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主席的几次会面

　　杜润生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年6月，召开了中 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 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 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 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 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2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亿1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 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 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 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 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 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 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 。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 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 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 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 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 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 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 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 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 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几，最高50%，没 有70%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 光分地主土地，只友40%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 49年底50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 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 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 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 ，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篇。少奇说，中央一致 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 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 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 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 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 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

　　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 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 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

　　二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 2年11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叫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 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驻地 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 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 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 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 “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 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 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 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毛后来批他的“ 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 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 ：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 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 》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件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三个文件，毛主席都 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 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 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 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 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 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 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 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 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未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 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

　　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 ？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 ”，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 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 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 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700亿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 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 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 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 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 “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 /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 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 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到1 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785亿斤，比上年多收178亿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 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 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 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 ，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 ，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 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

　　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 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 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 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 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 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 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 ，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 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 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 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 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 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 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 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 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 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 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 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 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 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 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 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 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 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 ：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 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 ，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 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 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 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 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 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 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 “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 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 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 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 ”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 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 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 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 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 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 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 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 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 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 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 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 。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 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 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 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 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 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 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 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 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 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 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 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 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 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 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 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 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 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 ，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 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 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 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 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 ，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 ，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 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 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 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 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 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 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 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 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 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 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

　　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 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 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 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 “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 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 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 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 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 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 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

　　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 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

　　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 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 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 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

　　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摘自：《缅怀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