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工农兵大学生的荣光

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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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贾平凹

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李银河

200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日，7611班部分同学再次相聚。 孔沂澜 摄

　　下篇 再相逢

　　很多年过去了。这一天下午，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和夫人走出家门，前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去参加他的新书《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全唐文补编》的发布会。

　　平时乐憨、威猛的陈尚君，今天与往常有点不一样，系着领带，站在嘉宾签到处旁，

与前来的专家一一握手，到会的同学形容他像略带羞涩的新郎。

　　先是专家发言。向以善于挑刺而少假青眼著称的学者朱维铮，从史家的专业角度谈道，陈尚君敢用《册府元龟》，首称大胆，而辨析考证不乏精微，又足见其小心。《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此后不但是研治五代十国者首选参考书，亦为史家必备书目。

　　王水照先生讲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700万字，无一字无来历。孙猛教授说，《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二十六史”。

　　专家发言之后，陈尚君讲了五句话：感谢学校，感谢出版社，感谢老师，感谢朋友，感谢家人。他的眼睛湿润了。两部书，二十年板凳，二十年勤苦，二十年心血。

　　也许，那一刻，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陈尚君的心情。中国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而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镜面”是模糊不清的。陈尚君奋战11年，终于完成了“擦镜”工作，他重辑《旧五代史》，篇幅浩帙，让数百年来一直残缺遗漏的五代史首次露出全貌。11年时间里他在海内外收集、梳理各类古籍，引用到的古籍达400多种，而在重辑《旧五代史》之前，他已整理出120万字的《全唐诗补编》、400余万字的《全唐文补编》。

　　很多年来，他在那个连窗台上都堆满了书的工作间里，“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整理古籍”，旁边是垒成一垛垛铺开的资料。在整个八十年代初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学术风气中重理论、轻考据，很少人愿意做枯燥乏味而又辛苦异常的文献工作。他敢于坚持学术信念，勇敢地承担他人认为凭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能几乎完美地完成。为了专心学术，2001年，他辞掉担任了近4年的中文系主任职务，基本不参加学术活动，不回复朋友来信，专心于五代史的研究。他说，五代近100年时间里，他可以排出每天发生的事情。

　　1977年入学时，仅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老夫子，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86年洛阳唐代文学讨论会上，学界前辈程千帆先生凌晨到他的房间专门去看他，认为他研究杜甫的论文说清楚了自己早年曾做过的课题，前途无量；网络上则有称他为辑佚学“乾嘉之后第一人”的评价。据说朱东润先生晚年曾对中文系老师谈到陈尚君：“他今后一定会给复旦带来光荣！”在复旦百年盛典前夕，这句话得到了印证。

　　工农兵学员的荣光

　　在陈尚君学术声望如日中天以前，他远在四川的同学——当年贵州省军区文工团乐队的曹顺庆——也已经著作等身，成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台湾南华大学的访问学者、客座教授。

　　曾有作家概括“工农兵学员性格”：一般都能吃苦，工作卖力，上进心强，总是自强不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政治比较感兴趣，这些人搞科研、搞业务很难成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

　　而在7611班，一个工农兵学员班里，却同时出现了两位学术达到国内顶尖水平的人物，不能不令人惊奇。25年过去，那些当初在野蛮的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在毕业之后，知不足而后学，靠拼搏精神与强烈的上进心，用事实和成就来证实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在陈尚君为新书落泪的这一天——2005年9月22日，复旦已在准备后天的百年庆典。“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百年间风兼雨”，光华楼里，高朋满座；相辉堂前，胜友如云。庆典之际，似乎正是学子来归的好时候。

　　这一天，像25年前一样，从广西，从湖北，从江西，正有一些人赶往上海，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来不及等待来不及沉醉，年轻的心迎着太阳，一同把那希望去追，我们和心愿心愿再一次约会，让光阴见证让岁月体会，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他们各自的路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记者古亦忠带着送给同学的石玩和酒，坐上了柳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他还是老样子，脸宽宽的，头发卷卷的，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曾让他郁闷。毕业后，他回到柳州群众艺术馆做文学编辑，很想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有一阵子，他想考研，一举摘掉“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后来，他冷静想了一下：我是问心无愧啊，推荐上大学，第一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也没有走后门；我能上大学，是因为存在那样一个政策环境啊。第二，那是一段历史，我也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一个连历史都不能正视的人，又会有谁看得起呢，又凭什么看得起呢？第三，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大学文凭，只要你能做出成绩就行了。

　　1984年，广西日报在柳州招一个记者，当时竞争的人很多，古亦忠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但最后就是他被选中了。这让古亦忠非常感动，他觉得：只要你努力工作，别人就会接纳你。

　　在广西日报，古亦忠干活从来不谈条件，从不讨价还价。1986年4月，他结婚的前几天，还在中越边境采访，结婚后，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又走了。在中越边境，他白天采访，晚上在战壕里，打着手电筒采写稿子，旁边跟着保护他的部队战士……

　　1997年，他调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2001年7月30日，他从柳州驱车直奔南丹，临走时，他跟几个朋友托孤：万一我出了事情，关心一下我的孩子——那时，他的孩子不到14岁(他儿子今年考取了复旦大学，父子成为校友)。他与人民日报几位记者一起参与了震惊全国的南丹矿难的报道，及时把南丹矿难的真相报告给党中央国务院，揭开了南丹矿难黑暗的一幕。当时，古亦忠是人民日报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一夜之间成了“名记”。

　　回首往事，古亦忠非常感慨：事实上，无论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还是在广西日报，以及现在的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报社一直都非常赞赏他，作为骨干来使用，同事羡慕地说：“复旦毕业的”，而且每次工作调动，原来的单位都极力挽留，。

　　像古亦忠一样，当年“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分配方针，曾让一些同学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原来的文化馆、工厂，而曾经的工作环境和渴望的用武之地，又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差。他们中一些人不甘沉沦，不断在社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也改变着世人对于“工农兵学员”的看法。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庄昌泰还在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处理着日常事务。毕业后，他怀着 “我能上大学，确实是党和人民给的”感恩之心，又回到自行车四厂，在厂工会搞宣传等工作，一干5年，却发现在工厂里似乎只需要技术攻关，不需要唐诗宋词。他决定要出来。这时厂里新造的住宅楼已经封顶了，他的工龄已满18年了。庄昌泰还是决定要走。

　　1985年9月的一天，庄昌泰在《新民晚报》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不禁眼睛一亮：呵，八个党派市委机关联合招聘！嘿，民进市委！当年，社会招聘还是个新事物，庄昌泰却从这个饱受争议的字眼里，看到了机会。1986年，他来到民进上海市委上班。

　　与古亦忠、庄昌泰们不停地寻找人生位置不同的是，那些当初分配到合适岗位的同学，则牢牢抓住了机遇，在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里，发挥着自己的知识优势。

　　2005年9月22日这一天，南通江海晚报总编辑范计春还在报社值班。1980年，范计春分到了文化部党校，在理论教研室搞文艺理论。当时的党校校长王乔是中共党史、军事党史的权威，副校长方诗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军事记者之一，都对他非常赏识。

　　范计春那时胆子大，很快就编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当前文艺理论和美术理论的争鸣现状》，梳理了拨乱反正时期美学理论及流派争论的问题。在一个暑期研讨会上，他和余秋雨等人决定编一套艺术理论丛书，首先从艺术特征论开始，然后是流派论，风格论等。作为整套书的总筹划，范计春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

　　1982年，40万字的《艺术特征论》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将雕塑、绘画、戏剧各门类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点评似的串连，对于“文革”后人们重新认识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正当范计春踌躇满志，准备操作这套丛书的其余四本时，一件偶然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老家南通，他刚出生的孩子被查出患有重病。在爱人调京未果之后，范计春决定回南通。尽管文化部党校校长一再挽留，1982年底，他还是回到南通，进了南通日报社工作，后来参与江海晚报社创刊，从记者一直干到总编辑……

　　乐莫乐兮旧同窗

　　2005年9月23日，上海航天宾馆从上午起就热闹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同学先后赶来，老同学相见，似乎有片刻的陌生，但随即叫出他(她)的名字。“名字叫得出来吧？”“猜猜我是谁？”房间里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是1980年毕业以来，7611班的第一次大规模聚会。

　　复旦复旦兮，廿年已逝。上海同学姚国雄、陈晓东在大厅里接待各路同学。大家握手，寒暄，读书的日子好像还在昨天。喜欢摄影的姚国雄，后来从黄浦区图书馆调至华东政法学院，负责起了电教工作，拍过电视剧、记录片。陈晓东毕业分配到了复旦分校中文系当老师，一直到1988年，她想换一种生活。因为父亲解放前就是地下党、老报人，她非常喜欢报纸这个行当，就调到一家报社做国际副刊的编辑。1990年她出了国，1991年8月回国，就到了一家大学出版社工作。

　　古亦忠带着他的石玩和酒来了。戴伟也来了。戴伟不做话剧已经很多年。毕业留校以后，他在复旦宣传部负责话剧团、广播台工作。1995年，他去了美国，到索罗门文化公司去做访问学者，后来去了好莱坞帝国娱乐公司，做华语片的编导工作。2001年底，他回国加盟一家文化公司，如今在长城脚下筹建亚洲最大的蜡像馆。

　　“老干部”举手投足还是和当年一样，他成了南方某省直属工委的领导，可谓实至名归。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任向阳，如今成了上海松江区的副区长，因为出国考察没能赶来聚会。

　　指导员杨竟人老师也来了，陈尚君也来了，带着一车的校庆礼品。

　　这一天，上海航天局宣传部部长承经中，作为东道主，安排同学们参观了航天科技展览。与当年相比，他头发少多了，同学都说他为航天事业费尽心血。过去的岁月里，他作为上海航天局火箭卫星等型号实验队负责思想保障工作的人员，多次带队奔赴西昌、太原、酒泉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近几十年来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参与了“神五”、“神六”等飞船发射的宣传报道工作。

　　当天晚上，宴开五桌。那一晚，在范计春的印象里，大伙一开始似乎有些拘谨。似乎25年生活的重量，在一瞬间压在了饭桌上。环顾四周，有的白了发，有的秃了头，岁月无情，毕业时还是风华正茂，再回首已是中年之身。

　　而随着酒杯的举起，拘谨很快被打破，“老干部”还是老干部，“阿泰”还是阿泰，同学之间的原始本色很快展现出来。范计春似乎永远是聚会的活跃人物，脱口秀层出不穷。平时不喝酒的戴伟，看到每一个老师、同学时都很激动，酒过三巡就把自己喝醉了。

　　那一晚，同学之间没有了大小、高低，没有了局长、书记与职员、商人的身份差别，只有友情！只有思念，只有对往事的追忆。

　　心理包袱

　　“旦复旦兮，东方奇葩，桃李芬芳，香飘天下。”2005年9月24日，复旦百岁。这一天，校园里到处是鲜花彩旗，欢声笑语，到处是身着校名衫的校友重温旧时足迹。

　　7611班的三十几个同学走在校园里，复旦的角角落落似乎都在诉说着当年。又见老图书馆、相辉堂，时过境迁，那些楼都显得老了；又见四号楼，楼道里堆着杂物，旁边是新盖的三星级卿云楼，愈显其荒凉。

　　这一天，在相机此起彼伏的“咔嚓”声里，7611班的同学人人活在记忆里，又活在欢乐的现实中。25年过去了，“工农兵学员”这个词似乎在世间消失了很久，它当初加之于同学身上的痕迹，随着时代的大潮不断冲刷，也似乎已荡然无存。

　　这一班的同学，也像任何一群从一个宏大符号下解放出来的个体一样，仅仅作为鲜活的个体，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以自身的道德、能力证明着自己。其中有辉煌，有洒脱，也有艰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还是在一些人的心里，留下了不能承受之重，依然有人困扰于“工农兵学员”的心结，在时代的浪潮里起起伏伏，或自甘隐匿，或自甘随俗。

　　这一天，班上一位没有赴会的南方同学，看着报上复旦校庆的消息，心潮起伏起来：谈起复旦，我有一种很激动的感觉。但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是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帽子，到现在还在心里留下阴影，时不时刺激你一下。当年选拔干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的规定，很多人对我说，搞个研究生学历也不难，交点钱就行了。我说算了吧。现在我们年纪大了，就拼命想在人生价值上实现一些，其他很多事情就认命了。

　　这一天，北方某省也有一位同学因为会务缠身，无奈退掉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多年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也让他感触颇多。

　　1980年，他毕业后去了省城一家党报，做了两年编辑、两年记者。这一年，某地级市一位领导看中了他，要调他去当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不想放他走，两个副总找他谈话：你不想做记者可以做编辑，报社对你不薄，而且发展势头很好，希望你能留下工作。

　　但宣传部副部长的诱惑实在太大，26岁就给你个处级干部，到了那样的岗位上，可能对社会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更大。那一年，他这样想。

　　由于报社迟迟不放人，半年后他的档案才到那个地级市。不料当时机构改革刚刚结束，该市职位全部安排完了，他被安排到临近的地区做对台办副主任。这是1984年。

　　在对台办这个岗位上，他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呆了整整八年。这期间，他连续几年受省委宣传部、省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表彰，立过三等功，出过《扇子史话》、《东方瑰宝——悬空寺》两本书。一直到1992年，他调任行署副秘书长，分管科教文卫工作。1997年，他从副秘书长岗位，到了下属县做正处级的副书记。1998年，他反省自己走过的路：这么多年，自己兢兢业业，辛辛苦苦，有基层工作经验，也有机关工作经验，立功、受奖的证书一大摞，为什么升迁这么难？

　　那一年，他想到了自己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产生了原罪感：以往职务升迁的时候，领导一听是复旦毕业的，非常感兴趣，但一听是工农兵学员，就打了折扣。他想到了考研究生，来脱掉那层皮，就参加了中科院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班。当时，市里参加“脱皮”班的人很多，包括当地的市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等。

　　2002年，他回到市里的一个局做局长。到现在快50岁了，也还是个处级干部，他感慨命运的安排，但心态又很平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回顾多年的路，他想：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些人是无罪的。他们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也可以发展得更好。

　　先行者和终结者

　　25年过去了，世间大浪淘沙，百舸争流，世人关于“工农兵学员”话题的感慨，似乎一直是若隐若现。

　　也许诚如那位当年的同学所言，这一代人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他们先是在十年浩劫中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机会，又在拨乱反正之后错过了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虽然和“批林批孔”时代的工农兵学员不同，他们在校时经过了较为正规的学习，毕业后却被一视同仁，背上了历史造成的不大不小的包袱。

　　他们做出的成绩很少被提及，他们存在的意义总是被忽略，他们的“大普”学历一再被放大，他们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人物画上等号。

　　而历史是不该忘记的，工农兵学员做出的成绩同样不容抹杀。在那个改革开放的20世纪八十年代，各项事业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之时，“文革”前“十七年”培养的老大学生已远远不敷需要，而“文革”后的新大学生还需要在实践中磨炼，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先后毕业的百万工农兵大学生，在科研生产等岗位的第一线，顽强地胜任了自己的岗位。光荣的八十年代同样属于他们。

　　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是这样，对于具体的个人同样如此。

　　“唯文凭论”和“唯血统论”，注定要被时代的潮流涤荡，“工农兵学员”的心理阴影也终归要烟消云散，一个个当初或宏大或渺小的词语标签，注定要被活在当下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用奋斗来证明自我的个人所取代。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这个社会也正在提供着越来越丰富的价值评判体系。

　　班上一个张姓女生的人生道路，似乎对此做出了注解：毕业以后，她在北京、美国来回走，朋友圈子里不知道她有没有上过大学，她说，从前写小说，现在写电视剧，做的都是白纸黑字的工作，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在国外时，也是自由撰稿，凭手艺挣钱，从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工农兵学员”。这个社会是公平的，一个人该放在什么位置，就会在什么位置。

　　25年只是一瞬间，7611班的同学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子女已逐渐走上了生活的舞台。在这个价值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工农兵学员”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有如天方夜谭。或许，有一天，他们会问起自己的父母年轻时的事，会问起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是什么意思？这一代人的存在价值何在？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古亦忠回首往事：他们代表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成长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过程，鲜明地烙印着两个时代的特征。前一个时代的光荣与骄傲，成为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后一个时代的自卑与包袱，让一部分人隐匿，一部分人自甘随俗，一部分人知不足而后学，在最初的屈辱中奋起，在各自领域里闯出一方天地。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范计春想起30年前，那个百废待兴的早晨：他坐在台阶上念英语，80多岁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看到了，非常激动，拿起拐杖往地上一敲，啧啧称赞：好啊，好啊。也许会让他想起老师从前说的话：76级是最幸运的一届，承上启下的一届，从这一届开始，教育制度对以前工农兵学员的做法做了彻底的否定。76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恢复“文革”以前教育制度的先行者。

　　也许，这个问题会让人们感慨：在历史厚重的烟云之下，他们原来是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里，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先行者和终结者。

　　(实习生王帅对该稿也有贡献)

　　鸣谢：复旦大学袁震宇、王继权、杨竟人、骆玉明、陈尚君诸位先生，华东政法学院姚国雄女士、江海晚报社范计春先生

　　(插文·资料)

　　那些工农兵学员们

　　李银河

　　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插队内蒙兵团，后转插于山西沁县。1974年根据各方面综合表现，李银河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后，分配进《光明日报》社。1980年，在偶然接触霍尔斯曼和社会学之后，发现兴趣所在，先后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和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9年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五十位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贾平凹

　　贾平凹，当代作家，陕西丹凤人。1972年，初恋情人将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他，贾平凹得以从水利工地被推荐进西北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如果没有那次机会，我可能现在还是农民。”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省出版社文艺编辑、《长安》文学月刊编辑。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他的每部作品都会掀起一股浪潮，从最初的《废都》到《高老庄》，再到《病相报告》，都是火热至极。

　　梁晓声

　　梁晓声，著名“知青作家”。祖籍山东省荣城县。初中毕业后，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被推荐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工农兵学员。并据此写出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1977年毕业之后，被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十年中曾任编辑、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自1984年以来，其名字一直被收在美、英、澳三国《世界名人录》中。

　　王石

　　1951年王石出生于广西柳州一军人世家。1973年从部队复员。为了能上大学，王石选择做一名辛苦的锅炉大修工，终于在1974年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给水排水专业。大学三年期间，他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英语，培养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正因如此，在分配到广州之后，毅然下海到深圳，打造了中国第一房地产品牌万科。如今，王石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个性化代表，地产业大亨，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纪录创造者。

　　敬一丹

　　1955年生于哈尔滨，初中毕业后在小兴安岭度过了5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原本喜欢法律的她阴差阳错地读了播音专业。毕业后，任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后回母校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现任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连续获得3届“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孙玉玺

　　195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初一时赶上“文革”，在黑河地区的长水河农场下乡5年。1973年，作为知青生产连队连长的孙玉玺成了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英语，1978年毕业后，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学习国际关系。1979年学成归来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法国、韩国等大使馆担任重要职务，后于1998年任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在2002年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期间，出版有关阿富汗战后情况——《山国采风》一书。从2005年开始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至今。

　　马德

　　马德，齐齐哈尔市人，原绥化市委书记。1970年10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同年12月入党。毕业后，他相继担任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秘书、省纪委办公室秘书、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等工作。2000年2月任绥化市委书记。经查，马德在任职期间，卖官鬻爵，索贿受贿，数额高达603万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2005年北京市二中院最终以受贿罪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张铁生

　　1973年，因为一封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成了“文革”时期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也因此赢得了“四人帮”的称赞，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人大常委。1975年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1983年3月23日，法院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41岁的张铁生刑满获释，1995年跟合伙人成立公司，目前净资产过亿元、拥有17家子公司。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