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洛：毛泽东--掌握时机的大师

　　张西洛

　　毛泽东，时代的巨人。

　　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国内的或国际的，毛泽东十分重视掌握时机这个问题。

　　在毛泽东善于掌握时机上，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39年9月我作为重庆《新民报》记者与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 、《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在延安访问毛泽东的事。

　　我们三记者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去的。在国统区难得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特别是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谈话。我们到达延 安后，9月15日刘尊棋同我商量访问毛泽东的事。我们拟了一个访问提纲，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和一直陪同我们 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提出访问毛泽东的请求并递交了问题表。出乎我们意料，第二天我们三记者刚吃过早点， 金城迎面走来，向我们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金城告诉我们，会见的时 间就在当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我们的住地新市区边区政府交际处的窑洞。

　　16日下午，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去参观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当我们返回交际处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抬 头，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原来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会见我们了。毛泽东一边同我们紧紧握手， 一边热情地说：“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毛泽东同我们谈话的地点，是交际处五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 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我们三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 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肖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参加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 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据金城在1986年撰写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一书中写道：“三记者找到我，提出要求见毛主席。我知道，他们 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我们的底，我让他们拟一个提问题的提纲。他们推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来了。问题分 三部分：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二，关于两党的磨擦；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刘尊棋当时与我党有关系。张西洛是 进步分子。这三个问题，正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最迫切要求知道我党的态度和政策。我把提纲很快转送给毛主 席，主席在第二天(9月16日)下午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迅速地接受了我们访问他的请求？依我看，就在于他抓住了有利时机。

　　第一，我们三记者代表的，一个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一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 级的报纸。这样，党、军、民俱备，他对我们发表谈话，无异于对国民党及其军队以及国统区的人民讲话。这种机会在当时来 说是很难得的。

　　第二，当时正处于1939年12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已经发生了惊动全国的“平江惨案”，张荫 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也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公开明确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的严正警告，是非常必要的和及时的。

　　第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受到种种限制和迫害，不少稿件被新闻检查所“免登” 或“删登”，国统区的人民很难听到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声音。利用这个机会，让国民党的传播媒介，替共产党传播最新主 张，也是巧妙的一着棋。

　　第四，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主张尽快召开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提起 的；揭露国民党军队制造磨擦，破坏团结，要求取消反共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正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中共对待磨 擦的态度；斥责了一些反动分子要取消“边区”的胡言乱语。

　　我们进窑洞坐定之后，毛泽东把我们写的那张问题表，在桌上摊开，深沉地说，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人 人注意的问题。不仅两党中间，就连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切。他按我们提出的问题表，一一作了回答。

　　在谈到第二部分问题，即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的时候，他说：“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 来情况虽然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搞的那个所谓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破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的根源。”毛泽东说到这里十分激动，站起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望着 大家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作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 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 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口 号一定要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分清敌我，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就这个特定的问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凡是敌人反 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的政治原则 ，震动了中外。

　　会见后，毛泽东还同我们合影留念，并送我们每人一本签上我们的名字和署上他的名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 明教程》。

　　我们记录的毛泽东的谈话，由刘尊棋执笔、耿坚白和我补充，共同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给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 际新闻社”寄去一份。后来我们看见，延安的《新中华报》在10月6日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记者刘先生、扫荡报记者耿 先生、新民报记者张先生的谈话》为题，把这篇重要谈话登在第一版上，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都刊登了 这篇重要谈话。重庆《新华日报》是10月19日刊登的，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 华侨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果然，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一字未提及毛泽东会见三记者的事。

　　毛泽东会见三记者的谈话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还配发了毛泽东的一张照片。当天，《谈话》就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重视，国民党内部极度惊慌并引起轩然大波。蒋介石看见了当天的这张报纸，大发脾气，骂新闻检查官是饭桶，责令检查 失职的责任。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产生了自己的英才，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学者、诗人， 他们站在时代的前沿，把历史推向前进。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垂诸史册。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历史转折时代的伟大遗产，也值 得我们认真地深入地全面地加以研究、继承和发展。无疑，这是一项值得延续几代人的工作。

　　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