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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福明:在最后的日子里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9日18:08 民族魂网站

  周福明

  毛主席离开我们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来,我丝毫没有减弱对伟大领袖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9年12月26日,毛主席66岁生日那一天,我在杭州有幸第一次给主席理发,主席
对我还比较满意,就把 我带往北京。先是做主席的理发员,很快又当卫士,负责主席生活管理的工作。直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在 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个春秋。与主席朝夕相处十七年,要讲的事真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尽。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借此 之际,我想主要谈谈主席晚年最后日子里一些情况,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不尽思念。

  进入1976年,主席显得越来越苍老、憔悴。由于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导 致身上的肌肉都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 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1976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 起,与走进书房的客人握手以示欢迎。坐下来谈话似乎更加难熬,主席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毛主席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三O一、三O五等医院选派的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 员组成的医疗小组对主席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老人家。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富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 他们的心情和我们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 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在主席病情恶化前,每次吃饭都是由我为他送饭、开饭。可这时的主席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 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护人员为主席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份,精心 地为他老人家配制的。鼻饲的管子一直在主席的鼻孔下插着,护理人员隔断时间把食物往管子时注入一次。

  汪东兴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阵,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许多 工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已插不上手,但卫士值班仍照常进行,我们没日没夜地为配合医疗小组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毛主席躺在床上动不了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老人家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他 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竭尽全力地为党、为人民继续操劳。他时刻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知疲倦 地,忘我地工作着。我时常看到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的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在严重地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 淋地,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得不停。我心里很难受,真想劝主席您喊一声吧,您叫一声吧。可我们的主席从来也不喊,从来 也不叫,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他以顽强、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主席他老人家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

幽默的言谈来宽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 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三O一医院的专家姜泗长感慨地讲:“我行医凡四十年, 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象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 精神。”

  “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主席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主席不停地 看,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替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 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彻底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壮语。

  这段时间主席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还有各种字帖。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主席特别喜欢这套书。我到主席身边后, 看主席读这套书,有的起码读过十遍也不止。不过这个时期主席读这套书,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字比较大,看起来眼睛也感 到不那么费劲。当时送主席阅看的文件,事前都要由秘书局和部队的同志把铅印件抄成大字。

  主席的生活习惯历来怕热,他一年四季不盖被子,铺着凉席。病重期间由于长期卧床不起,床单下铺的凉席也不觉得 凉快,身体与床常接触的两侧髋骨早已长出了褥疮。特别是进入6月,天气逐渐地转入夏季,更觉得炎热难耐。一天,躺在床 上的主席实在感觉闷热难忍,我们想有什么办法把铺的凉席换一换。张玉凤想了个主意,她让护士拉着床单的四个角把主席抬 起,自己赶紧去换床单下铺着的凉席。主席的身体刚一离开床,凉席还没有来得及去换,主席就昏了过去。肺心病最忌讳动, 这次搞得很紧张,惊动了华国锋。怎样替主席换凉席成为一件大事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经过 反复考虑、研究,最后采用“换床”的方法。就是用两个床来回倒替。

  新做成的床长220公分,宽140公分,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木质的床头,所不同的是它还带有医院病床的 功能,称它为“治疗床”。床底四周用四棱钢固定,床板可以升摇,床的四腿还是轱辘的,原地能够360°打转。我和警卫 战士先反复训练。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找来了与主席体重相近的厨师进行试验。我按照主席的生活习惯,先把要换上去的床 用褥子、凉席一层层地铺好,再用白布单把铺的褥子、凉席平平整整地包住。再把它与主席躺着的床相并。而后我和警卫战士 们从并床的这边,拽着主席躺着的床单,均匀地使劲,慢慢地把主席从原来躺着的床上拉到要换的床上。实践证明,换床的办 法是可行的。当时华国锋也下了令:“每次换床你们提前做好准备,通知我们到现场。没有你小周在,没有政治局常委在,这 个床谁也不能换。”以后,只要主席提出,政治局常委、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三方到位,床才能换。

  1976年7月28日深夜,我没有睡觉,和往常一样在值班室里值班。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听到大厅门窗上的玻璃 “哗啦啦,哗啦啦,……”响得非常厉害,也不知谁喊了一声:“

地震了。”在场的人都忽地一下围到主席身边。屋里的气氛 立即紧张起来。

  有位同志喊:“小周,快!主席的头。”

  我跳起身双臂抱住主席的头部,弓下身挡住。

  很快送来消息。在我国的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刚才的一切是震中的波及。现在唐山、丰南地区仍处 在余震之中。

  游泳池的房屋有些是木质结构,再加上长久失修,房子比较陈旧。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立即做出 决定:立即把主席转移到游泳池南边的“二O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较新,相对游泳池来说要安全得多。

  地震后的几个小时,警卫中队的战士用担架把主席抬到“二O二”。当时主席服了安眠药睡下了,抬他的时候连他自 己也不知晓。

  毛主席醒来发现眼前陌生的

天花板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来了。”他搞清怎么回事后要求回游泳池。

  是华国锋亲自来到主席跟前向他解释、做工作:“这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可主席还执意要回去。”

  华国锋只好讲:“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唐山、丰南地区的地震逐渐地趋于平静。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 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这场地震,伤亡人数达24万多人,其它的损失难以估量。主席不禁为此而落泪。8月4日,毛 主席派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传递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慰问之情。

  可毛主席他自己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伴随着唐山、丰南地区的余震,永远离开了他居住的游泳池。

  毛主席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清楚,思路清晰。9月8日,主席去逝的前一天。

  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 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 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用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 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得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 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 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去世的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 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地警惕、观察、注视着。

  主席和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药睡下了。没过多久,监视器再次地显示主席的心脑严重异常。医疗小组的专家和医生迅 速对主席实行抢救措施。人工呼吸、强心针……,这一切对主席来讲都无济于事。主席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过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主席与世长辞。

  很快,我发现从主席的鼻子部位渐渐地变白,这是体内血液下沉的结果。主席的遗体开始僵硬。

  想到从此再也不能与他老人家朝夕相处,听不到那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幽默而风趣的话语;看不到灯光下那与书相伴 的主席身影;再也不能向他老人家问寒问暖,问饥问渴,我禁不住悲痛欲绝。

  处理主席后事的工作开始了。为了要把自己与主席十七年的经历画个圆满的结局。我再三地向领导、组织恳求,希望 自己为主席理最后一次发,修最后一次面。

  要求一提出,我就默默地去做准备。为主席理发十七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心里如此地沉重。我打开理发工具箱, 里面的工具和往常一样,围布、推子、梳子、篦子、刮胡刀、……。它们并不脏,每次我用过之后都要擦净,用酒精消毒。可 此时的我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拭,不知多少遍。我还特意选出几把篦子,同以往一样用棉花一把一把地梳好。

  我感到眼前这一件件的工具,是如此地亲切,就好象是一条条传递自己对主席深切感情的纽带。

  我默默地期待着!

  凌晨三点来钟,也就是主席逝世后的三个小时,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当汪东兴告诉我这一消息时,难过之极的 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宽慰。

  主席已两、三个月没有理发了,头发凌乱不堪且参差不齐。这还是主席病重期间,医务人员用手术剪子剪的。他的胡 子我倒刮过几次,很快又长了出来。

  我揣着理发工具箱走到主席床过,有些迟疑了。主席安祥地躺在那里,他太劳累了,太疲倦了,我怎能忍心打扰他。

  “我办我的公,你办你的公,我们互不干扰。”主席的话又仿佛在我的耳旁响起。我暗暗地说:“主席您安心地睡吧 ,我决不会打扰您。”

  我弯下身子,手中的推子在主席的头上轻轻地、慢慢地来回移动。

  这是我凭生以来感觉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此时的主席身体都开始僵硬,更不能动了。象主席右鬓和两耳后面的头发 弯着腰是理不到的。为了不打扰主席,使他老人家感觉得舒服。剃右鬓角的头发时,我干脆跪在地上,扒在床边为主席剃;剃 两耳后面和后脑勺的头发时,我索性上到主席躺着的床两边,顺着他躺着的姿式,这边扒一下,那边躺一会,稍微偏动主席的 头部。

  我浑身是汗,为主席服务十七年,除了第一次为主席理发,再没有象今天这样。是激动还是紧张,是悲伤还是难过, 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感觉眼前的一切总是那么地模糊不清。

  最后我端来一盆热水,用热毛巾热敷在主席的头发上。主席适应什么热度,用手一试就知道。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湿, 似乎变得黑了,再用篦子反复地篦,立刻显得乌黑发亮。我又为主席精心地刮了胡子,擦了脸。似乎主席又精神起来。

  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很快又回到游泳池住地拿来衣服为主席穿好。内外衣都是新的,是主席生前做好备用的,准备替 换被主席穿破的衣服。没有想到这么快他就用上了。中山装的颜色也是主席最喜爱的灰色。

  1976年9月11日早晨,我哭送主席。我同负责主席警卫的战士一起抬着老人家的遗体,迈着沉重的步履,一步 一步地离开“二○二”、离开了中南海……。

  (亓莉整理)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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