部分同学学习很吃力，有人只得了25分，王和平等“老三届”则显示出了不错的学问功底。

　　推荐生中也不乏高手。学习委员陈尚君显示出了他过目不忘的天才。在南通江心沙农场，他碰到了几位喜爱读书的朋友，在繁重的农活之余，居然从外语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鲁迅、孔子。到复旦后，他对历史地理、中外作家的熟悉程度，颇使一些老师感到意外。糜雄在农场的时候，除了处理公文、管理档案以外，就是看书；第一次考文学概论，他考了第一名。范计春1969年下农场的时候，背了一箱子哲学书，包括艾思奇的哲学，老版本的辨证唯物主义等，阅读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底子。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读书的风气更浓了。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班上有个同学学习困难，一度动过自杀的念头。有一次，她在考试中作弊，班主任找她时，她很痛苦，就说了实话：“自己根本就不能读书！”原来她的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姐姐生孩子时候是她帮忙照顾的，作为奖励，姐夫就给了她一个上大学的名额。

　　丹巴还是乐呵呵的，似乎走路时都要翻着跟头，看不出有学习压力。一天早晨，班主任来找丹巴，说隔壁汉语班一个藏族同学夜里跳楼了。丹巴赶到跳楼地点，人已经被抬走了，只看到墙边的花坛里，草木青青。30年后的丹巴回忆说，死者是他在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1976年跟他一起来复旦学习。她到上海以后，生活不适应，性格也不开朗，学习也跟不上，就一时没有想开。

　　来自77级的冲击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一个消息传到7611班，顿时起了不小的震动。

　　这一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了。

　　这消息像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立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似乎是一夜之间，7611班的同学如梦一样被惊醒了：原来他们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了。消息四处流传，压力随之而来。班上有人想退学参加高考，用实力来证明自己；有人思想起了波动：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有人疑虑重重：我们是不是要作废了？有人百感交集，喜的是国家终于重视教育了，再不会出现白卷书生了，悲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再去参加高考了。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老知青们倒是泰然自若，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恢复高考，等于是挽救了民族和国家，这是大势所趋。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如何借助上大学的机会，把该学的学到手。

　　高考终于来了。当年的《文汇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2月11日早晨，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早晨啊，全市人民关注的高校招生将在今天举行，晨曦里，各个试区彩旗招展，人们汇集在试区的门口，急切地盼望着：啊，祖国啊，我们来了，您的儿女们接受您的挑选来了……”这一天，全国570万考生走进关闭10年的高考考场，创下共和国教育史上近30年的最高纪录。

　　转眼就是1978年2月27日，77级入学了。报纸同样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在热烈庆祝五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大喜日子里，本市高校在粉碎“四人帮”后招收的第一届万名新生，肩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满怀豪情地跨进各大学。”

　　又是敲锣打鼓，复旦大学迎来了新同学。那一天，古亦忠陪伴77级广西老乡转校园，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他像是看到了分水岭，感觉到了横在面前的两个时代：77级都是通过高考挑选出来的，可谓百里挑一，甚至是千里挑一；而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学员，是在不公平的环境中上大学的。

　　囊括了老三届至新三届，集十年动乱期间的人才于一炉的77级，很快成为时代的宠儿。一入学，他们的教学大纲就变了，76级没有开过的文艺理论、语言学概论等课程，系统地开出来了……整个社会的聚光灯似乎都打在他们身上：77级汉语专业的祝敏申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77级文学专业的董阳声、周惟波、叶小楠创作了历史话剧《诸葛亮》，受到好评……

　　种种的变化让7611班的同学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有些自卑，又有些愤愤不平，他们学习比以前更努力了。

　　研究生考试

　　9月，陈尚君考上了研究生，给班上的同学又一次带来震动。

　　还在这一年的1月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将1977、1978年的招收研究生工作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消息传开后，学校让各班指导员发现人才，鼓励同学去考研究生。当时讲“不拘一格降人才”，不管什么身份都可以报考，在校生不管几年级都可以报名。指导员杨竟人老师与班级干部分析后，觉得陈尚君知识面很宽，对于学术问题有研究的兴趣，任课老师对他的评价，认为实际水平在“文革”前正规大学生之上，应该可以动员他参加考试。和陈尚君谈后，他很犹豫，觉得自己欠缺的东西很多，没有信心。杨老师和同学们再三鼓励，特别请古代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老师和陈允吉老师推荐，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28年后，当陈尚君已经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唐代文学学者时，还再三谈到往事，觉得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是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了自己的能力，也改变了人生的道路。

　　从报名到研究生考试，只有两个月时间，时间太紧了。陈尚君至今还记得，当时虽然看过许多书，但古代文学史的专业课还刚开始讲，要讲一年多，考试的内容只有自己突击自学了。在这两个月中，他既要上课，还要准备外语、政治，同时通读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凡是涉及文学史上的事件、人物、作品、文体等，他都仔细对比各种教材的同异，居然以他的努力，突击弄了个大致清楚。到了考研的现场，他还是非常的紧张，初试是在大礼堂里，上千人考试，仅报考朱东润先生的考生就有90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当然也有不知研究生为何事，高考落榜再考研究生的奋发青年。陈尚君说到当时的情景，考卷发下来，他感到蒙了，不是题目难得答不出来，而是简单到他觉得无法发挥应有的水平。大约经过了“文革”动荡，出题的老师对于考生的水平也没有把握，不敢出太深的题目。而他的准备远远超过了要求。怎么办？他选择了小题大做，浅题深做，问题是《秋兴八首》作者是谁，回答杜甫就够了，他却回答了何年在何处杜甫为何作此诗，后人又如何评价。每一道题目都如此，使阅卷的老师大为惊叹。成绩出来，专业第一，总分第二，顺利进入复试。失分在政治题，问长征意义，居然把当时天天讲的新长征忘了。复试时只剩下了六个人，面试在中文系的资料室举行的，由王运熙老师主考，王水照老师记录叫号。轮到他，运熙老师问了许多问题，陈尚君现在只记得一个问题。运熙老师问：“你读了什么中国哲学史？”陈尚君说：“我读了任继愈的三本，第四本没有看过。”运熙老师说：“第四本还没有出来。”

　　这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6.35万人报考研究生，录取10708人。整个复旦大学，在校生仅有三人考上了研究生，物理、历史、中文各一人。陈尚君因此而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三好学生，照片挂到校门口的陈列窗。他的成功，在中文系引起很大的震动，7611班的同学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工农兵大学生也不是没有好样的，陈尚君非常了不起，他为我们班级争了光。”

　　不久，陈尚君搬进了研究生楼，开始跟随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他的成功让7611班看到了奋斗的希望。

　　感受文化之光

　　1978年，戴伟很忙，每天一睁开眼睛就离开了宿舍。除了上课，他还在广播台做播音员，在话剧团做学生团长。

　　这一年，历经劫难的中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不同价值观念引起的思想在激荡，在争鸣。7611班的同学在令人振奋的时代里，吸收着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营养，也参与创造着丰富的校园文化。

　　初冬的一天，校园里的树叶落了，相辉堂里却是热气腾腾，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一阵愤慨声。复旦话剧团正在这里演出“文革”后第一个大戏《于无声处》。

　　舞台上，戴伟扮演玩世不恭的医生何为。只见他衣衫下摆半边塞在裤子里，半边吊在外头，一手捧书本，一手摇着把大蒲扇，穿着拖鞋晃了出来。“我正在研究我们伟大的文艺旗手推荐的世界名著《飘》，这可是最正经，最最正经，最最最正经的大事”。

　　演出结束了，大幕落下，同学们却还是坐在那里，直到演员出来谢幕时，人们才如梦初醒：哦，原来演完了，随后，掌声雷动，掌声中有泪珠闪亮。戴伟卸装回到宿舍，早已看戏回来的丹巴还在嚷嚷着：打死何是非(剧中一个极左分子)，打死何是非。

　　《于无声处》在校园里引起了轰动。多年后的戴伟回忆：这部戏以一景四幕六个人物，生动展现了1976年清明后，10月前的中国社会动荡的历史画面，揭示出“文革”中两代人的命运，显示出民心不可侮，真理一定胜利的发展规律，使人流泪，使人感奋。同学们不仅看戏，还出板报，在“南京路上”一期一期地讨论。一连几天，话剧团的演员和同学们举行座谈，谈戏，谈思想，谈人生。由于在校内的公演大获成功，复旦话剧团被推荐至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剧场公演，一连七场，场场爆满。

　　在戴伟的印象里，1978年的校园，文化讨论就是那样活跃。讲座多了起来，导演、演员、作家纷纷来到学校。校园活动更丰富了。演讲协会每周都有活动，时髦的吉他协会也在招兵买马。

　　很多小说都解禁了。姚国雄是班上的借书员，每次去图书馆都借回二三十本书，再分借给同学。电影也放开了，很多被打成毒草的片子恢复放映，四号楼的二楼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有好节目时，大家把板凳搬到走廊里看，有时凳子上都站满了人。

　　校园里辩论的气氛很浓，有时一顿午饭足足吃了个把小时，饭凉了，菜冷了，吃饭的人仍在争论不休。

　　早在8月的一天，四号楼的二楼墙报上，贴出了77级中文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女知青王晓华，在“文革”中受极左思潮的毒害，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9年，待到“文革”结束，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自己意识到对不起母亲时，母亲却已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篇小说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人大声叫好，也有人批评。于是，围绕着歌颂与暴露问题，搞起了论战，7611班也卷入其中。最后，中文系索性举行了讨论会。那天晚上，在一个容纳四五百人的大教室里，赞美派发言，“哗”，一片掌声；反对派发言，“哗”，又一片掌声。一些老师看着热血沸腾的场面，不仅感慨：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畅所欲言、自由讨论的景象了。

　　毕业在1980年

　　1979年的冬天到了，7611班即将走完充实而努力的三年。

　　三年前入学时，他们意气风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他们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这种自卑在部分同学的心里投下了阴影，并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一种纠缠不休的心结。这种情绪在毕业之际，则引发了一场签名运动。

　　自从77级同学进校以后，部分同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我们这些人入学时大多通过了考试，在教学计划之内完成了学习任务，能不能晚毕业一年或半年，把学得不好的课程再学习一下呢？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的几个同学决定给教育部长蒋南翔写信，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希望多读一年的心声。他们写好信，挨个宿舍找人签名，又油印后发给上海的其他高校。30年后，一位同学还记得那封信的片段：我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班船，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最早一班车，我们上学，一直认真读书，有些事情是时代的因素……

　　很快，学校领导一级级找同学谈话，指导员马上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后来有人听说中央给教育部、各大学都打了电话，要求做好稳定工作。

　　那是一个个性被淹没的时代，又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似乎国家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来不及处理一届大学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而更多的同学则早早看出了于事无补，只有到社会的广阔天地里才能证明自己。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历史的列车在高速地奔驰，八十年代就要开始了。

　　11月底，考试结束了，全班同学被召集到一个会议室里，指导员杨竟人宣布了每个人的分配去向。在那个带着计划经济时代特点的分配方案中，全班同学一部分属于“社来社去”，入学前从单位选派出来的，要回原单位；一部分是为文化部代培的，要到文化部；其余同学则要根据各省要人情况进行分配。

　　毕业前一晚，班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晚上十点，舞会结束，很多人回到宿舍，继续喝酒，话别。同学三年，难分难解。这一夜，很多人都没有睡好。很多人归心似箭，想到了校园外面广阔的天地。

　　庄昌泰要回自行车四厂，姚国雄要回图书馆。曹顺庆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他即将在那里开始后来辉煌的学术生涯。戴伟本来要回陕西，那里有他联系好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最后在学校的挽留下，他留在了复旦，继续着他排戏、组织讲座的生活。

　　四年没回西藏的丹巴也走了，和他的18个老乡一起，那个可怜的跳楼老乡永远留在了上海。在火车上，看着那个叫上海的城市一点一点后退，丹巴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来上海之前，他觉得自己很傻，而经过几年的学习，感觉自己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回到西藏师范学院继续教书，并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青年教师。

　　山西来的老姜也要走了。在一个下着小雨，让人伤感的日子，他去跟贾植芳先生告别。两年前的冬天，他有幸认识了这位渊博、正直，为追求真理不惜付出沉重代价的长者。那年，老姜一有空就泡在系资料室里。中文系的那幢老楼，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系资料室外面是阅览室，里面是图书，一排排书架，光线昏暗。冬天的一天，老姜一进资料室的门，就看到一个矮小精瘦的老人在替人找书，说话声音很高，一口汾阳腔。老姜一听就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是山西人。后来才知道，老先生就是贾植芳，刚从复旦印刷厂“解放”(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中文系资料室管理图书。

　　贾植芳先生很喜欢这个学习刻苦的小老乡，两年来，经常让他到家里玩，指点他做人的道理，做学问的方法。7611班快毕业了，老先生又让他考自己的研究生，老姜说自己的外语不好。30年后，老姜还记得老先生当时急切的神情：你考吧，你先考吧。那时，老先生还没有摘掉“胡风分子”的帽子，但已有了彻底平反的兆头。老姜却终于没有考研究生。他分到了山西日报社，后来成为一名好记者，1983年，他凭《一曲反弹琵琶，奏出林茂粮丰》，获得山西第一个“全国好新闻奖”。

　　告别的那一天，老姜从贾家出来，老先生让外甥女打着伞，一直把他送到汽车站。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冷雨飘飞着，身后熟悉的教工宿舍、远处的复旦校园，似乎都有些模糊了，老姜心里忽然生出无限的留恋，有着淡淡的惆怅，但随即心里又涌起一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渴望。

　　这是1980年的1月。报纸上说：在伟大的80年代里，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工业大放异彩的春天，农业硕果累累的春天，科学百家争鸣的春天，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这一年，车轮滚滚，7611班的同学们被一列时代的火车拉向了四面八方，那个以工农兵学员为代表上大学的特殊时期一去不返，一个不再以政治为先导原则的教育模式在他们身后打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向他们迎面撞来。

　　很多年后，班上的一位同学回忆毕业时的心情时，想起了后来的一首歌：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那时的山噢，那时的水，那时祖国一定很美，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