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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主席的几次会面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9日18:09 民族魂网站

  杜润生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年6月,召开了中 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 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 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 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 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2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亿1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 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 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 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 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 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 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 。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 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 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 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 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 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 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 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 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 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几,最高50%,没 有70%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 光分地主土地,只友40%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 49年底50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 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 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 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 ,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篇。少奇说,中央一致 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 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 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 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 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 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

  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 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 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

  二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 2年11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叫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 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驻地 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 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 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 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 “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 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 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 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毛后来批他的“ 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 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 :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布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 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 》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件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三个文件,毛主席都 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 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 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 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 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 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 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 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 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未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 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

  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 ?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 ”,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 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 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 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700亿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 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 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 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 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 “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 /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 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提出要摊派数字,要有计划。到1954年春,全国初级社由1万多个发展 到7万多个。各地方已出现有一点强迫命令的现象,这一年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农村出现紧张。据统计,从1953年到1 954年粮食年度,国家实际粮食收购785亿斤,比上年多收178亿斤,增长29.3%。老百姓对统购统销不习惯,对 取消粮食市场不知是怎么回事,怨声四起。本来统购统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一种战时经济措施,现在把它做为总路 线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和合作化同步实施,强求农民接受,当然有困难。当时中央农工部为避免全面出击,建议合作化应 稳一下步子,曾在54年春正式给中央写报告,叫各地方不要再单纯追求数字,努力先办好这7万个社,使之真正起示范作用 ,真正是自愿的组合。同年3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因此4月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要目标就是办好这7万个社 ,主张发展一批,办好一批,稳步前进。一直到1955年春,始终是这个态度。这和毛主席这个时期一连串促进农村社会主 义改造的言论是不协调的。

  现在回顾一下,有几个观点,当时由于受它们的支配,成为后来人们所批评的保守倾向的内在因素。这就是:1)尽 管毛主席说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说明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桥”,二者是一致的。但按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认为新民主主义 是个很长的发展阶段,有多长呢?至少要有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起码是15年。总路线就是这么说的,要按七届二中全会的 决议。及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过程 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不然就构不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也都要有一定程度 的发展,……所以人们脑筋里不存在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预期;2)土改之后,农民才由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 财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很自然地要求自主经营发展家庭经济。对于贫农而言,他们是有困难的,但不能因为克服困难 ,就把他的私有权拿走。搞互助组,农民是可以接受的,搞合作社,土地集体经营,多数农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此,土改 结束后,我自己从新区来到中央,头脑中依然带着当地农民的愿望:要有一段发展个体经济时期。认为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也 能和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衔接上。合作化早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刚满足,马上又改变,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3)毛主席的合 作化工作路线,是由点到面,循序而进,从低级到高级。互助组,有了社会主义萌芽,然后萌芽长大,进而办合作社。但按这 个程序去实践,需要有时间。中国这么大,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工业发展也要有个过程,没有工业的支持,农村生产力的大提 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心里认为,按15年时间,在其分配上应该是先慢后快。起步过快,所谓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可 能落空。总之,调子是防急、求稳,这终于引出后来毛主席的批评。在这以前据说毛曾召集刘少奇、彭德怀、邓子恢谈过一次 话,批评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告诫不要重犯53年错误,毛几次提到此事,彭德怀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也有所检讨。子恢 同志似乎未予重视。53年初华北大名府、太行山整顿合作社,一批合作社又退回初级社,陈伯达向主席反映说,农村部反冒 进变成“冒退”。中央农村工作部讲防止急躁冒进是事实,但并未直接干预,整顿工作是由地方主持进行的。

  三

  1955年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们几人去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和我参加。当时由我们简略地 谈到:现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搞到一块了(继上一年度之后,1954年至55年度购粮891亿斤,增加106亿斤),有 几个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区,粮食任务重,合作社办得急了一点,不但追求社的数字,还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农 民杀猪宰羊、卖牲口、不上粪,春耕受了影响。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组办得不错。贫农对互助组是很 欢迎的。互助组能解决劳力、牲口、农具缺乏问题,那些富裕户缺劳力,贫农缺牲口,他们自己协议好,互相等价交换,所以 受欢迎。毛主席听过后就讲了那段最有名的话,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 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主要收缩(如浙江、河北 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实际上类似的方针在1955年1月10日中央《关于整 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中就已提出,提法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这次谈话以前,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 :毛主席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关系,农民负担很重;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 以前1/3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50%。毛主席还对谭震林说,到明年十月可停下来整顿一年。此时 ,我们以为主席和我们之间,不存在重大分歧了。其实,这只是战术上暂时的一致,不是战略上的一致。他对于各方面报来的 关于农村存在的紧张情况不能不予关注,因而对我们提出的某些缓解政策表示支持,但他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推进社会主 义改造的战略部署,并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他这几年已形成了一种印象: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 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公私一律平等,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阻力,必须打破,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当他得到一 些符合理性预期的讯息时,就认为这才代表着事物的本质、主流,那种不符合理性予期的讯息,就认定是表面现象,非本质的 支流。他主张支流也要注意。但不能颠倒主次。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不能不着重批判那些非本质的支流的宣扬者。了解了这 一点,也许可能对毛主席这一年中态度近乎突然的变化作出解释。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有过按是否符合 “大方向”来判断思想是非的做法。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曾使人们产生离开对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方法,陷入认识的误区。

  1955年春,正当准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字”方针时,农村传来更多的讯息,党与农 民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状况,南方以浙江问题最为严重。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即政法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分别派出工作组调 查。回报说:该省在1954年春只有2千多个社,到55年春增加到5万多个,占农户比例由0.6%增加到近30%,扩 大了约50倍。在办社中严重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命令,提出“抓两头,带中间”,“向中农进攻”等口号,大反“小农经济 ”和“自发势力”。54年浙江粮食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农民留粮严重不足,并多给单干农民派任务,以统 购统销来促合作化。全省耕牛减少5700多头,猪、羊减少1/3至1/2,卖家具,吃种粮、逃荒、要饭、卖儿女、老弱 饿死等现象续有发生。55年当年3月下旬,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来到北京,邓子恢和谭震林(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书记处第二 办公室即地区办公室主任)等人,与江华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处理浙江问题,决定用中央农工部的名义,给浙江先发个电报。电 报发出前,曾送给陈伯达,托他转呈毛主席,陈回电话说:“主席同意”。邓老随即出国访问匈牙利。

  电报发出后,浙江省委表示同意我们的建议。谭震林同志再次召集会议,决定由江华同志给省委去电话,请省委下决 心处理农村问题,同时请农工部和中央二办派人就地商量执行办法。于是把我和中央二办负责华东组的袁成隆同志派去。4月 上旬到浙江后,在省委会议上取得共同认识:关于合作社问题,能巩固的全力巩固;群众意见很大的、人心散了的、强迫命令 的、维持不住的,“坚决收缩”。原不准备开大会的,省委提出开会才能统一思想,于是开了个干部大会,由我讲了话,浙江 省委副书记、省长霍士廉同志做总结。后来毛主席批评说坚决收缩的决定是在“惊慌失措”下做出的。当然,我在用语上有毛 病,如说到“下马”,但这只针对浙江地区的那种无法巩固只能收缩的社讲的,并没有让整个合作化工作下马,更不是让全国 合作化下马。实际上有一批办不下去的社,硬撑下去,必将影响当前生产。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社由5万多减少 到3万多个,共减少1万5千多个。当时估计河北省也应收缩,河北表示已经搞过了,不再动了,我们去看了看,就没有再搞 。这样加上河北和山东自己收缩的,全国一共减少了2万多个合作社(以后,曾被误传为上二十万个社,在文化革命以前就这 样传开了),社的总数也由67万个变为65万个(在54年中仅仅是10万个)。56年浙江把原来收缩的社又都恢复了, 但在57年这里又出现退社潮和自发包产到户现象。

  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少奇、小平同志等出席,由我汇报农村的情况,谭震林同志做了补充,主要讲浙 江的问题。会议上有几位同志发言,都主张把重点放在已经办起来的社尽量巩固下来。最后少奇同志讲了一段话,大意说,问 题的核心是个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所谓强迫不强迫,自愿不自愿,就是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 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下,明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 门,那时候我们把门开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以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当前合作化的总方针是:“ 停止发展,全力巩固”。

  4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带回他对农村情势的新判断。5月1日他到天安门观礼,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 一点。大意是,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都长得很好,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麦子长得半人高,谁说生产消极?办合作社 的积极性也高。但给合作社说好话人不多,柯庆施说下边有1/3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领 导不无关系。从此主席就认定所谓农村存在紧张,农民不满统购,合作化有强迫现象等等说法,一概是“发谣风”,因而进一 步强调要反对保守倾向。

  5月17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上,毛主席强调合作化出点乱子,但主流是好的,不 讲这一点是右倾表现。谈到“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主要方面是“发”,尤其在后解放区“基本是发”,三月份所提“三 字经”内涵,已有所改变。这次会后向到会各省分派了发展合作社数字,并决定到明春搞100万个社。在这次会议上各省( 市)负责同志反映中央农工部不放手的毛病,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6月1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少奇同志主持,批准了100万个社的计划。响应杭州会议精神,对保守倾向也有所 批评。

  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式 提出迎接农村社会主义风暴,反对右倾保守。七届六中全会讲话的基调,就是这个会上定的。毛主席在会后找邓子恢,提出1 00万个可以再添30万个,搞130万个,看怎么样?邓老说回去考虑考虑。邓老回去以后,找了部里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 ,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第二天邓老就去找毛主席,道理讲了很多,其中包括发展合作社的计划要照 顾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水平,培养会计就需要时间等等道理。主席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一百万就行,多三十万 就不行?我看不见得。7月18日,毛主席给我批了一个条子,说:“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四、五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 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我就送去一些东西,以后廖鲁言他们又送了一些地方上送来的材料。毛主席就开始编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在这基础上扩大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老人家一篇一篇地看,加批加注,越写越 起劲。后来认为右倾保守不仅是邓子恢的问题,而是全党的问题,于是决定召开七届六中全会解决。会前书记处召集我们开会 ,小平同志传达主席原话,说: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以上会议 ,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

  接着在10月份召开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首先由邓老和我两人做了检查,承认落后于形势,接受毛主席的 批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特别强调指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处在大潮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像小脚女人走路,总 嫌别人走得过快;合作社是能办得好的,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不能办好?10万个能办好,100万个、130万个 就办不好?能办小的就不能办大的?能办初级的就不能办高级的?说没有干部,干部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嘛!他指出 特别是把中农划为上、中、下三类,我们只要团结贫雇农、下中农,就争取了多数,就能保证合作化健康发展。少数富裕中农 不愿入社,可以叫他等一等,他批评具有保守倾向的同志是站在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立场上说话,提出不能够认为先工业化、先 机械化然后才有合作化,说我们先搞好合作化,可以推动工业化。他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浙江“坚决收缩”合作社 是惊惶失措的表现。现在人们看到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是在7月讲话稿基础上经过两次修改于10月发表的,此 件和7月31日会议文件有差别,其中许多问题,如明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小脚女人走路”,“从富农富裕中农 立场出发”,批评“下马、上马一字之差”,关于办大社和高级社等等,都是七届六中全会上讲了后来加进文件的。他在这次 会议上的讲话另有提纲,有许多话没有上文件。

  会后不久,中央开会讨论农工部错误问题,当时有人提出邓子恢检讨不够,毛主席说,邓子恢同志反封建还是很坚决 的,此次犯错误是做了检讨的,是可以改的,向来对犯错误做检讨的人都不满意,都说他检讨得不够,我看差不多了。陈伯达 提出,邓子恢犯错误,杜润生同志起了不好的作用。主席说,杜润生同志是经验不足问题,是好同志,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合 作化是新问题,没有经验,下去干一个时期就好啦。陈那样讲我,使我回想起过去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留下一个 “很不谦虚”的印象。记得1954年有一次谈话,他说资本主义初期,家庭手工业变成作坊的工厂,作坊里头集体作业,有 了分工,于是生产就增长了一倍两倍,难道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这种变化吗?我多少年后才知道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我当时 只凭直感就说,恐怕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把工人聚集在一个房子里边,手工业老板能够直接监督管理,农业分散在广大的 土地上进行生产,维持劳动纪律,更多靠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他觉得我的思想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 导,不尊重马克思,不听毛主席的。此外还有几个小的争论,其中一个是关于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我说高级社可能难办,他说 不比初级社难办。在这次中央会议上,他想把我的问题往政治问题方面挂钩,可能与此次顶撞有关。毛主席在那次会上给我和 邓老说好话,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允许人们犯错误、改错误,一看二帮。有错,进行严格批评,同时又给予信任,对这种爱护 干部的精神,我们都是感觉到的。

  今年是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我回顾的这段历史,也已是40年前的往事,这段往事,历史发展本身已作出或还将继 续作出正确的评估。自然,作为亲身经历者,我们个人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新的认识。

  乡村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亿万农民向往社会主义美好远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探索和试验,这个运动既 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不论人们对这个事业本身在看法上有多大变化和差异,绝不能动摇我对毛主席的基本认识。我始终 认为,毛主席是20世纪中国也是历史中国里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晚年也有失误,但更伟大的一面是不朽的功绩。当他 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变动的趋向,从而做出战略决策时,他那披荆斩棘,一往直前,相信群众,藐视困难,百折不回,义 无反顾,务求必成的气概,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贯坚持,都是极具特色的。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史上树立的前无古人的业绩,和他的理论成就,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宝贵遗产,永垂青史。

  我想谨借此文,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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